回到上海
1963年7月下旬我从安徽回到了上海。
在外地上学，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当年有点像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不仅家人，左邻右舍都为我高兴，楼下的翁先生对我母亲说：“伍诺（你们）国庆额角头津津（真正）碰着天花板啦！上海大学生还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宁波人）
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到。学校开出的分配报到证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处报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的市委市人委在外滩原汇丰银行。我坐了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到四川路桥，从车窗望着熟悉的马路、商店，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觉真不错，要是父亲能见到我回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处一个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立即开了一张介绍信给我，关照我不必走远，就去四川中路270号市业余工业大学报到，在开介绍信时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对新工作没什么想法吧？我当然说没有。他告诉我刚才报到的一个女同学，南京工学院毕业的，一听说要去业余工大头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拿了有关资料离开时得到一次体验：党的一些人事组织干部不只是忘了怎样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员的脸似乎戴了面具，始终什么表情也没有。
四川中路270号是业余工大的党政机关所在地，我必须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绍信，所以再次体验了人事干部面无表情的接待，这回是一女同志。她简单地介绍了学校概况，还着重指出社会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我校是什么“弄堂大学”、“野鸡大学”。而我校是柯老创办的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学！学生都是来自全市各工厂企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党团骨干，你们这些大学生在这里当教师应该很光荣。说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号（就在附近、一转弯到了）即过去的花旗银行。41号的底层和4楼是学校，2楼3楼是一家工厂，虽然只有4个楼面，却很高，所以有电梯。我随着女同志出了电梯，发觉楼面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间，中间有一大厅。进入一处房间，女同志向我介绍两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础教研室党支部刘书记，女的是基础教研室胡主任，介绍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师，她和颜悦色地和我聊了几句，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和刘书记商量了一下，就告诉我开学之后到杨浦区分校上物理课，现在是暑假期间，可以回家准备。刘书记关照教研室秘书给我发了教材、备课笔记，就让我回家了，还说过两天来领工资。此时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领导是刘书记。
第二件事是报户口。经过大饥荒之后上海的户口无比金贵——因为上海城乡无人饿死，我的几个从外地回沪老同学户口老是报不进，一直拿“袋袋户口”（临时户口）。我去派出所报户口时正巧有一个外地回沪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户口转正”的事，只听见户籍民警大声训斥他，叫他回去。民警拿过我的户口本和户籍资料时火气未消，脸仍板着，但他看了资料后屁也不放一个马上把我的姓名写上了户口本，一言不发把户口本还给我。给我的感觉是户籍警让我报进户口是出于无奈，他最乐意做的是替人把户口迁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带着户口本和家里的购粮证、工业品购买证上粮管所。粮管所工作人员也是权力极大的官，他在两本证上增加了一人，还发给我若干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布票纺织品专用券等许多票证，并说目前形势大好——鱼票已经不需要了！
沉闷的日子
你们要拣什么人？
你们要拣什么人？
我们要拣小珍珍，
我们要拣小珍珍。
什么人来拖她去？
什么人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这帮小孩的弄堂游戏弄醒了，“拣人”的歌小孩反复唱，不断地“拖”，直到我睡意全无，起身拉到。话又说回来，能睡午觉的福气不是人人有的。我们学校的教师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只是上课或者开会才到学校去，平时可以待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宿舍里——对非上海籍的教师而言。这点很让学校的职工干部羡慕，当然干部是有权的，所以他们规定了每周至少开两次会：一次是业务会（教研活动）；一次是政治学习会，有时开大会听政治报告。后来又规定每周1—2天下工厂劳动，这样一来教师在家里备课的日子少多了，干部们的心态也就平衡了。为什么不干脆让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没有那么多办公桌（写字台），更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教研室有几十个教师但办公室只有一间，挤不下。还有一个原因：既然号称大学而据说大学教师有不坐班的传统，尽管我们上的课比如物理课只相当于中专程度。
从1963年开始，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有了很大好转：一度消失的大饼油条豆浆肉包子小笼包生煎馒头到处买得到了，当然粮票还是要的。大饼每只3分钱1两粮票，油条1根4分钱半两粮票，肉包1只5分钱1两粮票；有钱的可上饭店“打牙祭”，什么炒肉片炒猪肝炒鱼片炒鸡丁应有尽有，吃饭只需交粮票不像前两年还必定得有“就餐券”；学校食堂甚至街道办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荤菜供应，尤其我们学校总部就在外滩市总工会食堂搭伙，食堂里红烧大排是顿顿有的。
物资上的匮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饥饿那些日子可以说好多了，但“精神食粮”的匮乏却越来越严重。不幸我是一个对文化、对“精神食粮”敏感的人。
我是一个电影迷（那时没有电视），现在拿工资了，看电影肯定“不差钱”——1张电影票才2毛人民币，然而却无电影可看，严格地讲无好片子可看。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电影不让进，我看的最后一部苏联电影是“运虎记”，是部喜剧片。好的苏联电影都成了修正主义反面教材。196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放过一些老掉牙的苏联战争片，什么“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之后只有2部苏联电影成为长映不衰的保留节目，一部是“列宁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宁在1918”，据称唯有这2部苏联电影是革命的。连苏联电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国电影只能看朝鲜片和阿尔巴尼亚片子，没啥看头！国产片亦是每况愈下，上海市民喜欢的香港片——尽管是香港“左派”电影，也消失了。我对电影的兴趣从此消失，除了单位组织看电影，再也不去电影院。
我也是一个京剧迷，但回上海之后没有掏钱去剧场看戏。好演员还在，好戏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现代戏：“南海长城”、“审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回学校发票子看北京来演出的“红灯记”，感觉是剧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间烟火，坏人（汉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无比。常年看此类戏，大脑必定变得比戏中的坏人还要愚蠢。这个结论使我到今天还是厌恶“革命现代京剧”。
听听收音机吧，音乐节目不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雷锋山歌”，便是“红梅赞”。以前有一档外国轻音乐节目，早已停播。交响乐节目总是播“红旗颂”，偶尔有些相声滑稽播出，听了半天，一点都笑不出来，与听报告差不多。我的几个爱听欧洲古典音乐的同事，通过短波听音乐，后来在“文革”中落下一个罪名，称作“偷听敌台”。
所以回到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说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过得很沉闷，人毕竟不是动物——只要不挨饿就满足了。
只能看看书，书还没有禁掉——“文革”还未来到。
雷声隆隆
1963年下半年开始，报纸杂志广播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大批判”。对外就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布大块文章，电台天天广播。我们还得在政治学习会上读报讨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九评”的对苏大批判。对内也没闲着，先是把一出鬼戏“李慧娘”拿出来示众，报纸上说这是向党进攻的“有鬼无害论”。接下来一些已上映或还没公开放映的电影被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记得工会发票子，让大家看电影“女跳水队员”，没人觉得这部歌颂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电影有啥问题，没想到不久报纸上出现批判电影“女跳水队员”的文章，宣判它是反党毒草——尽管片子里没有一处不在为共产党唱赞歌。
新闻或者文艺应该报道或者反映真实——错！这是反动的“写真实论”。作品应该表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大错特错！这是反动的“中间人物论”。媒体对这个论那个论的代表人物口诛笔伐，虽然代表人物中有的还是党员干部，照骂不误。比如“人性论”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不过此时他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代表”了。
在诸多杀气腾腾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最为活跃，他的文章最多，骂人也骂得最凶。甚至对自己完全外行的音乐，他也会把触角伸进去，我见到他写的批判德彪西印象派音乐文章，我的感觉是文元同志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没有什么音乐权威提出异议，只有一位名叫沙叶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文反驳姚文元，报纸居然也登了（可能作为反面教材）。多年之后沙叶新先生成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气和良心受到人们尊重。
1964年夏天，学校为首届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地点在市府大礼堂。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礼，足见领导对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之重视。市委书记陈丕显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里陈丕显透露一个信息：刘少奇在推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听取了有关业余工大的汇报之后，“少奇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要大力推广。陈丕显在讲话最后突然讲了一段与毕业典礼沾不上边的话，他提到刚刚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合二而一”的批评，陈书记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主张‘一分而二’的，而杨献珍同志是主张‘合二而一’的；我们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杨献珍同志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
散会时有一个熟悉的同事小声问我：
“刚才领导讲额姓杨的朋友啥人啊？哪里答额大学教授啊？”
“侬只赤佬不看报格啊？杨献珍，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
“侬只瘪三包打听嘛，哪能才晓得格。”
我和这位叫阿德的同事说话一直这副腔调。难怪阿德以为倒霉的总是教授，就在这些日子，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因“鼓吹‘时代精神汇合论’”受到批判，他就是周谷城教授。
从此之后我们学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来，不过对普通教职员工不是什么好事：钱一分未加，会议多了不少。学校自身并无会场，要开大会就得借大剧场，大剧场必须得借，因为来作报告的全是大官。我记得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作报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台，时间是1964年冬天，张春桥是当时全市管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的最高长官。
张春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山东口音），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报告涉及面很广，有学生思想教育、中苏关系、宣传工作，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战线”。他说现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个文科大学生读《红楼梦》，读着读着迷上林黛玉了；这也算了，又读着读着迷上薛宝钗了。而薛宝钗是应该否定的封建正统维护者。张春桥还告诫大家：你们工科大学师生尤其学员都来自工业战线的，可能不太关心文艺领域的事，但是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你们必须关心。目前我们批判了一些个毒草戏毒草电影，这些毒草是怎么出笼的？是有人支持的！田汉！夏衍！这两位一个是1932年入党的、一个是1927年入党的，都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了——怎么得了！
当时报纸上并未提到杨献珍、田汉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相煎何急
报纸上批判“舞台姐妹”时，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许多越剧演员声讨这部影片的文字。这部电影是说一个越剧演员“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的故事，不料这两句话成了电影的“反动纲领”。一些著名演员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艺人根本不可能“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影片在美化旧社会。其实电影处处在批判旧中国，也表现了女主角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如何进步，等等。这些都没有用，因为没有反映武装斗争！我想要是电影改一改：让女主角不在旧上海演戏了，而是跑到江北参加新四军文工团，后来嫁给一部队首长并光荣入党，也许这部电影能逃过一劫。
当时的批判模式都差不多：一是“左派笔杆子”撰文定下“调子”，二是刊登“人民群众”来信来文表示“义愤”，三便是组织“圈内人”同行参加批判。例如在批判“女跳水队员”时，就刊登了体育界多名运动员对这部体育运动题材电影的批判文章，其中就有当时全国女子跳水冠军王人智。王人智自然写不出这类上纲上线的讨伐檄文，有人操刀，以达到女跳水队员批判“女跳水队员”的效果。王人智是我一位学校女同事的妹妹，听她讲过这个冠军的事。
老高也是我同事，他告诉我这是惯例：运动中谁倒霉，和谁接近的人诸如同事同行同学甚至身边亲人都会被“动员”出来对谁口诛笔伐，“划清界线”。他在交大读书时被划右派，批判火力最猛的便是住同一宿舍的同学，真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老高不算极右，未送去劳动教养，得以完成学业，毕业时“摘帽”分配来了我校）
学校也出现了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一位查本清老师在街上多次搭识青年妇女，然后来个“一夜风流”。有一回和人在三轮车上做爱（把车前帘子放下能遮人耳目），大概那天“三轮车夫”正巧气不顺，就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了。经过到底如何？众说纷纭，大家都不清楚，总之这名教师“豁散了”，要倒霉了。一个党员说他的问题严重：一是这些妇女中有的是坏分子家属——老公在牢里；二是他拿钞票给这些“社会渣滓”，类似嫖娼。所以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天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就是批斗查本清老师。查本清不是我们教研室的教师，是机械教研室的，所以会议由机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老杨主持，他说了一句：请查本清作检查——下面立即骚动起来，有教师“义正词严”地指出老杨右倾！怎么能说“请”？弄得老杨颇为尴尬，只得重讲一遍，去掉了“请”字。老杨是老山东，15级（正团级）干部，平时机械教研室的人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的，今天居然敢纠正他。可见只要表现得比领导更“左”，领导也只好“吃进”。
查本清是按生活问题这条路子作深刻检查的，他承认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个年头任何“坏事”总是向资产阶级上靠）生活极端腐化，客观上是夫妻关系不好心情苦闷——他的检查立即被打断！有人说他是放屁，有人说他是假检查真对抗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找根源，有人说他自从不如以前受领导器重之后就对党怀恨在心，有人讲了他的历史：查本清过去在工厂搞了一些技术革新伪装积极骗取了先进工作者和工程师的称号实际上是窃取了工人师傅的劳动成果，有人指出他给“社会渣滓”钱是资助她们反对社会主义，更有人敏锐地指出查本清是以“乱搞男女关系的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不佩服这些同志的政治嗅觉）
检查当然通不过，还要开会。
老高是机械教研室的教师，他说会上发言最凶对查本清最咬牙切齿的人全是和查本清同一教研组的，平时关系都挺不错。
第二次大会上查本清就遵照“群众”要求从政治上找根源了：他检查自己家庭出身（似乎父亲职业和洋行有关）深受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影响，读中学喜欢打“包克心”（拳击）是小辰光看美国电影的结果，解放前夕国民党高官叶公超来他家（大概和他父亲是同学）说过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话或多或少会对自己有影响，等等。这一下不得了！立即有人站起来厉声要查本清彻底交代：叶公超要你潜伏下来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委任你什么特务职务？脸色发白的查本清辩白自己当时只是个初一学生，不可能有什么任务。辩白没有用。又有人说他至少是三青团（查也说不是）。此时“群情激昂”，有的发言称要剥夺查本清骗取的先进工作者、工程师称号，开除出教师队伍；有的发言要求立即把查开除团籍（查早已因年龄大离团）；更有人希望马上把查本清送去判刑劳动改造……会后查本清果然不当教师去工厂劳动了，还好没关进去。
两次批斗会都在九江路41号开的，就在外滩。散会后我到黄浦江边走走散散心，黄昏下的江水又灰又暗，身后的建筑也是又灰又暗，整个外滩没有一点绿，除了蜷缩在角落边的外滩公园。
“右派”的故事
我和老高的结识颇有点戏剧性。刚到杨浦分校上课不久，同是物理教师的老沙说有个教机械的教师长得挺像我，不过他上课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因此无法当面比较。老沙比我早来3年，又一直在杨浦上课，认识的人多。过了一阵子老沙笑着告诉我：那位机械教师在他没有课的日子特地跑来在我上课的教室门外打量我，以验证众人说我们相像是否正确，打量了一会就走了。沙老师说：“这个人蛮有趣的！”
两个长得相像的人终于见了面，发现我们并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着显得紧张，背略有点佝偻但下巴永远高高扬起，年龄也比我大。老高说话很坦率，一点没有如他们经历过风雨那辈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巧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书，就这样，罗曼·罗兰这位法国作家让我们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麦丰里，离我家很近，这也是我们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阳台窗下，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听他讲他的“右派”经历。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只留一个造船系在沪并成立造船学院（西安在内陆没法造海船总算领导还明白）。号令一出，全校一片哗然，一所在上海几十年的名牌大学和平时期要西迁实在没有道理。然而领导解释正是为了安全需要，这也说明中央对交大的重视。给人印象似乎美帝国主义一旦进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经过校党委说服压服，交大陆续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学楼区，并打算两三年内全部搬迁完毕。不料1957年搞鸣放整风，广大师生又贴大字报又开座谈会反对交大西迁，理由是上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理应有综合性工科大学，而交大在上海几十年和上海各工厂企业有深厚的鱼水之情，交大学生在上海实习或工作是很受欢迎的，交大各个专业完全是和上海工业配套的等等，而赞成西迁的人只是干部积极分子极少数（哪怕搬到西藏他们也赞成——只要是上级决定）。这样一来，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并惊动了国务院。最终中央决定：交大一分为二，搬过去的不动了，就是现在的西安交大；没搬过去的停止西迁，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争论结束。
然而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反对交大西迁就变成了反党，反党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实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师生都是反对西迁的，随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学一年级糊里糊涂站到了反对西迁的人流中，刚升入大学二年级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当时也是反对西迁的。所以老高认为那年他肯定走背运，不然为什么偏偏挑他呢？不过后来他领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总之当年才19岁的老高糊里糊涂当了右派，现在摘了帽子称摘帽右派。
类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们学校还真不少，他们有个共同特点：课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
有一回4楼大厅五六个青年教师在排练诗朗诵，据说准备在全校庆祝什么节日会上演出，领头并担任“导演”的是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帅哥”，他的朗诵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且在排练时说话挺幽默，逗得围观者直发笑，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会的正式演出中，帅哥不见了，在诗朗诵一班人中只少了他一个。我把疑问对老高说了，老高笑着回答：
“你说的是老蒋啊，他怎么能上台？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诉我：老蒋是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读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当过复旦学生话剧团团长，大概在高中毕业时差一点被电影厂招去当见习演员（他放弃，仍选择了考大学），所以被称为复旦的“电影皇帝”。
恋爱和阶级斗争
恋爱和阶级斗争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然而在那个年代，青年人的恋爱也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
老蒋所在的电机电器教研室有不少青年女教师，应该讲风流潇洒的老蒋对她们是有吸引力的。据说老蒋在备课活动中对身旁一个姑娘开玩笑：“我突然对你产生了一种邪念！”弄得姑娘满脸通红，其他人都会心地微笑（“文革”中这个玩笑上了大字报，成为老蒋无数罪状中的一条）。但没有一个人敢和老蒋恋爱！在高唱阶级斗争的年代，“摘帽右派”随时会变为斗争对象，何必自讨苦吃。
有句古话真有道理：“天涯何处无芳草。”老蒋上课的班级里喜欢上他的女学生远不止一个。老蒋教的课程是“电工基础”，他把这门看起来枯燥无味的课上得异常活泼生动：有时即兴编一段有关教材的顺口溜；有时跳到讲台上坐着讲课；有时干脆在黑板上写一首“满江红”，再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总之是怪招迭出，一点也不循规蹈矩。据说老蒋在课间休息时常常叫学生出去替他买包烟，往往是女生飞快地跑出去。
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学校，学生都是来自上海各工厂企业的党团骨干，都是企业的重点培养对象。喜欢老蒋的几个女生当然也是企业的红人，当知道了蒋老师的政治身份或在“组织”的提醒下，一个个知难而退了，只有一位女生铁了心要和老蒋好。这个女生是一家大厂的团干部（好像是新提拔的团委副书记），马上就要入党了！按某些人的说法她被老蒋“迷昏了头”！对“组织”的规劝无动于衷。为了割断她和老蒋的联系，工厂不让她继续上学，回车间干活，一切措施都没有用：团委副书记丢了、党票飞了，这位青年女工仍然不顾一切嫁给了老蒋，成了今天的蒋太太。在资产阶级（老蒋）和无产阶级（工厂和学校党组织）争夺青年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暂时占了上风。按某些人的说法，这件事说明我校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上帝赐给人美貌的代价是荒淫。这点既适用于女人，也适用于男人。尽管老蒋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婚后风流艳事仍然不断。“文革”中他和情人会面对口径以防被“革命群众”揪出“生活问题”——蒋太太在门口望风；直到1980年代，由于两个女孩为老蒋争风吃醋导致他又一次“曝光”——那两个女孩也是我校学生。后果是老蒋受到处分，调离了工大。蒋太太一如既往地原谅了丈夫，她对老蒋真是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1990年代我和初人兄、阿鲍在静安寺一家饭店小聚，阿鲍说老蒋目前的家就在附近的胶州路，3人一时兴起饭后就由阿鲍引路去了老蒋家，不料家里只有蒋太太在——老蒋去台湾探亲了。
蒋太太此时已经红颜老去、风韵不再。对我们几个老蒋的旧同事很热情，说起老蒋近况来滔滔不绝，充满了关爱和自豪，从她的眼神和语气中我们明白，她对老蒋一如既往地死心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