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成了右派
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学读高中，这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云诡波谲的3年：文化人受难，文化进一步成为宣传，经济也成了宣传——大跃进。对于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我切切实实感觉到了学校里的政治。
进高中的第一年里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看“闲书”、玩。但是班级的多数人都在认真学习，班上过半数的同学是从虹口初中升上来的，也许是虹中的学风严谨，也可能受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总之班上的读书空气很浓，这多少对我有点压力。我初中的同学都去了其他学校，在虹口中学我一个熟人都没有，于是我成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
高一的课程最有特色的是语文。语文课变成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一门是汉语。文学课教材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经过《楚辞》、《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小说，其中按历史顺序还穿插许多经典散文、记叙文和杂文，如选自《左传》和《史记》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这样的顺序到1958年的语文课才被打乱。汉语课则是讲修辞和语法。这套语文教材据说是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寿命很短，总共只用过两年。
教我们文学课的是聂克雷老师，聂老师戴黑边框眼镜，穿着整洁，人较胖，讲的是扬州官话。他上课相当精彩（当然教材也精彩），有时聂老师读课文不是读而是吟诵，有时不是吟诵而是唱了。第一次觉得用扬州话朗读古诗原来也很好听——他低沉地唱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令人感伤；他若有所思地吟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让人深思；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使人振奋。聂老师把大家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天地里，今天我多少记得一点唐诗宋词，多亏了聂老师。我一直记得聂老师引用古人对苏柳两位大家创作的比喻：柳永的词须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1957年底1958年初吧，聂老师被抓走了。有同学看见聂老师被戴上手铐上了校门外的囚车，他是在学校里被带走的。原因是聂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历史问题”。
教我们班制图课的陈老师也被抓了。陈老师比聂老师年轻，有点不修边幅，讲课时的口头禅是“用高斯特标准来要求”（高斯特是什么不作说明）。他对图纸的清洁度要求颇高，我交上的图纸总有墨迹，所以永远只能得3分（及格）。就是这样一位认真严格的陈老师也遭遇了和聂老师一样的命运，也是打成了右派。
高一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师戴洁老师和高二物理课的吴达老师也被划为右派，他们比较“幸运”，没有被抓，而是留在了学校里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当然，书是不能教了。戴老师是女老师，上课条理清楚，经常要学生填图：一会消化系统啰，一会呼吸系统啰，后来班上有几个同学去考医学院，可能受戴老师影响。吴达老师是位青年教师，那时不过20多岁吧，课也上得不错，不知何故他也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点不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鸣放”，就是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称之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讲什么的被横动员竖鼓励讲了一些，当然不乏年轻胆大如吴达老师主动“交心”的人；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右”了，当初号召大家提意见的领导变脸了，什么“言者无罪”的话似乎从未讲过（仿佛患上了集体健忘症），于是一个一个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知道的就有4位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们是上过我们班课的，全校教职人员被划为右派的肯定远不止4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右之后的学校完全做到了“政治挂帅”，对党对领导只有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不知道聂老师陈老师后来怎么样。
团组织成了班级的核心
反右之后，随着党支部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过去不太明显），班级中团支部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大家只知道曹正白是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拔尖、为人随和，是从虹口初中直升上来的，在同学中颇有人缘。然而他不是共青团员，他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同学告诉我曹正白饭前必定祷告：感谢上帝或者主耶稣。显然，在团组织眼中，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就不太适合了。于是在高二第二学期班级进行了改选，引出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在开班会之前，袁锡范告诉我们几个非团员（他也不是团员）：团支部要把曹正白换下来，让郭景德顶上去——阿德（郭景德）是团员。我们几个（吴乾龙、严庆宏等）对阿德并无成见（我和阿德因为家靠得近关系还熟得多），只是觉得团支部以是否团员作为当班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太公平。看来感到不平不光是我们几个人，班会开始后有团员提名阿德为班长候选人，立刻就有同学提名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大家举手表决，所有团员都选阿德（大概事先开过会），但是曹正白当选，原因是班上团员毕竟少数。接下来的经过很有戏剧性，凡团支部提名一个团员任班委，必有同学提名一个非团员唱对台戏。比如团支部提郭元鳌作为文体委员候选人，则有人提张世刚，表决结果又是非团员的张世刚选上了。最后团支部又提名阿德为班委候选人，似乎是副班长还是学习委员我有点记不清了，袁锡范和王乃庆他们嘀咕了两句，回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算了，阿拉大家选阿德吧”，结果团员非团员都举了手，阿德当选，不过不是班长，班长仍然是曹正白。
平心而论，班上的团员同学绝大多数是在初中入的团，那时都是些学习努力、不调皮捣蛋的好学生才能入团的，确实没有什么人靠吹牛皮打小报告加入团组织，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完全真实的（1958年之前基本如此）。你想，他们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仍然稚气未脱，所以他们对我这类“觉悟”晚、不求上进同学的帮助是真心的，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助人为乐胸怀。
高一学年结束时我有4门课不及格：几何、物理、化学和体育，前3门课中只要有两门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了。这就是不用功整天看“闲书”的后果。我没有把要补考的坏消息告诉父母，免得挨骂。不料暑假一开始，钟经贤（团干部、校学生会委员）来我家把补考的事告诉了我父亲，还说要我父亲关心我的功课，俨然一副代理班主任老师的面孔（高中三年班主任从未家访过），弄得我好不尴尬。父亲后来一直夸钟经贤是好孩子。幸好开学前我补考都及格了，没有留级。从那之后“识相”不少，除体育课外没有再补考过。
接下来关心我的同学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梁乃端，当然也是团员。阿端会约我在一起做作业，大概我不做作业他们都知道，我到永安里阿端家里去过几次。他那时还担任初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挺忙的，所以帮助我进步的接力棒最后落到了阿德手上。阿德也住在永安里，我们常常在早上一起去学校，途中阿德会讲一些道理，如应该有远大理想，要靠拢团组织，等等。
此时中央已经明确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我们中学生而言，党组织似乎很遥远，同学中没有党员，班主任也不是党员。我们班主任姜庆宜老师说话小心谨慎（可以理解——经过反右了），我记得在一次吸收新团员的团支部大会上，在经过各种程序和许多团员发言之后，姜老师发表感想，说列席团支部大会他深受教育，还大大地表扬了班级的团支部一番。由此可见班级团组织并非只是一个好学生群体（初中时代），今天已经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力量、是“组织”在班级的代表了。这次团支部大会邀请所有非团员列席，等于一次班会。
到了高三，班委作了调整：阿德当班长，曹正白当学习委员。调整结果只是在班会上告诉了大家一下，无人公开提出异议。
大辩论
1958年的事真多！庆祝总路线、消灭麻雀、教育大跃进、去工厂劳动、下乡支援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政治大辩论、大炼钢铁……改用一句老话：学校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大辩论是“上头”布置下来的，属于政治学习。先是大家写大字报，讲讲自己看法——肯定有许多错误观点啰；接下来就是正确一方和错误一方开展辩论，最后必定是正确一方胜利，大家统一认识，“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辩论题目不止一个，给我印象深的有两次辩论：一次是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否无私援助？另一次是个人奋斗、个人主义有否积极性？
先讲讲关于苏联援助的辩论。
在1950年代，报刊上总是说中苏友谊万古长青、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前不久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当苏联造的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时，我们这里是一片欢呼（报上登了无数诗和画）。《人民日报》还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人民的胜利。所以此时正确的结论必然是：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兄弟般同志间的无私援助。然而班上有许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认为苏联的援助不是无私援助，并且举了一些实例：苏联帮助我国开发克拉玛依油田，条件是要拿走一定比例的石油；苏联给我国的贷款要收利息；苏联给我国的机器要我国农产品去换，等等。真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从哪里得来的。
我和严庆宏、吴乾龙联合写了大字报，署名“龙士庆”，内容是同意持反方意见同学的看法。平时和我要好的徐英彪、傅若炎也都写了支持反方的大字报，认为不是无私援助。（徐英彪和我因为都懂京戏而成了朋友，傅若炎也对京戏有兴趣）耐人寻味的是全体团员都认为苏联是无私援助，持反对意见的同学都不是团员。
在辩论会上（连着开几次辩论会），正方“首席发言人”余志森滔滔不绝讲了许多（他是校团委委员，后来是团委副书记），钟经贤（校学生会委员，是否校团委委员我记不清了）也发表了不少理由，不过他的逻辑性明显不如余志森，大家都知道余志森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简直就是个马列主义者了。接下来团支部书记李海沧、支部组织委员徐懋华、支部宣传委员王念亲、支委阿德纷纷发言，把反方打得落花流水。反方同学大都不擅辞令，“闲话”会讲，碰到要正儿八经长篇大论就不行了，不过也有例外。
反方同学中巫家梁、王乃庆、骆斌是“主力”。巫家梁读书很多、喜爱哲学（据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长于思考；王乃庆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同学、进高中那年才13岁，文理各科门门优秀、酷爱音乐（指挥过班级大合唱），被大家视作天才少年；骆斌反应灵活，人也相当聪敏。他们对为什么认为并非无私援助作了有力说明，尤其是王乃庆说得很调皮，大家都笑了，这才为反方多少挽回了一点局势。在以后的辩论中反方发言人只剩下能言善辩的王乃庆了，当王乃庆也和其他人一样被众多团员的气势压得不说话时，正方宣告胜利，辩论结束。结论就是：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是无私的，拿利息要补偿是正常的。
有关个人主义有否积极性的辩论也是这样：正方认为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没有积极性，在今天甚至是反动的；反方认为个人主义有积极意义。正方主将仍然是余志森、钟经贤和团支委们，反方主将依旧是王乃庆、巫家梁和骆斌，我们一批非团员一如既往地支持反方，正如所有团员包括一些打算入团的同学必定站在正方一边。最后还是以正方胜利告终：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毫无积极意义，青年人必须安心做一颗社会主义大厦的螺丝钉。
骆斌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有了很大进步，他和巫家梁他们渐渐疏远。有传言说骆斌“反戈一击”向团组织反映了巫家梁一些言行，当时巫家梁被班主任方老师（党员）看作思想复杂、家庭出身反动，又是处处和团支部唱反调的另类。不过本人在此声明：这只是传言，望骆斌同学勿见怪，再说你我当年都属年幼无知。对吧？总之，高三时骆斌入了团。在方老师的努力下，班级中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团员，另一部分是争取入团的非团员，也许巫家梁除外。
来了位党员干部当班主任
高一的班主任是李光智老师，教代数。她毕业于武汉大学，人有点婆婆妈妈，绝非女强人。高二的班主任是姜庆宜老师，解放前做过记者，英语很棒，但教我们语文。姜老师大概是北京人，朗读课文（如孔尚任的《哀江南》）起来是抑扬顿挫、京味十足。教工活动中有一个保留节目：姜老师唱京戏、赵校长操琴。什么“捉放曹”啦、“武家坡”啦，姜老师的谭派老生字正腔圆、高亢激昂；赵校长的京胡烘云托月、丝丝入扣，两位绝对是专业水平。不过班上懂戏的人只有徐英彪和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才如王乃庆，尽管提起莫扎特李斯等音乐大师来如数家珍，对京昆艺术却一点不懂，听阿拉吹京戏只好“闷忒”，不响。
高三学年开学，班主任换了方朝中老师。方老师刚从中共虹口区委调来任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党员干部做我们的班主任，结棍。方老师的名字像男性，其实是位青年妇女，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梳短发，人很严肃，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有同学问她：“方先生（那时同学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课程表上有几个半天没有课，阿是放掉回家？”
方老师冷冷地回答：“安排劳动。”
以前的班主任姜老师为人圆滑，很少批评学生，对团支部更是客客气气。方老师则完全不同，她在班会上经常分析学生思想动态，并点名批评。开展班级工作则紧抓团支部，所以团干部班干部围绕在她周围，形成了以方老师为核心的“战斗堡垒”，因为方老师代表了党的领导。此外方老师还上我们的政治课，我们听到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新概念：什么“成绩和缺点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社会主义成绩是9个指头而缺点是1个指头，永远如此），“资产阶级右派由于立场和人民不一样，所以只看见1个指头”；什么“只是埋头学习会走上白专道路。只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才会有为党为社会主义发奋学习的正确学习动机，才会又红又专！”等等。
戴桂兴是体操明星，差一点调到上海队当专业运动员，自然有股运动员的直率豪气。一天他对方老师大声地说：“方先生，李海沧（团支部书记）拍侬马屁，所以侬欢喜伊。”
“谁说的？他什么时候拍我马屁的？我也经常批评他的。”
戴桂兴不作声了。那时我们这些“落后同学”（包括戴桂兴）有这样的感觉：方老师只对团干部或者团员才会有点笑容，对我们却不大理睬，话很少。
方老师提倡又红又专，决不可先专后红。“红”的具体表现就是团员要争取入党，尽管中学生入党很难，但还是有团干部打了入党报告（听说）；我们这些非团员当然要争取入团，所以许多同学都纷纷提出入团申请。记得一次在厂里劳动时，我和戴桂兴正好在一起干活，我随便问了他一声：“人家才交入团申请了，侬预备写伐？”
“勿要搞好伐？我真不会去申请呐！”戴桂兴斩钉截铁地回答。
想不到戴桂兴第二天就交了入团申请。我真弄不懂昨天他为何要那样说？我忽然感到人变得复杂了。
在一次班会上，曹正白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思想斗争（方老师认真地听着）：近来看到同学们的进步，想得很多，思想斗争很激烈，也很痛苦。自己从小信教，已成习惯。现在也认识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也要坚决跟党走。但是多年来的习惯一时也不容易改变……曹正白越说脸色越白，边说边痛苦地搓着手。终于说完坐了下去，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曹正白讲到结束也没有承诺要放弃基督教信仰，所以始终没听说曹正白要争取入团。不过方老师对曹正白也没有怎么样（没有逼他再表态之类），虽然班长不当了，但还是班干部。
我和徐英彪傅若炎等许多非团员都参加了庞大的“争取入团小组”，虽称小组，人数却不比团支部少，印象之中除了曹正白、巫家梁极少几个，所有非团员全参加了。
吃饭不要钱
总路线发布时，班级参加了庆祝游行。自那时起，“干劲大不大”、“干劲很高”、“干劲不足”之类的话流行开来，打扑克中也多出一个品种：“争上游”。想想“总路线”的文句蛮有吸引力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多、又要快、也要好，最后还得省！真是面面俱到、无一遗漏。事实是总路线提出之后，各行各业似乎都打了鸡血，一道跳了起来，来了个全国大跃进：互相比谁更多谁更快，绝对不会比谁更好谁更省的。学校当然不甘落后。我记得开过一次全校跃进大会，主要是各教研组的老师表决心、“放卫星”。历史教研组要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生物教研组不但要出版生物全国优秀教材，教研组长兼教导主任的于老师还要在生物科学上有重大突破；其他教研组都一个个发言，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跃进目标。个人也有：当时的团委书记董业建（大家称他老董）说他今后要发表长篇小说，两年出版一部。老董是虹中毕业留校的青年干部，后来当语文教师。当时给大家的感觉大会是一次教师们的打擂台。
接下来就是人民公社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提倡下，人民公社迅速地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我们在政治课上学习了有关人民公社的种种优越性：什么“一大二公”啦，是“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途径”啦，最吸引人的优越性就是“吃饭不要钱”。报上有许多据说是农民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大都是欢呼“吃饭不要钱”的：
自从盘古开天地，
哪有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就是好，
从此吃饭不要钱！
敞开肚皮来吃饭，
鼓足干劲去生产！
人民公社是金桥，
共产主义早来到！
那时报上也好、学校大会也好，都有这样的说法：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消灭三大差别的最好办法——人民公社。农村大办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上海的各个街道、里弄也办起了居民食堂，报上还有文章说城市里要取消工资制，实行各取所需的供给制，这样做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上海的食品供应变得紧张起来，菜场里肉、蛋之类的荤菜很难买到了，点心摊的生煎馒头肉包子就此失踪。我家一位亲戚从外地来上海治病，住在医院里有个愿望，就是尝尝上海的小吃“蟹壳黄”，我父亲走遍整个上海，也未能买到。亲戚是我父亲的亲舅舅，直到病故也没有满足老人的愿望，所以父亲为此很难过。
在学习人民公社伟大意义的过程中，也叫大家写大字报。严庆宏把听到见到的情况写过一张绝非歌颂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内容是他想出来的，我赞同，吴乾龙执笔（他毛笔字好一些），所以署名还是“龙士庆”。用的是如梦令的格调（严庆宏喜欢用宋词形式写大字报），最后一段是：“知否？知否？猪比黑狗瘦！”
严庆宏见到过从农村弄来送往肉类加工厂的黑毛猪。
方老师对我们的大字报倒没有批评，因为她马上要率领班级下乡，让大家亲身体验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
农业大跃进
我们去的农村在浦东川沙，所以要坐轮渡过江，再坐小火车。那个火车站至今还记得，叫“庆宁寺”。在车上大家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仿佛我们去打仗似的。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辈人的苏俄情结实在太深。
那时的浦东农村是原生态的江南水乡：到处是小河池塘，到处是田埂泥路；村落民居旁必有树丛和小竹林，青砖黑瓦的平房是民居主体，也有不少草房。女生和方老师住房东家的瓦房，男生挤在两所大草房内，草房大概原本是仓库或者柴间。早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望着四周绿油油的田野，远处是晨雾，近处是大粪坑，呼吸着清新夹有一丝臭味的空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下乡的最初感觉。由于我年龄和个子都小，被分配的农活都是轻活：摘收棉花、拣棉花之类。当时农活的主要工具是锄头、铁搭和镰刀，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也没有化肥，全靠人畜粪便、河底淤泥和草木灰当肥料。总之，离农业机械化还十分遥远，竟然宣称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之前的政治课一直讲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无比先进，苏维埃加电气化（列宁语）。
我记得只要鸡一叫，方老师就过来把男生们喊起，由于蚊子大家睡不好，清晨的鸡鸣也听不见。饭是在刚办不久的大队食堂吃的，到食堂得走一段路。对于下乡学生并没有“吃饭不要钱”，但收费不多。菜是茄子毛豆之类的蔬菜，饭是大灶烧出来的，特别香。严庆宏和几个同学你一句我一句编了有关食堂的打油诗：“人民公社真正好！两分毛豆吃得饱。”真的，一大碗水煮毛豆才2分人民币，食堂不错呀。不料有同学汇报上去，严庆宏受到方老师严厉批评。说他讲怪话，讽刺伟大的人民公社！我在小组会上也受到指责：规定下乡不许带零食，我却带了一点饼干。可巧我吃饼干时被一同学看见，他还向我讨了块饼干解解馋。没想到这位同学在小组会上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对我进行了批评。诸如此类的事其他同学也有，所以会上团委副书记余志森作了总结：共产主义马上要来临了，然而许多人的思想离共产主义还很远，所以大家要赶快把思想跟上去。
此时农业大跃进正在全国各地展开，报纸上天天报道各地的“高产卫星”：这里粮食亩产8000斤，那里粮食亩产1．2万斤。后来产量打起了擂台，你1．2万是吧我1．4万！端的是热闹非凡。又有红色专家发文证明亩产万斤甚至10万斤都是有科学根据的。现在想来我们下乡的公社领导肯定压力极大，因为放不出“卫星”。整个川沙乃至全上海郊县都是亩产“偏低”。因此公社要大鼓干劲了，要从我们所在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去什么地方“深翻”，弄高产田。当时有专家声称，高产的法宝一是深耕二是密植。深耕我们这里叫深翻，就是掘地三尺，把深处的土翻上来。队里男社员都得去，班上身子结实的男同学也去了。深翻大队离我们住处很远，他们就暂时住到别的大队，草屋内空了不少。也许有人会奇怪：农民怎么不种自己住处附近自己生产队的地而是忙别家生产队的地呢？别忘了“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运动头几年，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都归公社所有，生产和分配都是公社管的，公社很大，相当于过去一个乡。
我没有去深翻，继续干点轻活。还被派去“扫文盲”：去过一位社员阿姨的家教她识字，这是我下乡唯一觉得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