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至今不忘，我到食堂打饭，总是大声嚷：
“来碗茄子！”
打饭的爷叔一次发话了：
“落苏末落苏，啥个‘格阿子’，闲话阿讲勿来。”
上海本地人是把茄子叫落苏的。
大炼钢铁
从农村回来没多久，班级和全校一样投入了全民炼钢的洪流之中。
1958年底这支歌红遍了全国，上海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凡有音响喇叭和有收音机的地方一天到晚放这支歌。近来各地大唱红歌，竟然把这首红歌给漏了，本人深感不平和遗憾。
为什么是1070万吨？为什么不是1069万吨或者1071万吨？理由很简单，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伟大领袖发出号召：1958年要翻一番。535乘2即为1070。既然要在一些主要指标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简称超英赶美——当时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排老二），而且我国通过农业大跃进已经获得了粮食特大丰收，英国人望尘莫及不说连美国人也吓坏了；只剩下钢产量了，所以伟大领袖要把钢搞上去，今年先翻一倍。
上海分到的任务是120万吨，靠上海几家钢厂就是日夜加班也完不成的。于是炼钢就变成了全民的任务，不论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街道里弄农村都要炼钢。纺织厂也好、大饼店也好都得抽调劳动力打造炉子炼钢。不懂技术行不行？行！这叫做游泳中学会游泳、炼钢中学会炼钢（完全符合“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毛泽东思想）；炼钢炉怎么造？随便造！这叫做土法上马。反正上海老百姓会烧煤球风炉，钢铁厂是“洋”，老百姓的炉子是“土”，“土洋结合威力大”。钢是要从铁炼过来的，于是上海各处里弄大楼的铁门铁栏铁锁，凡和铁沾边的物件一概拆除，统统送去炼钢。包括钢制品也送去，据说庙里的钟也送去炼钢了。那些日子小学生在四处马路角落搜寻废铁，铁成了无比金贵的宝。到了晚上到处是红光冲天、到处是烈火熊熊、到处都在大炼钢铁。至于这种大饼师傅银行职员小学教师三轮车工友炼出来的钢能不能用？没人问也没人管。
我们班在吴淞路虹中分部（原来是别的学校，1958年划给虹中作为分部）打造了一座炼钢炉（武进路本部已挤不下了），是不是叫反射炉记不清了。升火成功之后就得分日夜班管着，不能熄火。有人管鼓风机、有人加燃料、有人用沙子做模具，铁料是放在炉火中的坩埚里，变成火红的钢水后，有一位特聘的钢厂老师傅会来到我们“虹中高三（3）班炼钢厂”，他认为合格后便用长钳子将坩埚夹出，倒入一个一个模具内，冷却后就成了一个一个钢板手。此时我们就给师傅送上盐汽水——师傅是利用下班时间来帮一会儿忙，不拿报酬（学生也付不出钱）。也不知是谁请来的，总之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一切为了1070万吨钢。至今也吃不准我们班钢厂做出来的扳手能不能用？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1
我们的老师都是在民国受的教育，即使青年教师如班主任方老师，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基本上也是在民国年代完成了受教育的过程。正如陈丹青所言：民国过来的人自有民国的“范儿”。尽管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教育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老师们变得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但在课堂内外，不经意间他们仍会显出民国的风范。绝大多数虹中老师是认真教书的好教师，是凭良心办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高三语文是莫仲介老师教的。大跃进对语文的冲击最大。语文课原来的教材不能用了，要“厚今薄古”、“政治挂帅”。所以报纸上社论、毛泽东诗词、新近发表的革命文艺作品都会拿来作为补充教材；课本中只选鲁迅作品等“进步文章”，许多课文都不讲了。这当然是上面定的，看得出莫老师的无奈。记得莫老师讲解《送瘟神》时不知怎么提到郭沫若对毛泽东这首诗的颂文。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郭老称赞“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是毛主席精通天文学：“坐地”是地球自转，“巡天”是公转，郭老的解说大概毛主席不会领情；又说郭老论证《红楼梦》中凤姐宝玉中邪是患斑疹伤寒有点无聊；课文中鲁迅的《药》莫老师讲得很仔细，他提到关于文章最后的乌鸦叫了一声飞走这个细节许多文学评论家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测，都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意义。我总感到莫老师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道理讲了一半，还有一半让学生自己去领会了。
莫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我们以为他是学理工科的——清华不就是全国最出名的工科大学吗？面对学生的无知莫老师只是淡淡地一笑，他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学的是文科：“过去清华的文科不比北大差！”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莫老师是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大师们的高足，当年他从来不提他的老师，再说即使提了，我们中学生也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谁知道陈寅恪是谁？
对于布置下来的教改任务莫老师自有办法：安排大家多写作文。如学校开运动会，全班同学写新闻报道；平时也写有感而发的文章，也不命题，写电影评论亦可。好的作文自然由老师点评，戴行钺同学的文章常常得到莫老师的青睐，还推荐到学校办的一个不定期刊物“虹中文艺”发表，不过稿费是没有的。
有一次上课莫老师点名要我读一篇鲁迅的杂文，我读错了几个字。莫老师发话：“听人讲你看过几百本书。书读得多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基本功！不识的字要多查字典！”原来不知是谁在莫老师面前多话，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莫老师的寥寥数语真是语重心长，让我记一辈子。
毕业时语文考试有一篇作文，我不知道我能得多少分。可巧星期天在四川路上遇见了莫老师。戴金丝边眼镜的莫老师永远衣着山青水绿、风度翩翩的，那天穿的是纺绸衬衫，脚下是镂空香槟皮鞋，手里一把折扇，50岁的人看起来只有40左右。我问莫老师我作文考几分，他立即用浙江口音告诉我（莫老师是浙江平湖人，家里有一大庄园。“文革”中出身大地主家庭的莫老师没少吃苦头）：
“你文章写得不错，有进步。我给你80几分……87分吧。”
我很高兴。我知道莫老师打作文分几乎没有90分以上的。
莫老师已经故世多年，有时我想：他会给我写的博文打多少分？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2
黄昭六老师上数学课饱含激情：讲课可以讲到声嘶力竭，板书又快又重，一堂课下来黄老师总是大汗淋漓——哪怕是在冬天。因此大家听他的三角课思想高度集中，包括我这个不喜欢数学课的人，好像不专心太对不起如此尽职的数学老师。课后没有人会去问黄老师什么问题，都知道他太累了。
为了执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鲍婉仪老师临时编了一套从铁矿石到钢的全部化学反应的补充教材，那年化学课考试就考这个内容，大家都考得不错。这件事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说明大炼钢铁对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停了那么多天的课。化学课的与时俱进肯定给物理老师郁青田带来了压力，所以郁老师增加了一些实践环节，如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之类，但课还是按部就班上。郁老师给学生的感觉是位好好先生，不会弄虚的。
历史老师郭君素有点另类。他上的历史课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结论都是铁板钉死不许越雷池半步的。郭老师当然只能照本宣科决计不唱反调，但是他会多讲一些史实，让人细细品味出些许弦外之音。比如讲太平天国，郭老师根据书上的思路先赞扬这是伟大的农民起义、是人民武装斗争，等等，但他会讲不少太平天国领袖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的史实，而这恰恰是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内容。又比如讲到义和团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郭老师根据教科书加以肯定），然而他讲了许多义和团装神弄鬼、滥杀无辜的资料（书上没有）。课后同学们模仿郭老师的苏北话：
咔嚓一声，
洋头落地！（外国人被砍头）
不清楚郭老师为什么在历史课上大讲形式逻辑？他讲了逻辑学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他说写论文、编历史一定要符合逻辑。当时我真是莫名其妙，大家都莫名其妙。现在我明白了郭老师的用意，他认为当时的历史课本根本不符合逻辑，但他不能明说。
在提及战争的破坏时，郭老师加了一条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他忽然变得很激动，说文物破坏了就不可能复原了！消失了就永远消失了！见到我们茫然的表情，郭老师拿出一支钢笔，大声地说：好比这支自己用了多年的钢笔，丢失了，再买一支笔，但无论如何就不是原来的笔了。我们还是不懂他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就不提这个话题。我当时觉得他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所指是什么并不知道。多年后我才明白郭老师的心境：他一定知道1950年代许多文物古迹被破坏的事实，他很痛心，又不能讲。
郭老师的弦外之音自然学生干部也听得出。在一次老师参加的讨论教学改革的班会上，一个校学生干部当着郭老师的面提出尖锐的批评，质问郭老师在课堂上大谈文物破坏和逻辑是何用心？不料郭老师听了却哈哈大笑，也不作辩白，反而在会后称赞学生干部逻辑学得不错（同学讲了同一律、排中律的内容）。这个同学颇为尴尬。然而自那以后郭老师讲课“收敛”了不少，说话不如以前那样精彩了。
大家都知道郭老师学识渊博，要是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他能把历史课上得精彩绝伦。
人是如何异化的·1
巫家梁在大炼钢铁运动结束时受到了“帮助”。原因是在值班看守炼钢炉时打瞌睡，导致炉子差点熄火，算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当时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值夜班必须两个人，我也值过夜班，半夜里如果一个人看炉子很容易睡着。既然巫家梁打瞌睡，另一个同学呢？他在哪儿？
所谓帮助就是接受大家批判。先是巫家梁作自我批评；然后由一个校级学生干部作长篇发言，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缺乏责任心，而是反映了巫家梁对党的大炼钢铁运动的根本态度，再联系到巫家梁思想上的一贯表现，如在大辩论中总是坚持错误观点、和团组织离心离德等等，最后希望他猛醒，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大家轮流发言批评巫家梁，包括以前和他亲近的同学。有的同学还提到了巫家梁应该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挖思想根源，这时我才知道巫家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属于“杀、关、押”被专了政的对象）。
小组会10个人左右全都发了言，就剩下我了。有人看着我——我要不要发言？我不发言岂不成了巫家梁的支持者了？所以我也开了口：“在工厂里如果出了生产事故是要吃官司的，唔、是要吃官司的——唔——”想不出什么话来只能结束。别人的批评巫家梁都记在本子上，唯有我发言他不记，可能我的话太没有水平。
明明是件小事，一个17岁的中学生经不住连日的疲劳在深夜打瞌睡，却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明明知道情有可原，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帮助”他，无人替他声辩；明明我也可以不开口，但我还是怕殃及自己发了言——这一切都表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教育方针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的人性正在扭曲，我们的人性正在异化。
方老师人不坏，从区委到我们学校任党支部副书记的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右派。然而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一个班主任，她执行党的方针不能不尽职。“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可分为左中右”，所以在方老师眼里巫家梁是学生中“右”的代表：大辩论是反方主将、和团组织对立、家庭出身不好。偏偏巫家梁又不识时务，老是泡在阅览室里埋头读马克思列宁著作甚至黑格尔的巨著（连老师都不看的），又不和团支部、方老师多沟通（即汇报思想）。他肯定被方老师看作是思想复杂心怀异志的另类。
巫家梁毕竟天真，临毕业时他告诉我他打算考北大，把一个冷门的图书馆系作为第一志愿。我也天真，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想不到高考结束巫家梁什么本科大专都未被录取，甚至上海各工厂录用一大批高考落榜生也轮不到他，所以他只得在1959年冬天报名去了新疆，成了上海最早进疆的知识青年。
50多年了，一直没有巫家梁同学的音信，不知道他好吗？
人是如何异化的·2
从农村回来时，严庆宏告诉我和吴乾龙，尽管他为了“毛豆诗”受到严厉批评，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不仅仍然不变，反而更加坚定了：“公社没什么优越性！”
吴乾龙外号“秀才”，为人老成持重，年龄比我和严庆宏大2岁。他立即关照严庆宏“迪种闲话外头勿要瞎讲”，并吩咐我千万不要传出去，包括那些和我亲近的同学。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真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听真话的人是有义务“保密”的。既然真话不能“瞎讲”，假话必定大行其道。
严庆宏数学特好，刚领到的代数、立体几何教材，他没过一星期全翻过了，书上的习题也做过一半了。我和他都是横浜桥虹口区图书馆的常客，不过我俩借阅的书类别不同。正当我读《红楼梦》读得心痴神迷之时，严庆宏看数学参考书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抬起头来，瞧见严庆宏捧着书在发笑。难道他今天借了什么幽默故事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走到他身旁将他的读物一翻——《数学通报》！《数学通报》对中学生而言是一份很深的数学杂志，里头甚至有中学生没学过的高等数学内容，严庆宏竟然会看得如此开心。
严庆宏毫无疑问是个数学奇才。他和王乃庆有点不一样。王乃庆是全方位的天才少年：各门功课都好，动手能力强（是学校航模组成员，他们的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市里得过奖），体育也不错（取得了体操少年级运动员资格），有艺术才能（懂交响乐、歌唱得好，据说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合唱团指挥），人也活泼开朗，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虽然王乃庆在大辩论中发表“错误观点”，是反方主将，方老师和团支部把他和巫家梁区别对待，没把他怎么样。再说聪敏绝顶的王乃庆后来也很乖巧，再也不会和方老师、团组织唱对台戏。而胖胖的长着一双“水泡眼”的严庆宏心高气傲，就不像王乃庆那样有人缘，更得不到方老师赏识。他自己浑然不觉，依旧在数学天地里神游。
1950—1960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又红又专”。“红”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到迷信的程度、跟着走要跟到盲从的地步；“专”就是业务好。“只红不专”固然不好，“只专不红”更危险。因为“只专不红”是大方向错了，是“白专”，最后会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1959年初大家都要写思想小结，然后在小组会上读一遍再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自那之后，这在大学里和工作岗位上成为惯例）。严庆宏在小组会上受到了众多批评，我想这一定是方老师和团组织安排的。严庆宏的“过错”就是“走白专道路”。有人分析了“白专”的种种危害，有人“翻老账”、把严庆宏过去的“错误观点”又提出来批判一通，也有人希望严庆宏和团组织多接近、要政治上树立正确方向云云。严庆宏低头不语，也不表态感谢大家帮助。
我和严庆宏不在同一小组，小组会的情况是秀才告诉我的。会上只有秀才没有发言，反正不论大会小会秀才从不发言，大家都习惯了。
自那以后，严庆宏变得很消沉。图书馆见不到他了，人变得少言寡语，奇怪的是和我、秀才也疏远了。要知道我们可是他仅有的朋友们呀！再说我们都信守诺言，没把他的真话抖出来，没有伤害他。只有他的学习成绩依旧优秀，数学依旧第一。
毕业体检，严庆宏被查出有肺结核，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考大学了。他后来在中学当数学代课教师，若干年后成为正式数学教师，听说他是位不错的数学教师。不过我们总是为他惋惜，他应该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1980年代末老同学聚会和他相遇，我很想问他：1970年代末有中学教师直接去考研究生的，他为何不去？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的。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此时严庆宏同学已经到了看透一切名利的境界，再提此类话题实属多余。
那次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料没过多久严庆宏同学就因脑溢血去世了，享年才50岁吧。另一位天才同学王乃庆在几年前因车祸也去世了，也未到60岁。
有句在葬礼上见到过的挽联用词“天嫉英才”，有点道理的。
升学中的阶级路线
高三（下）的一个时期我们在武昌路一家电讯器材厂劳动，工厂的产品是电话交换器，在当时算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有一位校级学生干部就此提出一个很激进的主张：将来不必考大学了。就以电讯器材厂的生产流程编成教材，大家学完了自然便成了掌握生产技术的技术工人，可以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达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班会上大声疾呼过两次，但响应者寥寥。不久班主任方老师表示不赞同这种极端做法：“大学还是要上的！”方老师的看法当然是学校领导的看法，所以这位激进的同学不响了，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7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红卫兵小将提出砸烂高考废除升大学的革命倡议，而且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六六届高中生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六七届、六八届也一样，连同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初中生亦无缘高中。当时我不禁想到了这位早就有过革命主张的同学，问题是他在1959年提是太超前了，因此无人支持。
临毕业前的两个月学习气氛变得浓厚起来，劳动停止了，各门课的老师抓得很紧，学校还安排大家去参观华东师大，提前领略一下大学氛围。班级中也传阅一些高等学校发来的资料，有的资料还有照片图片，像一本画册。报考什么学校好？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1959年高考志愿分3个大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理工类要考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文史类要考历史、地理、语文、政治、外语；医农类考生物、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现今高考取消了医农类，而当年考医科大学、农业林业大学及各校的生物系均属医农类，要考6门课的。1950～1960年代报考理工科大学的最多，考文科的人没几个，这股潮流对我影响很大。加上我父亲要我读理工科（以便将来有个稳定的饭碗），所以我就报考了理工科，其实我的数学是很糟糕的，我喜欢历史。
类似这几年的“扩招”，在1958年新办了不少大学，有的大专升级为本科院校，有的中专戴帽变成了大专（1962年有一些学校又“下马”关闭，苦了一大批学生）。我们可以填2张志愿表，可以报考许多学校（文史类、医农类要少许多），我后来就读的安徽大学物理系是第1张表上的第13志愿。在拿到录取通知时挺纳闷：我填过安徽大学吗？不管如何我总算当上了理工科大学生！
叫人想不通的是班上有9个同学没考上大学，连大专也未被录取。而虹口中学历届的升学率很高，百分之百上大学的记录是不稀奇的，这次班上有20％的同学未考上大学。9个同学中有7个是考理工科的，他们的数理化个个都不比我差，像肖宁、吴泽宪、顾榴红等同学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尤其肖宁在班上是功课名列前茅的好学生，这次高考发挥得也好。竟然名落孙山，为何？
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阶级路线”。班上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有的父亲被杀、有的长辈被关、有的家长是右派、有的家长是历史反革命。虽然有的同学本人“政治表现”不错，给班主任印象也好——因此毕业鉴定上品德评语不坏，但没有用。因为录取人的权力在上头在高招办（即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
这样一来班上凡是家庭出身尚可的同学全部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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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忒：沪语，闭嘴。
才：沪语，都、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