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骑士马科斯
演讲人/戴锦华
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我们的想象和创造之中。
一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单向街沙龙”，希望能跟大家共享一些想法，也希望能和大家争论一些问题。这样的空间好处就在于不是一言堂，没有整齐化一的氛围，大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可以走，太热了可以走，听得没劲了也可以走。
我今天想就这本书，《蒙面骑士》来给大家谈一些我的感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对我略有耳闻，大概会知道我是一个说得好听点，不守成规的人，说得不好听是不务正业的人。我自己喜欢的一种表述是：如果我也算作“学者”，我大概属于不甘心被绑在一个学科的战车上的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而且翻译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人——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处左翼游击区的游击领袖。但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好像给书店带来一点麻烦，就是书店不知道把它归在哪一栏。最后我发现，大部分书店都把它放到了外国文学那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尽管是一个游击领袖，但是他的作品却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家、文学爱好者热情的关注。他本人也和若干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为莫逆之交，一个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甚至认为副司令马科斯，是今天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我们经常说一手持剑，一手持笔，或者一手拿枪，一手写诗，这经常是一种修辞，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却是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同时又很荒诞的是，他的书放在文学部分不合适。马科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是惊人的，我最早也是被他的文字所迷住，然后开始翻译他的文章，但是他用非常文学性的语言和文字所讨论的东西，却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今天的世界，是明天，是未来，他重新复活了这样一些字，比如说“梦”，比如说“想象”，比如说“希望”，比如说“未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之中，这个生存状态我管它叫“封闭了的现代时”，就是每时每刻我们只拥有此刻，而这个此刻不连向过去，也不通往未来。有一种说法是，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是蠢猪，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年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更有趣的是，十年以上的过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以这样的速度发生的：今年的流行就是明年的怀旧，后年的经典，大后年这些东西早已经被遗忘了，被埋葬了，死亡了。所以我说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个“封闭了的现代时”当中，所谓“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仍然背着历史，我们每个人必将走向未来。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从来不讨论未来，因为它来得足够快。换句话说，你可以不关心未来，你可以不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但是五年，十年，一辈子，其实只是一瞬间。于是又有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苦呢？好，你也许认为一百年的生命很快，但是从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经验来说，一百年又足够漫长，你在这一百年当中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你始料不及的东西，你今天拒绝去思考的东西，明天成为了现实，你就不得不去面对。
所以我说这是马科斯的意义，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政治、哲学、社会、历史文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打开理论已经完全无语的那些领域和空间。对我来说，他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可能，一种希望，让我觉得某些我们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语言去说，没有语言去想，没有办法去思考的东西，或许换一种方式，就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这是我先对这个人物做一个很不直接的介绍。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尽管一向不务正业，最后居然不务正业到了去翻译一本拉丁美洲的游击队队长的书信公报集，为什么？有什么东西使我做了这样一种选择？刚才介绍了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同时向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对多数的中国读者、中国的思考者来说关闭了。这个世界叫什么？就是拉丁美洲，再说大一点就是第三世界。
在这里我想稍微扯开去一点，我想大家都熟悉一个说法，就是“新时期”。1978、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说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向世界打开了国门，“新时期”到来了。这句话说对了没有呢？在座的好像都比较年轻，没有我的同龄人，如果有我的同龄人的话，我们可以真切地回忆起来当时多少新奇的东西突然涌到我们的面前。但是“改革开放”30年过去，我们再返回那段历史，发现“‘闭关锁国’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打开”，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又是错的，它说出了一部分真实，又制造了一个谎言。
我想说的是中国从来不曾自在于世界之外，所以中国“走向世界”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逻辑上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就是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此前中国在世界之外，中国怎么可能自外于世界呢？
有两个错误，一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自己闭了关锁了国，是别人闭了它的关，锁了它的国。大家不要忘记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一线排开去是“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所以中国被封锁在“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之外。而中国为了追求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又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发生了冲突，于是它的背后一线是苏联的封锁线，所以中国被两大阵营夹击、闭锁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大陆状态之中，这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打开的。
第二个错误在于，那时候中国也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世界，大家不要忘记在美国、苏联两大强国的反对之下，中国还是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当时周恩来有一个说法是非常形象和准确的，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一人一票，靠人数多，愣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换句话说，即使在“冷战”的全面封锁之下，中国仍然在世界之中，中国仍然有它广阔的世界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第三世界。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确实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确实打开了，这个视野是什么呢？是欧美世界，是发达国家。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欧美国家，遭遇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视野、朝向第三世界的国际视野就落幕了。
在我成长的年代，我读的小说是越南小说、东欧小说、苏联小说、缅甸小说……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读的就是欧美的作品了，慢慢的我就完全不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我还有两个经验非常有趣，一个经验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一帮朋友领我去一个餐馆，这个餐馆是缅甸风味的餐馆，那些朋友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来这儿不是吃饭的，我们来这儿是看美人的。是什么美人呢？他们就笑着指给我墙上一张很大的照片，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女性。我就说她是谁啊？那帮人说你不知道？我还很得意的说，我从来不知道流行明星。他们说，这个不是流行明星。我说我确实不知道。最后他们终于相信我不是开玩笑，告诉我说，那是缅甸著名的反对领袖昂山素姬，一个世界知名的、明星级的反叛女政治家。我非常惊讶的发现，我自以为我已经走向世界，自以为世界的视野在向我打开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视野对我关闭了。
我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其实我们的传媒也报道她，不过她在边角的位置。而我自己有意识的选择了不看，我不关心缅甸发生了什么，我关心的是美国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马科斯。1994年，墨西哥一个新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全世界，从1994年至少到2001年，事实上直到今天，马科斯始终以这种环球传媒明星的方式，吸引着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后来我发现中国传媒也有报道，但是我一无所知，所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大概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一方面是某些消息以突出的、反复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呼唤着你去了解它们，去认同它们，而另外一些东西却消失了，或者说在边角中，或者即使在它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关心，而主流的方式还教给你一种接受和指认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方式，你只能用它的方式去看。
比如说马科斯，他有一个蒙面形象，于是我们的指认方式大概十有八九就说恐怖分子，只有恐怖分子才蒙面。这里有两个大无知，一个无知就是这位游击队长是以符号学游击战、网络游击战而著称的，他们和政府军的正面战争只发生了一天半，所有冲突当中的死伤人数不超过27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第二，你不知道，你无知，你无知在哪里，你不知道整个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素有面具文化，佐罗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佐罗是整个蒙面英雄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我在我们的传媒上读到这样的报道，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队全体队员，是马科斯的热爱者，他们经常为马科斯所领导的“萨帕塔”运动捐款。在2005年初，他们把国际米兰队的球衣赠送给“萨帕塔”，马科斯就穿了他们的球衣，蒙着脸出来跟传媒拍照。我们的传媒是怎么报道的呢？说恐怖分子喜获赠国际米兰队球衣。我看了以后啼笑皆非，我就觉得无知，并且坚持这种无知，这是主流的另外一种态度。
二
最后再扯两个闲天，我们再来谈马科斯。这两个闲天就是使我翻译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动机，我说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9·11”事件的发生，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和全世界一起目击这个悲剧的时刻，我记得我当时的那种震惊和伤痛，我努力不哭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在双塔座倒塌之前，那些人绝望地砸碎玻璃幕墙，挥舞着手帕，希望得到拯救，可是接着，双塔座在我们的面前坍塌下来。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好莱坞电影里有这样的镜头，可是这一次是血肉之躯，真实的生命。我毫不怀疑，我想和我一起看过这个场景的人是跟我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认同了双塔座里人们的身体，我们感受着他们经历的恐惧、绝望，感受着他们那种求生的本能。
但是接下来，我开始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新闻报道告诉我们说，在美军的空袭之下，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一座一座的大桥，一个一个重要的公共设施被炸毁，最后只剩下了一座大桥是保护贝尔格莱德市的生命线，于是我在报道当中看到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师生手挽着手作为人盾上了那座桥，要保住那座桥。三天以后，我看到了一则文字报道说桥炸了，没有一个字说那些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是撤离了，还是被炸死了。
接下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身体去认同于双塔座当中的那些美国的遇害者，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身体去认同在贝尔格莱德大桥上的那些人盾？接下来我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不是为了原谅自己，但是我真的以为这是答案之一，这个答案就是我在美国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朱蒂斯·巴特的一篇分析海湾战争的文章当中读到，说美国报道海湾战争的时候，它采用了一种最新的技术，而此后大多数的美国战争都以这个技术来报道，这个技术就是把摄像头放在导弹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新闻图像，是通过导弹的视角来看的。我想大家可能会马上明白，如果我们是用导弹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我们就不可能用在导弹下面粉身碎骨的人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
如果大家说这是美国传媒的一个特例，你在这里说有什么用？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应该都看过《英雄》，张艺谋的新片，请大家回忆一幕场景，就是秦军攻打赵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张艺谋设计的张艺谋式的箭阵，箭像风沙一样铺天盖地的射向赵国，但是接着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摄影机采取了箭的视点。在那个场景当中，好像张艺谋要彰显赵国人临危不乱，视死如归的精神，但是我们确实是通过箭的视点去看血肉之躯的赵国人。
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是答案之一？我觉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以为我们直接目击的事件，以为我们是自由地选择了我们的视野，却经常忘记了我们的视野先在的被一种更强的力量所选择，这个更强的力量所选择的观看方式，先在的决定了我们的观看方式。所以我觉得“后冷战”时代到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重新到来，我们觉得人类充满了希望，我们终于不在两个大国的对峙之中，不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中，我们有权利向往一个更美好，更多元、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似乎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也正在向我们走来。但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形出现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元的、平等的、和平的、自主选择的时代，相反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趋同的、极度趋同的这种状态之中。任何的差异和另类的选择都变得更加艰难，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同时另一个奇怪的事情，我在另外一组统计数字当中看到，是说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其实我们经常描述的是这种大都市场景，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t恤衫，牛仔裤，我们美国化了，我们一说全球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图景。但是我看到一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的材料，它表明说，这个全球化图景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被卷入？十亿，只有十亿人被卷入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50亿人在这个全球化之外。
马科斯做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今天世界的图景就像大屏幕，大家都知道，有多块屏幕组成的，可以是一幅图画，可以是很多很多幅图画，这个大屏幕五彩缤纷，非常多元，似乎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大屏幕同时又像一面墙，它挡住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就是全球化过程不曾卷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现代化进程好不好，全球化进程好不好，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能把多数人带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的标准，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多数人都进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称之为成功，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这一部分得到了改善的、获益的、享受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这种自由、平等和丰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的人群，在中国巨大的人口比例之上，绝对人数极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小撮。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原因，这样一些思考，使得近年来我自己开始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一年我有七个机会，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出席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我更多的选择不毛之地，穷乡僻壤，去第三世界，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们，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去亚洲、非洲和拉美的经验当中，最吸引我、最振动我的是拉丁美洲，一方面那里真的是一方热土，在拉美你碰到的人们的那种生存状态，那种热情，那种在贫穷当中、在我们所认为的绝望当中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状态……我记得第一次从拉丁美洲回来以后，我在讲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中国有一些批判学者说中国拒绝拉美化，我说纯属奢谈，中国很多地方不如拉美，至少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上，中国差远了。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东西，是拉丁美洲有一种伟大的失败者的逻辑，不是胜利者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而是失败者的逻辑。但是这个失败者就是拒绝承认失败，就是且败且战。
同样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感觉特别强烈的是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他们不遗忘，同时不绝望。我有一个拉丁美洲的朋友，一个70多岁的老建筑师，他陪我们去参加墨西哥城的一个著名的广场，那个广场他们叫“三文明广场”，因为那个广场曾经是“阿普太克”王朝的首府，阿普太克的王宫所在，也是西班牙侵略者和阿普太克军队大决战的地方，最后新石器文明的阿普太克王朝当然败于现代文明的西班牙统治者，他们的国王被绞死。西班牙人毁了他们的王宫，用王宫的建材建起了基督教的教堂，所以它是阿普太克文明，也是是基督教文明。第三个文明是围着那个广场的一片我们很熟悉的现代公寓群，那是1950年代墨西哥政府的“脱贫计划”，就是盖了一些我们所谓的经济实用房。1985年墨西哥城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那一片经济实用房几乎全部倒塌了，死了数万人。这位老建筑师给我讲这些历史，他说1985年我就在这里，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们在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从废墟里拖尸体，往外搬尸体。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个老人讲1985年的故事就潸然泪下。我就说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会不断的记忆苦难，不是把苦难忘掉的民族。
我说一句不太准确的、也许会大家会骂我的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情而健忘的民族，我们尤其善于遗忘苦难，如果我们想到苦难，苦难就会成为犬儒主义的一种依据，又怎么样？反正都是苦恼。而我在拉美最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遗忘苦难，但是绝不犬儒，绝不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相反又能以极热情的态度去行动。
我在这个书的前言当中写，那一次我们在拉丁美洲，驱车几千公里，几乎走了墨西哥所有重要的地方，当时这个老建筑师就是我们的向导，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他简直想把墨西哥托在手心上，展现给我们看。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土地上的所有苦难的记忆，那种顽强的要变革不合理的现实，要改变这些苦难的斗志……到现在为止，这个老建筑师一方面是建筑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人，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一个一分钱都没有、自己不断掏钱的ngo组织的负责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帮助弱势群体，去改变社会、去抗争社会不合理的结构。我最近接到他的email说，他们还在街上抗议选举的不公正，所以我觉得这是拉丁美洲对于我的特别的意义。
三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意无意之间到处听人们说起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叫做副司令马科斯，有各种各样关于他的说法，各种各样关于他的故事。于是到墨西哥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很想看看这个人。当然我们没能看到，但是知识分子，你看不到真人就可以读书了，所以我回来就在网上搜索，发现全球大概有六万多个关于他的网站，几乎囊括世界所有的语言，当时我觉得唯一没有的是中文，在台湾有一些很少量的报道，但是中国没有一个“萨帕塔”的网站。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大量英文的资料，而后我发现实际上在英文世界有大量的关于“萨帕塔”的出版物，继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形，就是马科斯在写这些有的非常美丽、有的非常尖刻、有的非常精灵古怪的文字的时候，他每次都写给国际国内外各大报纸，出版社，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空白合同，说你把你的出版社填进去，把你的报社填进去，我把这个送给你们。他说什么叫版权？版权不过是私有制的一个可笑的东西，我就是要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读到。
2000年从墨西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寻找马科斯的文字。我没有推销书的意思，我认为如果你们有兴趣，肯读的话，应该不会失望。我首先读到了他的一个部分，就是杜里托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甲虫，后来我搜索全世界的传媒，发现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有人憎恶他，有人嘲弄他，但是所有的各帮各派，毫无例外的都接受杜里托，都觉得这个小甲虫太可爱了。小甲虫这个部分的书写太有趣了，太智慧了。
如果大家真的去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小甲虫代表着西班牙语世界当中一个永恒的形象，就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大家都知道，唐吉诃德战风车，唐吉诃德骑瘦马，但是大家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唐吉诃德从来不是笑料，他是西语世界最伟大的不朽的英雄，他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去行动、去实践、痴迷于梦想、但是丝毫不为自己的梦想而感到耻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