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永玉
艺术有时是需要忍耐和等待的，不过，她等得太久了；漂亮女孩消磨成华发满头的漂亮老太太。渊源于彼而又党性于此，有什么办法？
一
读音乐书，“sinfonia”希腊文这个词有最早的“交响乐”的意思；但还不叫做“交响乐”，只称为“声音一起响”。
这称呼据说是从j·c·巴赫创作的曲子里逐渐明确起来的。
我很欣赏“声音一起响”的这个意境；觉得比“交响乐”更传神、更通俗。以至于中外文化界遇到好的和倒大霉的场面，同声大哭或欢笑一堂时，都会说：“哎呀！这简直像一场交响乐！”谁说不是呢？搞“运动”了嘛！“声音”怎能不“一起响”呢？是不是？
我得识庞薰琹先生，就是在解放战争奏起的交响乐、“声音一起响”起来的1947年。我在许多写过的文章里都提到，“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餐会在狄思威路薰琹先生家难忘的回忆。（前天我在庞均个展会场上问起他，有一次在狄思威路他家餐会上厨房忽然喧腾起来，我们几个年轻人想进厨房帮忙，后来停息了。到底出什么事？庞均告诉我，“小时候的事，记不起来了”。）那时，庞薰琹先生和另外的几位先生是主要策划人，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我当时也住在狄思威路东洋街904弄）。
对庞薰琹先生我只是仰慕、尊敬。没有私人来往，却从朋友口中听到对他很多的称赞。办事的忠诚执着，热昏的勤奋，手艺的高超，待朋友的诚恳，处事的潇洒爽直……
更亲切的，他画了许多苗族人的生活，点燃了我故乡久别的亲情。我默会于这点心思。他不像许多俗子所表现的穿花衣、扭苗舞、带银饰的浅溥庸俗猎奇角度弄出的作品；当时我已经有能力认识理解庞先生的作品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懂苗族人气质和美的所在：纯朴、憩静、温良。他谨慎用笔，细心渲染苗族衣服常用的植物蓝靛与暖和而墨黛色调，幽雅极了，纯熟极了。我知道他在抗战开始杭州美院迁校的时候在沅陵呆过，也在贵州、云南、四川苗族地区尝过酸辛。
在上海虹口他家客厅左壁挂着一幅两位苗女细语的卷轴，每一次餐会，我都选择靠近这幅作品的座位，进一口餐，看一眼画。
请原谅我的愚鲁，那时我才23岁啊！
在庞家聚餐有多少次呢？其实也没多少次。因为少，因为是庞薰琹先生家，才记得那么深刻。
没想到我195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会成为庞薰琹先生的同事。他在工艺美术系，我在版画系。
早上上班常遇见他，致了意，各进各的“车间”。大家忙成这样，一个学习接一个学习，听报告，“联共党史”、“联共党史”、“联共党史”、“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搞了我们好多年，然后“肃反”，然后“反右”，然后“打麻雀”……
1953年毕业生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美术界年轻的顶梁柱，詹建俊、靳尚谊、蔡亮、刘勃舒、葛维墨、庞涛、庞均……好大的一个阵容。蔡亮、李宏仁、刘魁秀、蒲以庄调在版画系当研究生后来做助教；不久调整了一下，调走了刘魁秀、蔡亮；蒲以庄仍当助教兼党支部书记，靳尚谊教素描，庞涛教绘画基本技法、色彩之类的课。
就在这时，“声音一起响”的“反右交响乐”奏鸣起来。
我根本闹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所作的“七年、八年又来一回”是多年以后“文革”的指示，那时还没有人预料得到。“运动”一个接一个，个个都令我害怕；开始的“运动”整的“人”离我还远，到了“反右”，很多轮到我的熟人了。冯雪锋、聂绀弩、萧乾、李荒芜、黄苗子、丁聪、吴祖光……忽然我们的院长江丰，副院长王曼硕，平时尊敬的油画家冯法禩和庞薰琹先生、郑可先生、高庄先生都成为右派了。
不明不白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
这里单讲庞薰琹先生。
他为什么成为“右派”了？大礼堂这个上来那个下的批判我都在场亲耳听说过，我并不是一个毫不好奇的人，决定一个人终生命运的特大号罪状我怎能忘记？不过只是一个外行领导和一个具有专业知识权威领导如何办学的争论而已。反正庞薰琹先生就此垮台了。
我细考自己一生的记性，理悟出一些脉络：凡是夹带着有趣生动形象的事物，我能牢牢记得住。
批判庞薰琹先生的大会上，庞先生当年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某位权威教授的重点发言，我至今不单记得住它的内容，还能准确无误地模仿他假天真的神韵。
“我和庞薰琹在法国的时候，他常常欺侮我，看不起我……他常常穿一件紫色天鹅绒衫衣……他自以为法文讲得比我好，他常常和法国同学讲法文而不理我。……回国以后，他过着法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给他的儿女开画展……庞薰琹！你还要认真交待你跟密友老右派傅雷的关系……”
要不是在庄严的批判大会上，我一定会指着庞薰琹先生鼻子哈哈大笑起来：
“庞薰琹呀！庞薰琹！这下你可完了！张三李四你不找，偏偏要跟这混账老王八蛋去法国留学呢？你看他多会调理自己！几十年埋藏在心里的深仇大恨，今天才能在大礼堂讲台上得到翻身解放，扬眉吐气！你简直是当今的黄世仁嘛！他简直是当今的白毛女嘛！”
那位老混蛋的文化质量和品格质量暂且甩开不说，“反右运动”的“声音一起响”所使用的这类破锣似的“响器”奏出的“交响乐”，收到的是什么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想起《圣经》“箴言”第十一章九节那两句话：“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反右”过后好些年，在公共汽车上远远看到车尾一丛怒放的白发。那是薰琹先生。
丘堤师母逝世，在校尉营贤良祠举行告别式，我带着复杂悲凉的心情去参加追悼。
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又是好妻子更是好母亲，背负一家精神和物质以及时间的重担还要显得神色自若，是我对她遗容最后的印象。
“四人帮”垮台不久，我在山东石岛宾馆门口遇见庞薰琹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和女儿，他们正预备找车回北京。他们是私人旅行，没有跟任何部门联系，而我却是轻工业厅请来的“专家”，受到贵宾式的接待，简直惶恐之至。连忙向厅长孙长林兄汇报真材实料的大艺术家、老轻工专家驾到，于是他们也感到神仙下凡的荣幸，重新接回宾馆，并在山东半岛各处参观，从“出口”角度给当地轻工艺品生产提了许多好的建议。庞先生对艺术的真诚，教育和感动了很多人。在一家陶器厂，居然遇见了正在沦落遭难的顾群同志，她也是反右的受害者；当地人也不清楚顾群的来龙去脉，抽象地让她在那里生活了不少时间……知道我们原来都是同事，于是又觉得捡到了另一个宝……
一生景仰的庞薰琹先生，竟是在一个巧遇中得以圆梦，不可谓不是一种缘份。
二
庞涛和我在版画系同事好几年，只听说她教学认真严格负责，前头写她教色彩什么什么，也是我姑妄言之，不太靠得住的回忆。她是党员，我跟她也没什么交谈。几十年虽然天天见面眼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我在版画系最感困难的局面是开小组学习会。尤其是“运动”来了的那种小组会。也曾意识到运用一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的词汇来协调学习气氛，被动的心情总是像京剧里某个唱段一样：
“未曾开言我的心内焦，尊一声列公大人细听根苗……”没有我平常跟朋友聊天那么顺当。这种困境延续性很强，直到六七十岁之后才恍然大悟，开会的忐忑，是让往日阅读太多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闲书文化混扰了。周围的同志没有这种困难，他们读书范围的纯洁性成了思维和发言的优势。
庞涛这个人很沉着，爸爸、妈妈遭遇了如此大难而从不忧形于色，照往日一样从容坚强地工作。一般地说，漂亮女孩是不大有这种性质的耐力的。
我只是为她可惜，那么好学养家庭出身的子弟怎会绝少画作？
实际上，我对她了解得太少。后来一位同系的好友告诉我一些往事。
“文革”前后在一次系里党支部会上，一位来头很大的权威同事对我有过严厉的指责：
“黄永玉穿着黑胶绸衣服，戴着黑眼镜，牵着狗，穿着塑料拖鞋上课……”
嚇！这形象我自己听来似乎也觉得不怎么样，岂不是像个电影里的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