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谢丁
“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一
2003年的秋天，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自行车从万柳宿舍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我随意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地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觉得他仿佛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地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地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地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地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突然，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二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19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见校卫队穿着老式的警察制服，骑着三轮摩托车狂奔，真是不可思议，那是在南京永远见不到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举办了十四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摄/康钦
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有一次，赵晓力要借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图书馆的书被借走了。在借书卡上，他看见了李猛的名字和学号，找到社会学系的四十六楼宿舍。后来，他们和其他朋友组成了另外一个读福柯的小组。
有段时间，李猛去了香港三个月。那时他们正在一起读德里兹的《福柯》。那三个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艰难。赵晓力说，从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上面，我们都比不了他。碰到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只有面面相觑。
这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三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地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在给02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一百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一百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一百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地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