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地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副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室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时，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五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那时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五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20世纪80、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学民主化”这个判断，然后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在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两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六
时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三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财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
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地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仍望着窗外，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苏力，又名朱苏力，少年从军，后当过工人，1984年赴美留学，1992年回北大任教。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院长。
甘阳，1952年出生于沈阳，1985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中国1980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近年来致力于大学本科阶段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举办“通识教育讲习班”，并召集中国文化论坛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