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
——金安平访谈
采访、撰文深海
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一
《单读》：您最早是学数学专业的，那后来为什么开始历史研究呢？
金安平：这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思想史，在长大的过程中，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1962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父亲在成功大学教建筑学，他是一位非常会讲课的老师，又很会讲故事。到了美国他先是去研究院，但为了抚养一大家人，我们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他后来就去了建筑事务所工作。那时候他晚上工作还是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历史和传说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最喜欢的书是《庄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问题。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受的是很严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试不好就会被打，甚至带着一点虐待。我们一位英文老师，打学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台湾，碰到另一位同学，还聊起这件事，这也变成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之一。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数学被训练得非常好。
《单读》：那时候为什么举家搬迁到美国去？
金安平：父亲当时在台湾教书，他十分喜欢教书，喜欢把新颖的知识体系和视野带给他的学生。受到他在宾州大学时的老师影响，195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台湾教现代建筑设计，他也是第一个介绍所谓的“现代建筑”给台湾建筑系学生的人。他编辑的建筑杂志也是一流的。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名声很好，其中很多建筑系毕业生都是父亲的学生，有些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在开建筑事务所。
父亲离开台湾，有些人认为是他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他的想法太激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在台湾政治解严前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人说他是亲右的，其实父亲根本不区分亲左亲右，他是一个跟着庄子走的人，根本没有派系和党别的概念。他最恨这种压制，后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样我父母才离开台湾。
但是我问父母，他们说完全是因为孩子。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台湾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惨了，美国是另外一种宽松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台湾教书收入有限，而当时家中的经济负担很重，四个姐妹要生活、念书，压力很大，而在美国，无论是教书还是进建筑设计事务所，经济压力都会有很大的缓解。
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era)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
《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安平：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小时候，父母亲都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爷爷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爷爷最不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抽鸦片，一个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记里面几乎不写奶奶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是对女性的一种隐晦的尊敬。
关于爷爷,现在大家提及并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记，那是爷爷生前用毛笔一点一滴记下的。爷爷的书法十分漂亮，几本小册装进一小盒，现在都收在台湾中研院，保护得非常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和我们讲过爷爷的日记，但存放在大陆，我们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学者式的日记，记了很多学问方面的事，大到他的历史观，小到某一天读了什么书，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另外，他写的诗，他朋友给他的诗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记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史料。
《单读》：当时他们做研究方法也是，比如说考据，做编年体例，记翔实而系统的日记，与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
金安平：爷爷留下了很多信件、书和诗作，包括写给朋友的小传，名人小传，还有他在重庆教书的时候学生给他的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日记，但我觉得爷爷写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时他受到清末考据派史学家的影响，他也跟着那个模式写，是一个学者系统的思想记录，而不只是日记。
《单读》：虽然金先生留在大陆，但他的挚友李济先生他们都去了台湾，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有交往吗？
金安平：我们是住在台南，而李济先生他们大多在台北。台南跟台北很不一样，爷爷认识很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时候的朋友。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爱的是国，跟党没有关系。爷爷最关心的还是历史，读他的日记就能感觉出来，他为了研究历史可以不顾一己之忧。而且，我们虽然去了台湾，但当时都以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回来，谁也想不到历史后来的走向。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单读》：您受到他们的影响大吗？
金安平：我觉得影响是很复杂的，在考虑学术问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考据的方式，但平时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样子。朋友有时候会笑话我，我非常爱看小说、电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在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们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单读》：年轻人接触的新生事物对您的影响更大？
金安平：父母给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思考问题、做学术研究方面，或者看他们怎么样教育学生——毕竟我也是教师，这些给我很大的影响。爸爸在重庆大学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流亡学生来家里吃饭。而且教学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别灵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经常给我很多启发。从本质上说，我的生活更美国式，也许是因为很小就来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受了他们文化上的感染。
说到来自孩子们的影响，比如儿子喜欢棒球我也跟着喜欢，像粉丝一样追球队，也会和儿子女儿们讨论电影、小说，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太肤浅。我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欢考据，非常尊敬章学诚、刘宝楠这些史学家。其实做考据学就是要有一种好奇心，不管不顾，一门扎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考据学更像一门科学，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到大学数学专业的影响，我也不晓得。
《单读》：对于文学和电影，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喜好？
金安平：我喜欢看侦探类的电影，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男性作家的作品，艰涩，需要耗费时间去读，去理解。历史小说也行，但并不是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能让人发疯的小说，也许需要多次尝试才看下去，但非常有挑战，这可能和我喜欢考据学有关。
《单读》：《合肥四姐妹》那本书，和《孔子》这样的历史写作很不一样，是纪实性更强的一本书，有大量的采访在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出来？
金安平：我本身非常喜欢采访，那本《中国的孩子》(childrenofchina)也是采访的方式。采访的时候，面对孩子，我会本能地喜欢他们，会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世界，而面对长者，我觉得机会难得，他们更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多的是想记录。
张家四姐妹的缘分，是因为史景迁先生认识张充和，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事。一次我母亲来我家，我就把充和请过来吃饭，可能因为那一次的气氛很好，那天她的谈兴很浓，一旦开口，你才知道她的口才有多好，非常幽默，喜欢逗人，甚至会有些善意的刻薄，十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