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撰文覃里雯
在天堂里死掉，这才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讲究共识、空气清洁的欧洲。这么一想，我逃得还不够远。
定居者
一年前，我和于威先后搬到了柏林。我学德语，她带娃。她这个浑身本事的前媒体高管，被清洗浴缸和擦玻璃这样的破事愁了半年，每天在微信上给自己励志，但好像见效甚微。不到一年，她就抛下位于柏林时髦社区的豪宅、欧洲的蓝天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奔回了烟熏雾绕的北京。到4月花开，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疯长成了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一家卖书的清新厨艺学校，一个steampunk风格总部和一个顽皮社交媒体组成的活力中心。我们在过去十多年工作里结识的朋友们，也都从不同的机构里返回单向空间，就像河溪入海一样顺理成章。他们每天谈论八卦、历史、文学和文化，喝酒吃火锅，在巨大的垃圾场上顽强而快乐地种植西西弗斯的花朵。
我们不喜欢陌生人/他们在雨天推门而入/他们的脸笼罩雾气/潮湿的手指微微闪烁/暗示我们忘却的来路
我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用微信偶尔得知这些碎片。办公室在一个20世纪初简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高窗面对天井，窗下总有人在抽烟。当我想念北京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对面下方有一家厨艺学校，成年学员们绕着钢铁灶台勤奋学习，再到楼下临街的餐馆里立即付诸实施，中途休息时间就在我窗下跟拖拉机引擎一样地抽烟。这个餐馆价格只有通常市价的一半，因为食客其实是厨师们的实验小白鼠：半生的寿司，寡淡的三文鱼面，偶尔也有美味的猪排和鱼排。收银员一抬手臂袖口露出文身，殷勤为女士穿上大衣的侍者笑出一口烂牙，厨子们有的胳膊粗大，睥睨四方，有的穿着放荡。但他们都很敬业，没有人不珍惜这个离开监狱之后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我时常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去给这个餐馆捧场，因为觉得自己很像他们的同道，像叛逃者在异地努力获得新生。夏天临近，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偶尔流连，借着晚上9点才灭的天光想想更重要但无用的事情。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可柏林的陌生感仍像冰川一样迅速融化，即将把我再度裸露在熟悉造就的厌倦感中。过度的熟悉带来可怕的麻木，和我持续与之战斗的抑郁。作为一个曾经的全球搬家户，我感到地球的面积很快就要不够用了。在前半生以搬家未能解决的一切，只能在后半生以牢牢扎根来试图解决。
我们已在水草丰足的地方/驻扎了身体和灵魂/陌生人却带来棋子/教我们学会犹疑，拼杀/和不甘的死亡
对习惯于逃跑的人来说，柏林是个扎根的好地方，除了纳粹时期，它习惯于接纳情愿或不情愿的游荡者。黑格尔躲避霍乱时还曾在我住的区域暂居过，最终病死在柏林。纳博科夫在柏林的15年里，一直躲在柏林俄罗斯人的世界中，结果构造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柏林。瓦尔特·本雅明坎坷的一生里，柏林总是他的返回之地，直到纳粹上台断绝了这个念想。如今欧洲和平，柏林就成了欧洲最便宜的创意中心，吸引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大导演来制作电影，也适合许多只说不做的文艺青年在这里浪费时光。某位著名的大肚子中国艺术家在被“禁足”之前，在这里还有一个工作室。
20世纪上半叶，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种子的落脚地之一。周恩来和朱德都在康德大街上住过，朱德后来还被驱逐出境。康德大街曾有许多中国商店和中餐馆，以及一家中国学生活动中心，如今都被高档酒店和办公楼替代。柏林还短暂容纳了许多现代中国学界的耀眼星斗：蔡元培，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傅斯年和北大的同学罗家伦、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当然还有不安分的徐志摩。年轻气盛的周恩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陈寅恪曾在柏林的中餐馆偶遇，陈稀里糊涂被卷入一场政见争辩引发的拳战，他和周撒腿跑到餐馆老板娘的房间里躲起来，才未被打得鼻青脸肿。从这些碎片里折射的柏林，无害疯狂，活泼有趣。
你不可逆转的时间/陌生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如同每日消逝的梦境/而我们，定居者/从不搅扰死者，和其他生者的安宁/光荣属于我们捏造的传说/谁比谁活得更长
经过柏林宁静整洁的墓地，就会设想：扛着整个20世纪中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和那些扛着整个20世纪德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坐在一起是会聊个不停，还是无话可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之前，我在柏林采访了许多亲历当年盛会的人物，当时我和许多对80年代有亲切感的中国青年一样，已经明了东欧和中国命运的差异。我们知道东欧的变革不会在中国重演，也认定了各个国家必须孤独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命运。
但如今回头想起那些一路对谈，反倒感到孤立宿命论是另一种肤浅狭隘。被采访者中的一位，当年曾主持前东德售卖国有资产的国有信托机构treuhand，短短时间内把大批东德国有资产售罄。在我的采访中，像所有忠实遵循资本运作逻辑的资本运作者一样，他给了很多理由，强调当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当时再敏感一些，就会看到东欧和中国命运相似之处：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屈服于资本的无上逻辑，全球化的压倒性逻辑。而这个逻辑在中国被推到极致，吞噬着其他的逻辑，像一头老虎吞噬着自己。它既无法填补摧毁性的革命造就的精神空无，也无法平衡无节制的权力，滚滚偕行的是雾霾、污水和空洞的追逐。至于资本何以对自己的缺陷视而不见，我倒一直没弄明白。
已经离去，或正在到来/陌生人无休无止，敲响城门/逼迫我们送上鲜花，雕塑和庙宇
单向空间的朋友们，正是在这头老虎的逻辑里，做着它难以吞噬的事情。在北京，他们不能算是势利眼们定义的“主流”精英，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以他们定义的北京，可以称之为北京的魏玛。1775年，当年轻而浪荡的歌德受邀来到小城魏玛，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城市青年，迟早要离开这里去征服世界。可当他来到“大城市”柏林的时候，却没有产生想象中的归属感，普鲁士贵族的势利眼挫伤了他的自尊。他余生留在魏玛，凭一己之力把它变成了一座四面大师来会的文化圣城。来自边缘的创造才能造就此世的奇迹，这是老虎唯一难以吞噬的事情。
塞壬
书写的纯粹乐趣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告别，朋友们都开始思考哈维尔所说的“第二口气”—继青年的激情消散后，写作所需凭借的新动力。他们当中的一些，或多或少都找到了第二口气，我却没有。那些未能完成的书搅扰着我，像弗兰肯斯坦的残肢和一只眼球，紧紧追在身后，我却缺乏把它们组装起来的力气。一直记得诗人朋友邹波诚挚的告诫：写作要真诚，要解决“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首诗都是如此。可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所需要的勇气和力气，从哪里来呢？
船长你的水手已经/挣脱桅杆上的绳索/这些你毫不知情——/只想着大陆之后还有大陆/选择无限汪洋磨炼凡人的意志/自以为与命运交情颇深/自以为是甲板的王国上最强壮的人
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已经变得像欧洲一样。问题不在于内在的分裂，而在于无法为分裂的碎片提供一条坚硬的链子。欧洲虽然世故，但并不愤世嫉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历史和未来的独特理解，都坚信自身的智慧，都耽于自身而不愿改变。我的大脑就像布鲁塞尔，礼貌地让每一个内心的成员国发言，给他们同样的权重，不愿承认一个目的高于另一个。布鲁塞尔一定会瘫痪，以平等的名义。和布鲁塞尔不同的是，我没有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梦想，虽然没人喜欢那里的空气，但“至少在中国做得成事情”。
是啊，要不是在中国，我当年才不会变成一个满心焦虑向首都和世界奔跑的青年。我很可能会坐在柏林的草地上晒每一通晒得到的太阳，假装关心天下大事，支持所有抽象的正义，与邻居友好相处，最大的激情就是旅行和与朋友谈论新手机品牌和音乐剧目。
有时厌恶满月的明光/抱怨它遮蔽导航的北斗/在船舱里又偷偷揉拭昏花的老眼/以为那是海妖的盐粒/向漂浮而过的万国挥舞旗帜/传达故国过时的讯息/不知自己已成宫廷中的笑柄
“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托尼·朱特说。中国也知道许多事情，只不过这些知识未必都起了该起的作用。黄仁宇的发现依然是真的：官僚体系过早成熟的农业国家，因为耽于千百年来相对成功的专制管理，而压抑了许多创新的繁荣。先进的发明因为不适用于官僚机构的需求而被搁置和忽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再被打压，无法形成有机的自主性，无法集体提出诉求。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但只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宣告胜利，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官僚机构里的个体在内—却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自下而上的协商渠道。中国知道的所有事情，最后都被总结为一句“皇上是最正确的”以及“就算皇上偶尔不正确，总的来说他也比任何其他人要正确”。在中国无可奈何的语境里，没有比这更让人安慰的总结了。
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单行者。他们身后是正确而坚不可摧的总结，面前却是人类对历史想象的尽头。
谁还会像我一样/用歌声与你谈判/在船舷边反复躲避你桨橹的击打/轻轻剥去龙骨上的凿船贝和海葵/引舵手避开赤道无风带/在港口外夜复一夜/揣测你是否还会重新启航
中国的总结其实自有其生动之处，我偶尔也会被迷住。几年前，我在厦门的海边看过一场乡戏《海瑞出行》。那可真是令人惊叹，对着妈祖庙的戏台上，几百年前的剧本一字不差地上演。乡中恶霸要霸占有夫之妇瑞虾，杀其夫，夺其人。瑞虾怀有身孕，誓死不从。儿子生出来后被恶霸抢去，瑞虾扮作奶妈伺候长大。儿子娶妻之日，发现每当要亲近妻子，都电闪雷鸣，心如油煎(乱伦遭天谴)。瑞虾要告知儿子真情，但被恶霸之妻发现，造命案陷害之。命案审度时适逢海瑞出巡，瑞虾饱受一番刑讯折磨后，遇到当年抱着瑞虾女儿出逃的婆婆。婆婆将冤情告知微服出访的海瑞。真相大白，正义伸张。
那戏台上方言铿锵笃笃，十分带劲，掺着高音喇叭噼噼啪啪杂音不断。公子的成年角色刚出台，话筒却不响，只好做假动作不断敲话筒试音，白唱了一节。海瑞搀扶下跪老妇时，胡子从耳朵上掉了下来，慌忙挂回去。为向老妇证明身份，从怀里掏出皇上赐的玉玺，却竟然是个红色的政府公章……到结婚的场景时，庙里的人就要上台送个猪头，喇叭里要放一整套祝贺词，为在场所有不同年龄的人祝福。到故事高潮时，庙里的管理人员就在一旁放大型冲天炮和大卷鞭炮，炮仗蹦到观众背上弹开，而点火的男人弓着背，笑哈哈地蹦跳跑开去。
那场戏乍看来实在是个和谐之极的场景，它显然源于古典官僚体系对民间进行教化的冲动，借助民间的娱乐形式传播。但在娱乐和独立思考贫瘠的民间，这些剧目经过长期的传播，已经被误认为民间自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一场又一场反复矫正的革命和对革命的矫正，今天对民间文化的质疑已经完全不合法了，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已久的官样文化也因而得到保护。所有清新派重新发现民风的努力，都停留在了发现这个层次上。理解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又回到了构筑下一个压倒一切的官僚体制的起点。
否则你若纵身进入我的世界/像经由闪电穿行/将大陆抛在身后/却将弄臣的耻笑/和大船的坚固藏在心头/给我残缺的礼物/像泡沫堆出心上人的幻象
在欧洲我想到的可堪对比的剧目，是在柏林歌剧院里看的《唐乔万尼(唐璜)》。现代制作的歌剧，让贵族浪子唐璜一出场就领着一串打手般的舞者。在莫扎特原剧里，唐璜算得上单枪匹马反抗当时社会秩序的英雄，但在经过民主和平权运动洗礼的现代欧洲人看来，他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英雄。作为一个贵族，和一个男性，他的所谓反抗—也就是仗着身份赋予的自由四处拈花惹草—或许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了不起。被欺骗的农夫，他被唐璜引诱的新婚妻子，被抛弃的贵妇，父亲被唐璜所杀的民女，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唐璜。但这些受害者的角色，也都受着自己视角的束缚，看不到自己的犹疑和愚钝。
是的，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确懂得更多。
这些无用的歌曲/这些无用的歌曲语言的牢笼/在沉默坚硬的墙壁之间/肉体消散/每个死者都带走一个世界/你也将随塞壬的世界而去船长/你何等幸运毫不知情
一肚子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坏水的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本辛辣的《十又二分之一世界历史》，从《圣经》所说的人类始祖诺亚开始，把人类整个揶揄了一遍。最狠的章节就是大结局—人进入了天堂，每天精力充沛地醒来，在天使的帮助下，干任何想干的事。地狱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必要的宣传”，连希特勒都活在天堂的游客区里。但是在干了所有吃喝玩乐冒险之类的事情后，人依然感到不对劲，他向天使提出了上帝的问题。对话大意如下：
“您需要上帝存在吗？”天使问他。
“这难道取决于我吗？”人问。
“是的，因为如今天堂都民主化了。我们不做预先设定，完全由人的意愿自主决定。”天使答。
人感到自己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他发现自己能做的决定到此为止了。他显然不想要求见到上帝，因为这意味着上帝可能是他的要求造就的幻想。他退而求其次，想变成一个对永恒不感到厌倦的人，但天使说，这样的转换通常以失败告终，变成他人的人最后都要求变回自己，然后，他们会要求死掉。
在天堂里死掉，这才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讲究共识、空气清洁的欧洲。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逃得还不够远。
归来
撰文许知远
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一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褊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富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30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的一代”对美国社会迅速、戏剧性的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没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了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fashion，再度翻阅《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p.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才能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的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的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融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崭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味。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却因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的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