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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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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充和很少讲家里的事,但那天她突然开始讲起她的祖母。因为我之前做过采访,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不停地问,把故事一直往下延续出来,我一边赞叹,她就一边丰富着她们家族的故事,十分过瘾。

第二天我就给充和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一起聊一下?以前她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但没想到这次她马上就答应了,这也的确是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她交友的标准十分严苛,而且不是说你是大名人,她就会对你有宽容,她完全由着个性来,喜欢谁就是谁,这也是我十分欣赏充和的一点。

我没想到的是,充和不但一口答应,而且她跟我讲,说你可以回中国去见我的两个姐姐,二姐跟三姐,还有大姐是在加州,她说都没有问题,到时候跟她们写封信安排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立即就开始和充和约采访的时间,生怕她有什么变卦。当然也不是正式采访,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录音的小时数不计其数,而且有时候她会突然问我: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这件事?……后来书已经写完了,出版了,跟充和在一起时,她还会突然说: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那件事?讲完之后,我就悔之不及,我说充和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很多非常打动人的事情,她都记得。

《单读》:她们四姐妹间还有一个通讯是吧。

金安平:对,叫《水》,是她们几个姐妹办的一本家族小杂志,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另外,她的大弟弟很早就过世了,但他的日记还在,《合肥四姐妹》的书里面有引用过一些。大弟弟文笔好,有段时间,我一直想写本书,关于他的那些日记。充和特别跟他大弟的女儿交代了这件事,大弟的女儿现在在贵州,后来也就耽搁下来了。因为这些事情和细心的安排,我一直十分感激充和,她的宽容,她的体贴的安排,帮我收集史料,包括她曾祖父的文章、二姐和大弟的日记,等等。没有她,那本书无论如何出不来。

《单读》:以赛亚·伯林曾说过: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想象力。在历史写作中,比如说像《孔子》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千年前的生活细节、日常场景以及人的行为规范,是需要想象力再综合以资料才能复原的,您是怎么做到,并且把握好那个度?

金安平:首先,对于想象力,我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可能和我小时候与父亲辩论庄子有关。其次,想象力本身有很多种,有司马迁式的想象力,有《左传》作家式的想象力,班固也有他的想象力,而庄子的想象力简直就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非常喜欢《齐物论》,那里面就蕴含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想象力。

在写《孔子》那本书时,我看了很多史料,后来觉得像《礼记》里的很多就不是史料,而是讲故事,有关于孔子的故事。你要在多大程度对它们达成一种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反复阅读汉代的著述,尤其是《礼记》,其中很多的记载是比较晚的,包括有一些是西汉的逸闻,故事成分过重,仔细考虑之后,就决定弃之不用。主要以《左传》、《论语》加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里面就有很多历史的场景。

那是寻古的一方面,但同时我又考虑其他的因素。我非常喜欢庄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觉得庄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有一种“同理心”(empatheticunderstanding),这个“同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也不是某个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这就回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寻找史料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题时,他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

我觉得庄子就抓到这一点了。比如,庄子他对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关系,就有一种“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谈到教育、谈自己的各个弟子,只是一种道德想象力(moralimagination),这和历史想象力(historicalimagination)不一样。而庄子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抒写,他会嘲笑孔子,同时也会以非常低的姿态来嘲笑自己,以自身为参照系来理解孔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种历史语境中,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来评价、想象和再现一群人,这是历史写作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庄子观照出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所以我在前言中说了,我决定将《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研究来源,当然不会太多,因为它在史实上毕竟缺乏可靠性。但从历史的整体的想象力上,它很重要,抓住了本质。

《单读》:所以说,这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

金安平:有的时候,再现一个真实和饱满的历史人物,光靠史料本身是无法达到的。反而像庄子那样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越过史实直达本质。比如我在书里讲到,孔子周游列国的线路,按司马迁的《史记》里的记述来复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一位日本学者在他的一个很短的“孔子传”里提到,《庄子》里写到的孔子周游路线反而比较可靠,就是从魏经宋,从宋到陈蔡,到楚,然后又到魏,最后回到楚国。而按司马迁《史记》中的那条线路,来回穿越,从时空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外,《孟子》中的一些史实也相对比较可靠,一来孟子是孔子子嗣的弟子的弟子,再一个他们隔的时代也不远,所以我引用了一些《孟子》互相对照,比如《史记》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会用《孟子》来比照。

《单读》:这样的历史写作,和国外主流的历史研究是很不一样的吧?他们会严格遵循史料,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每个观点都按逻辑来。

金安平:其实相去也不远,因为我大部分是征引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再就是《左传》。《左传》的年代记载相对可靠,《左传》最后记载孔子公元前484-479年周游列国完毕回到鲁国,跟《论语》里的记载可以互相对照。

另外就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竹简中,最近发表的其中有八篇提到孔子,差不多都是对话,跟季康子的对话,或者是孔子与子贡谈鲁邦大旱的事,这些也都是《左传》、《论语》中有记载的。我非常喜欢做这一类考据的事情,突然有出土文献作为佐证,我会觉得是一种惊喜,也会更加有把握。

《单读》:最近这几年,中国突然兴起历史热,很多人开始关注历史、研究历史,而且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戏说历史的态度。您怎么看?

金安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国没有严肃的宗教,所以一遇到问题,很容易就到历史、到家庭中去寻找原因和答案。虽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可是家族的亲情依然在,我在国外感受特别强烈,华人家族、血缘中的那种牵绊特别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维系和传承。再有,就像我和史景迁先生这样,受到很多人的恩待,一些只上过一学期的学生,可能会数十年地记得你,师生间的这种感情,对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单读》:中国的传统就在这里面。

金安平:对,我觉得传统是在这里。所以回到刚才孔子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对一般人来讲,孔子讲的“礼”并不好懂,但它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像西方一样,“礼”不只是一种礼貌、礼节,它有一种非常深的涵义在里面,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恰当关系潜移默化的传承,将人的性情和社会的规则结合在一起,非常好。而且这就像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它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而不是做出来给谁看。

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历千年而不衰?当然经过了很多演变,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已经变成血脉中的一种东西。中国的思想一贯如此,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它都讲究一个“自然”,从来不强加于人。我觉得这是孔子的聪明之处,他的学说,他创造的这套人类早期文化,这种做人做事的模式,是从人的内心深挖出来的。后来的孟子跟荀子也是一样,尤其是荀子。我非常喜欢荀子的,但我现在不能讲荀子,一讲起荀子就没完。但无论如何,他们从人的内心催生出一个世俗社会(secularsociety)。

《单读》:既然荀子不能展开讲,那荀子和庄子您更喜欢谁?

金安平:两个我都非常喜欢,他们俩走的道路很相近,到了某一点之后,他们分开了。荀子还要回到孔子提出的“仁”的概念,庄子也是讲“仁”道,但他的概念就更开阔一些,更接近内心。我觉得《庄子》里面也有“道德”的概念在,你也许没法一言以蔽之,可是读着读着,突然一下就在那里了。一般人认为庄子是个怀疑论者(skeptical),但我觉得怀疑主义只是他的一面,他跟惠施有很多辩论,包括像著名的“子非鱼”,以悖论(paradox)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单读》:所以从您最早的著书,《中国的孩子》那本书开始,您就是在研究这种内生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

金安平:刚开始我只是在寻找,还只是一个研究阶段,但方向大抵如此,变化很多。我非常相信庄子说的,一直要变,永远都在变。我现在还时不时读《庄子》,尤其是《齐物论》这一篇,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误人子弟,因为我上个月对其中某一段作了解释,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领悟,甚至会完全相反。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奥妙所在。

《单读》:除了这些采访类的非虚构写作,以《孔子》为代表,在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您为什么选择华夏文明的早期,是因为早期的可能性更多吗?

金安平: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比较有意思。我跟我的学生们也说过,我说春秋战国过了以后,在思想史这条线上,我们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我的确觉得,早期的东西是最精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研究早期文明,很多地方需要你展开历史的想象力,这也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比较吸引我。

《单读》:一诞生就达到了高峰。

金安平:对,就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很自由,但也有很多挑战和暗流,很多四处游说的儒生和政治说客是非常可恶的,但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也把你锻炼得更加自如,更加灵活多变,所以你的学说也不可能是僵化的,要非常灵活,要能应对和解释他们的现实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还在考虑,就是说《庄子》的读者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庄子可以写出《齐物论》,一定有他的听众,有他的读者群。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谜,特别神奇。

《单读》:您理想中的历史写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最想达到的历史写作的最佳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是像《庄子》那样的吗?

金安平:很难说。我认为还是要让读者真的吸收了解一些东西,历史写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叙事(narrative),这不是讲故事,而是要讲述你是如何发现、接近一个问题,然后经过你的历史叙事,可能最后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你自己依然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让读者吸收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阅读的人自己开始思考。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说,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实习生杨茹君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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