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的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种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
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80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除个人的创造力外，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的灾难，然后是戏剧性的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arias曾这样写道。他目睹了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了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只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太过功利性了。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与恐惧本身的价值。
偷去的隐私
撰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翻译彭颖
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征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但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圆圈》(thecircle)是戴夫·艾格斯(daveeggers)的第十本小说；“圆圈”一词本身也相当吸引眼球。
艾格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备受赞誉的《惊人天才的伤心作》。这是一部半虚构传记，讲述了艾格斯在父母死后是如何艰难地抚养年幼弟弟的。当时，他已经积极投身连载漫画的创作，开始创办小型杂志，并在处于萌芽期的网络杂志上写专栏。接着，他开始了全方位的发展，包括创办麦克斯韦尼(mcsweeney)杂志和出版社、《狂热分子》(thebeliever)月刊、青年教辅慈善机构“826瓦伦西亚”(826valencia)，以及“学者结对”(scholarmatch)组织，帮助旧金山湾地区穷困失学的孩子们找到相应的捐赠者。
此外，他还广泛涉猎写作：戏剧剧本、新闻报道，以及书籍。其中两本书是直击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是非洲和美国—《什么是什么》和《泽图恩》。另有一本小说名为《国王的全息图》，以一个悲情推销员的视角讲述了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日渐削弱。艾格斯的才情自然喷涌而出，正如人们对《圆圈》的期待那样，他在书中展现出了众多的创意和设想。
对《圆圈》而言，观点的涌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算是一本有关观点的作品。那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关于隐私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观点，关于日渐盛行的公司对隐私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西方民主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信息的传播是极具力量的，过去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报的经营者都深谙此道。秘而不宣的信息和大方宣布的内容同样具有影响力，而到底谁能当众说谎同时瞒天过海，这完全是由把关者说了算。因此，在网络时代，编码者掌握着通往信息王国的钥匙。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是一位先驱，最早探索各类媒体对我们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详情参见他的两本书—《古腾堡星系》和《理解媒体》。即便在互动式技术还没得到充分开发的当时，他还是指出来，“地球村”的居住体验或许不会令人愉快，甚至可能给人一种幽闭恐惧般的感受。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预言了公众言论的严酷。而现在经由互联网，它的力量更会被无限放大。
《圆圈》背后的隐忧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最近，线上线下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都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米沙·格伦尼(mishaglenny)在《超级黑帮》和《黑市》中滔滔不绝地论述网络盗窃和其他网络犯罪问题。《黑色代码》中，罗纳尔德·戴伯特(ronalddeibert)详细论述了各种有关民主和隐私的网络盗窃行为。2012年，凯瑟琳·洛丝(katherinelosse)出版了回忆录《孩子王》，逐年记录facebook的早期发展，并质疑人们对个人信息公开的欲望。
因此，艾格斯举起了一面艺术之镜，投射出“真实”的世界，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身边各种潜在危险。但是，《圆圈》既不是宣传手册，也不是分析报告，而是一本小说。正因为是小说，所以它往往会讲述有关个人的故事。在类型上，小说带有“梅尼普讽刺”的性质；与社会讽刺不同，它更多地将道德缺陷视为理性的堕落，而不是性格上的瑕疵。此外，书中还有大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一轮轮貌似理性的问答，操纵核心人物，让他们表现出合乎逻辑的怪诞行为。
有人会把《圆圈》称为“反面的乌托邦”，但是，在这个假想的美国世界，没有出现奴隶制一般的暴政。事实上，热心的居民在不遗余力地改造着这个世界。灾难并没有接踵而至，星球也没有爆炸，甚至连明显的气候变暖迹象都没有。相反，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乌托邦，满眼舒适的绿色，一派祥和景象，资源得到回收利用，一切都是有机产物，人们相互表达着喜爱之情；但是，这个蕴藏着虚拟共享和关照的新世界，却也同时孕育了恶魔。
书名《圆圈》取自社交媒体公司“虚拟西海岸”，它融合了很多公司特质，比如谷歌、脸书和推特。书中记述了女主角梅宝莲(maebelline)在“圆圈”公司的起起落落，主角名字很像睫毛膏品牌“美宝莲”，意寓着面具和表演(《圆圈》中的命名都是有含义的，因为作者对角色都赋予意义，有些人甚至会在网上为自己搜寻新名字)。人们一般把梅宝莲昵称为“梅”，经公司一位老员工宣传，变得众人皆知。她为“梅”开了一个zing账户，作为推特、短信和其他沟通形式的合成体。“我给你的账户起了个名字。”吉娜说。
“梅之日(maeday)。就像战争纪念日一样。不是很酷吗？”
梅对此不敢苟同，她不记得哪个节日是这么命名的。
艾格斯先生真是机智!实际上，没有哪个战争纪念日叫作“maeday”，但是，源自法语的“mayday”却代表了一种绝望的求救信号。“mayday”曾是异教徒的春季庆祝日，19世纪演变为“劳动节”。后来，“mayday”又成为斯大林时期的阅兵日，其间秘密警察尤为活跃；奥威尔的《1984》曾对此大加嘲讽，而这部作品也经常在《圆圈》中有所投射。梅宝莲，网上昵称“梅之日”：一款化妆品，一串求救信号，一个极权主义声明。对此，读者会觉得有必要竖起大拇指。
最初，梅的生活方式也无伤大雅。和很多女孩一样，她必须经历属于自己的一份磨难。她在加州老家的镇上一家燃油气机构做一份无甚光彩、廉价且无前途的工作，因为大学的助学贷款已经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毫无生气的生活被大学室友、现任“圆圈”公司高管安妮改变。同样，安妮这个名字也意味深长：安妮们会令人想到一个扛着枪的人物形象，这人枪法不俗，满脸掩饰不住的嚣张气焰、神采奕奕，和男孩无异；她们是《孤女安妮》中的小女孩，勇敢无畏，受到沃巴克斯爸爸的悉心保护，而他本人又极为仗义疏财。而这本书中的安妮，是个好奇心颇重的小女孩，外表阳光，行为古怪，穿着男式法兰绒裤子，在大学里无精打采地晃荡。不过后来，她拿到了斯坦福的mba学位，应聘进了“圆圈”公司，从此热气球般一发不可收拾，受到万众艳羡。
安妮来自一个象征着金钱和地位的阶级—她的祖先乘“五月花”号而来，与“劳工日”毫无瓜葛—但是，爱翻白眼的安妮从没有真正倚仗过自己的贵族身份。面对身份略显低微的梅，她的优越感丝毫未减；而梅自从来到“圆圈”，就对安妮充满感激，不敢相信自己真能置身此地，在她眼中，这家公司代表了唯一能撼动世界的力量。但是，正如读者预期的那样，这个如今还眼花缭乱的女孩必将目睹一场如《彗星美人》情节般的女生之间的恶斗风波。
小说开头，艾格斯就设置好了场景和选手，正如游戏玩家为比赛铺开游戏板一样。我们发现，“圆圈”公司由三大巨头经营，他们被称为“三大智者”。正如梅尔维尔的“皮廓德号”捕鲸船和斯蒂芬·金的“瞭望酒店”一样，“圆圈”也是一个包含着实体环境、金融系统、戏剧人物和情感纠葛的大综合体，力图展现真实的美国，或至少美国局部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三位智者，和梅尔维尔笔下的三位猎叉手一样，是有象征意义的。
泰勒·亚历山大·戈斯波迪诺夫(tyleralexandergospodinov)，人称“泰”，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青年才俊，是“圆圈帝国”的缔造者。他发明了“真你”(truyou)系统，无需密码、虚拟身份验证。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想接管这个世界，而是希望事情能变得更简单、更透明。他的名字中意义感最强的是“亚历山大”—当然影射了亚历山大大帝，不过他也有悲情一面，因为没有其他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了。泰是个神秘莫测的角色，除了荧幕上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头像，大家几乎没法在公司里见到他本人。“圆圈”公司，自称要给予所有人、所有事完全的透明，却依然存在这样一个藏在阴影里的角色，而且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计划什么。
第二位智者是埃蒙(“富足的守护者”)·贝利(联想到电影《贝纳姆》)。身为圣母大学毕业生，他是公司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角色，也是兼有耶稣会信徒温婉形象的表演者。“所有人都喜欢他，”安妮说，“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喜欢所有人。”这句“我觉得”应该会让“梅”踌躇，不过她没有。
第三位智者是汤姆·斯坦顿(tomstenton)。文学作品中，汤姆这个角色往往是顽皮、喜欢挑战陈规的，比如大拇指汤姆(tomthumb)、小猫汤姆(tomkitten)、汤姆·布朗(tombrown)和汤姆·琼斯(tomjones)；也可能是童谣里的偷猪贼，或《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腰缠万贯的恶棍，或者也可能是顽劣、邪恶的天才，如《鬼马小汤姆》和《哈利·波特》中的汤姆·里德(tomriddle)。而“汤姆”再加上一个“斯坦顿”(意寓“石头堆砌的围墙”)，就很可能是个硬角色。所以，正是这位鲨鱼一般的ceo汤姆，沉迷于金钱和权力之争，不断引发公司的战争，不给对手留余地；他的一双眼睛，据书中描述，是“没有表情，无法读懂的”。
三大巨头领导下的，就是公司的内部核心成员，被戏称为“四十人帮”：在《圣经》中，四十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诺亚方舟在洪水中漂流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摩西在荒野中流浪了四十年，而耶稣在受到恶魔诱惑、用灵魂换取整个世界时，正处于四十天的斋戒期内。“四十”意味着一段历炼和检验的时间，充满了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而整本书中，受到历炼和检验的，不仅仅是梅，也包括了安妮。
这些就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客，甚至“游离”于系统之外的人—那些各怀私心、想尽办法进入“圆圈”的局外人。“大鱼吃小虾”，在公司大佬们眼中，他们不过是吃食而已。没错，如果整个公司是社会的大寓言，有关海洋生物的隐喻则将其推上了高潮。“圆圈”公司有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可见并不是无意义的摆设。
接着，让我们看下公司的内部环境，或者说“园区”；书中花了大量笔墨铺陈这里的迷人景致：时尚生活杂志的读者会对这些修饰辞藻分外垂涎，并由此联想到实际生活中类似“园区”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圆圈”公司的安保墙内，是一片绿植、办公楼、喷泉、艺术品和休闲场所的天堂，员工寝室也极尽奢华，满足那些需要挑灯夜战的员工需求。注意，加班甚至都不是出于“压力”，而是一种“愿望”。餐厅持续供应美味且健康的饮食，公司派对令人眼花缭乱，另有一间样品展示间，陈列着制造商们迫不及待提供的样品，希望“圆圈”公司的潮流领导者们选用并测试。
公司办公楼以各个历史时期命名：黑暗时代、文艺复兴等等。(如《1984》中说，控制过去的人也将控制现在，控制现在的人也控制着过去。)艺术家们(不管是忍饥挨饿的，还是名声显赫的)被召唤来表演余兴节目，正如中世纪的行吟诗人，或者腓特烈大帝殿堂内的伏尔泰；因为这样的公司就相当于现代版的王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爵府。顺便一提，“圆圈”公司内有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藏品，由贝利悉数收集，此人虽然面上亲民，却是个不容小觑的“鉴赏家”。藏品中很多已经上了年代，比如皮革包边的古书和绿色的阅读灯，都是从失意的所有者手中获得—资本家们失去的，我们收集起来。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作品《金碗》中，有个叫亚当·维沃的角色，既是富庶的金融家，又是艺术品收藏家。如果你觉得贝利多少有点维沃的影子，确实没错：金钱或许可以买到过去，并且让人为此而沾沾自喜。
这座宫殿式建筑是全玻璃建造的，表面上看，非常符合“圆圈”公司有关“透明度”的宗旨——所有人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对其他所有人开诚布公，这正是“圆圈”的宗旨。为此，我们要感谢那些聪明的脑袋瓜设计出各种项目和小玩意儿：比如可安插在任意地点的微型摄像头(从此不再有强奸等暴行!)，在儿童骨质中嵌入芯片(从此不再有儿童绑架案发生!)。既然如此，难道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拒绝这些“善举”吗？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们，不仅不该相互扔石子—他们根本连石子都找不到!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如果你没什么好隐藏的，干吗对此抓狂？
但是，假如当真是玻璃建筑，或者类似的冰体建筑，是很难让人放心的。玻璃办公楼就是一个镜子大厅，走着走着就可能迷路；要么，它是可轻易溶解或打碎的幻象；要么，就好比一间囚室，随便谁都可以不经允许地看到你在做什么。这一点，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在《五号屠宰场》中所描述的特拉法马铎星球人囚禁比利·皮尔格里姆的玻璃笼一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zamyatin)在1924年出版的小说《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先驱》中也描述了一个玻璃建筑，而其中那些极权主义警察可以每时每刻监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不消说，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看到世间一切人和事物，是《圣经》中上帝的特权，或者间谍和检查机构的职责；当然，窥阴癖患者也深爱此道。
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们似乎能联想起安徒生童话中冰雪女王的宫殿；在她的宫殿中，心都是冰封的，冰冷的女王用魔镜来统治她的王国，而有关“永恒”的谜题又必须依靠爱来解答。我们还可以想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长诗《忽必烈汗》中所描述的“堂皇而愉悦的穹顶”，“那用冰谷建造的阳光充足而令人愉悦的穹顶”。诗人幻想用艺术来再现寓言中的这一建筑，但是其他人却看到了其中隐藏的邪恶力量。“在他周围编织起三股圆圈。”他们唱道。这编织的圆圈是为了把人们从他身边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着了邪魔；用现代话来说，就好像他喝了“酷爱”饮料，然后，完全忘乎所以。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圆圈”。读者和主人公梅最早认识“圆圈”，都是通过公司logo。首先你可以在书皮上见到这个很亲切的符号，接着，通过梅的眼睛看到：“虽然这家公司成立不足六年，但是，它的名字和logo—一个圆圈环绕一个编织网格，中心一个小c认证标志—几乎已经在全世界无人不知。”在不熟悉的人看来，这个标志简直就像一个窨井盖。我当然希望艾格斯的想法是：这个光碟一般的标志，暗示着月亮，或太阳，或曼陀罗—象征宇宙的、有着宗教意味的闪耀的物件—但是，如果它暗示的是通往冥界的黑暗通道，或许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圆圈标志或许是艾格斯对谷歌“圆圈”玩的小把戏，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圆圈，作为一个远古标志，有着众多象征意味。神圣的圆圈—埃及的太阳，诗人亨利·沃恩(henryvaughan)曾如此描述，“永恒在眼前展开/宛如一轮纯粹、无垠的光束”；假如我们没想到这层，埃蒙·贝利的私人办公室顶上，你也将看到一片光洁如新的玻璃顶，顶上“无数天使排成很多个圆圈”。贝利自己也曾这样谈到圆圈：“圆圈，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图形，什么也无法比拟，也无需任何修饰，因为没什么比它更完美。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完美。”如果你和贝利同样有着天主教背景，可能会警惕，他这么说已经接近异端邪说，因为完美只能存在于上帝一个人身上。他也应该意识到，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或许他内心其实知道，只不过忽视了。
随着故事的推进，“圆圈”公司从光鲜亮丽变得越来越黑暗。最初，从梅的视角看来，这个地方简直充满着神奇：
美国其他地方……与此相比，简直像处于发展进程的一团混沌之中。“圆圈”之外的世界，一切都那么嘈杂、煎熬，充满失败、污秽。而这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梅想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毕竟，除了乌托邦的居民，谁还能建造出乌托邦呢？
可如果这真的是乌托邦，为什么大部分时候梅都感到焦虑？没错，她负责的“用户体验”工作压力巨大，需要她不断地回答问题，发送“笑脸”和“皱眉”—“圆圈”中相当于“喜欢”、“不喜欢”、“收藏”的图标—给其他网站和账户，处理雪崩一般的信息，并跟踪其他员工的“邀请”，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花费所有的时间“参与”其中。但是，她最主要的恐惧还是担心会被赶出圆圈之外：她竭尽所能生存下来，不时担心自己给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她时刻在想，我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肯定？因为各类信息、zing系统、“笑脸”和在线观察者都将对此给出评价。我的成绩是否合格？
“圆圈”中的社交礼仪，就如简·奥斯汀(janeausten)刻画的那么精细：你回应zing的速度，或者你说“好的!”这句话的语气，都可能产生巨大差异；假如错过某人举办的主题派对，几乎意味着致命的怠慢。你的每个选择都会被跟踪、评价，每次“审美”都会被无情指摘。19世纪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糟糕的品位等同于道德上的冒犯，而年轻的“圆圈”人都对此教条深信不疑：所以，要想被解雇，没什么比穿一条差劲的牛仔裤上班来得更快了。乌托邦，貌似更像是高中，只不过，作业似乎更多。
正如故事中有三位智者，同样地，也有三个不合格的前男友：一个貌似循规蹈矩的手淫者，想要把自己和梅的性爱录影带传到网上；第二个是时运不济的艺术家杰米尼·克里克特(jiminycricket)，出于先前的经历，让她警惕“圆圈”体系内的非真实性和固有的极权主义；第三个是个神秘人，年纪较大，在性方面有很强的控制欲，时隐时现，就像《剧院魅影》中的“魅影”一样。而这第三个人也扮演着恶魔情人的角色，给“圆圈”的阳光而欢乐的穹顶带来一层阴霾，也让梅看到了男人内心无数的黑洞。在这本书中，地下河道洞穴中有很多红色的箱子，而其中就储藏着所有人的数据档案—称之为“灵魂”。这个神秘人在书中名叫卡尔顿(kalden)，不是真名，在藏语中意思是“黄金年代”。所以，或许作者想表达的是：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艾格斯在书中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创造力和热忱。情节曲折蜿蜒，脚下的陷阱随时可能打开，语言风格也灵活恣肆，寓意时时呈现。他这么有才华，居然没有被猎头发掘，效力于品牌创意公司？书中有些设想，甚至比现实中的更合理、更妥善。但是，你可别指望能在《圆圈》中找到契诃夫风格的影子，或者期待主角们都能展现丰满的个性、颇有层次的内心世界：说到底，这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是休闲娱乐读物，只不过对读者有些要求：希望读者可以像故事中主角们那样，设身处地思考。有些情节颇为有趣，有些情节可能令你大吃一惊，也可能两者兼备。它就好像你做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正在众人面前演讲，猛然一低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
本书涉及的方面还有很多：到底谁有权利在何种情况下窥探谁的生活琐事？如果所有人都有办法知道所有事情—就是说，你无时无刻不处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那么，除了性事和盥洗的空间和时间，我们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当然，不久人们也开始在厕所小隔间里做爱，虽然文学作品或者你不了解的生活圈子中早有此例。私人交流也被逼到厕所里，而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他们的电子邮件都可能处于监视之下—还有谁比“圆圈”中的人更了解潜在威胁呢？—于是，他们似乎不得不采用一种极其可悲的石器时代技术：在他们鄙夷的介质——白纸上，潦草写下一些古旧的、符号式的内容来传达信息。
但是，除了一些几近滑稽的“发现瞬间”—其中就有一个，由故事中角色们发现，称为“信息过剩”—艾格斯还有一个(或几个)更为严肃的写作意图。他想提醒我们，致使我们被盲目引领走下坡路的，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什么邪恶意图(他本人和故事中的角色，都展现出众多美好愿望，因此他有权这么说)。另外，他或许也想审视一下，监视和被监视的本质。
据说，婴儿能认出的第一个图像，就是一个凝视他的面孔。这是最初的交流模式。人类的凝视，即便缺乏生气，也会在爱情诗歌中大加赞颂，而如果是空白、充满敌意的凝视，则会产生生理上的恐惧感。谁可以看谁？可以看什么？这不仅体现了父母从小的教导“不要盯着别人看”以及儿童时期颇感胁迫的“你在看谁”。其实，还体现了很多其他的人类行为方式，从着装要求到电影的pg级标签，再到针对偷窥狂的立法。“别当众出丑!”小时候，家长都会这么教育子女；但是在“圆圈”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必须随时随地站在镁光灯下：拒绝就意味着自私，或者，如贝利让梅渐渐领悟到的，隐私已经完全被窃取了。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总有些表演成分在内，正如人类参与的其他一切“社交”活动一样；但是，如果这片灯火通明的区域无限制延伸，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任何安全的空间，可以摘下假睫毛，“放任”我们自己展现出不完美、乱糟糟的一面呢？如果必须每时每刻“待在场上”，我们会怎么样？若真如此，我们会成为被24小时监视的囚徒。完全生活在公众视野中，意味着一种全新形式的单独监禁。
在“圆圈”的世界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但“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