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于威
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父亲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为新的医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手术时间：把坏掉的晶体吸出来，换上一片比隐形眼镜还要薄很多的人工晶体。
做完手术的父亲，安静地躺着。我在病床边，无用地站着。
父亲那双大学时拉过小提琴的手，静脉凸起纠结，密布的老年斑盖住了皮肤的颜色。
如果这病早些年生，父亲可能就已经是一位盲人了。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不安起来。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尔赫斯不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我对博尔赫斯的了解，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父亲。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网站的弹窗一样，不管多么厌恶，它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父亲脾气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在凌厉的母亲当家的那些年里，父亲就像一块软和的帘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胆寒的来自母亲的噪音。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家的编年史，节点都是父亲的病。
1968年，他二十九岁，身高一米八，体格强健。他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被顺理成章分配到大庆油田参加会战，对，就在“铁人”王进喜带领的那支队伍。他在那里和我妈——一个热爱文艺体育、积极要求进步的采油姑娘——结了婚。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烧不退的他住进油田前线医院，但他不知道，输进他身体的药液早已过期变质。这一瓶药水直接要了他临床的另一个小伙子的命，而他却带着一个被严重损坏的肝脏，侥幸活了下来。那一年，我也来到人世，差一点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
这个热爱古典音乐、俄罗斯文学、喜欢帆船运动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个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经常想，如果那瓶药水没有变质，我们家，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母亲，极度争胜好强，如果没有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病人拖累她上进，她的粗粝和暴躁可能不会那么彻底地被激发出来。而我，另一个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闪，可能根本不会生成？
无论多么完美的人生，总是有这种复盘的冲动。我在充分怜惜自己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父亲，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墙，知道他还在那里似乎就够了。
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他一定有非常多可以想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尔赫斯一样成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不会有一行诗句和他有关。
我不知道二十九岁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他一个人间歇性地在医院里躺上三个月或半年时，他的内心会穿梭过什么。我记得的只是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我就要拿着母亲做好的饭菜给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饭盒带回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给他补身体，从农村买了十几只甲鱼，最小的可能还没有半个巴掌大。母亲是北方人，不会弄这些生鲜，她用一只筷子逗甲鱼咬住，然后抡起菜刀把甲鱼的头斩下，当鲜血喷射出来的时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厨房的地上，嚎哭不止……
父亲很久后才说，母亲炖的甲鱼汤，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腥得他恶心极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