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玉洁
“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陈文芬
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秦风·蒹葭》
两点差十分，系办助理推门进来，摘下石英钟，装上电池，时针分针拨到正确的方向，像两支张开的手臂。东华大学每个教室的钟都好些年未曾走动，行政人员懒于看顾，老师学生也不甚在乎，这天在302教室，石英钟“咔嚓”了起来。两点，一位老人走进教室。他步子徐缓均匀，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坐定，抬头正对着那面钟。
上课之前，我已听过很多关于杨牧的传言。他是著名诗人，听说也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人们提到他，语带尊崇。又听说，他是处女座，细节处诸多讲究，一张桌子用来写诗，一张桌子写论文，散文则放在左边第三个抽屉。小道流言，又传说他“个性别扭”，不好相处。为杨牧作传的作者张惠菁前来采访，正逢他即将离开花莲回到华盛顿大学，有学生前来相送，情绪伤感似乎将要落泪。杨牧等学生走后，关上门说：“我就是不想看到学生哭。”另一个故事是，花莲诗人陈克华，也是一位眼科医生，为许多作家看诊，杨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写文人轶事，纵论作家们的眼睛，说到杨牧有青光眼。从那之后，杨牧就换了眼科医生。
此刻坐在讲台上的杨牧，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干净、一丝不乱，脸上虽有皱纹，却和皮肤的肌理一般细致，颧骨上还有午睡方醒的红色。若说诗人，似乎有点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儒雅老者。他打开手中的名单，用手指点着往下数，又抬头数了数教室中的我们——u型的桌边疏坐十五人。杨牧开口说话，声音衰弱，中气不足：“我希望人数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个人之内。”他手臂微微摆动，做着不灵活的手势，似乎在尽量避免消耗动能。
这门课叫作“中西诗学比较”，是诗人、学者杨牧从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后，回到花莲开的第一堂课。接下来，他解释课程，“中西诗学比较”，不是真的要比较“诗学”——当代文学研究中，“诗学”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被解为广泛的美学理论，不，不是的，这堂课不讲理论，而是读中西原典，中文读《诗经》，“把两三千年前的东西拿出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英文读叶芝。因此这堂课又有一个副题叫“古典与现代”。
杨牧请一位同学朗读《秦风·蒹葭》。四言诗重复回旋，五言句变换节奏。必得朗读，全心体会，时间延进以音乐叮咚，空间则铺开迷蒙图景，这首原本烂熟至俗的诗，突然展现美的本质：令人静默，久久不语。
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翻译的《英译诗经》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本汉把《诗经》中的诗歌编号，《周南·关雎》是no.1，第一首。在课堂上，杨牧使用了这个编辑方法，这样的编法让他想到《圣经》：“在我看来，《诗经》和《圣经》是一样的。”因此，《秦风·蒹葭》就是第129号。
字辞易解，没有太多要讲的，杨牧微微抬头，看着教室里某一个虚空的点，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读花莲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们看，就是《蒹葭》，”他回忆着，“老师用广东话念了一遍，那时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确定，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都不确定，和数学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可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诗。”这是杨牧第一次读到《诗经》。二十岁时，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由父亲的工厂印刷，妹妹校稿，书名就叫作《水之湄》。
杨牧从虚空中收回眼光看着我们，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确定能否将当年《蒹葭》所触发的震撼传递给今天的学生：“二十年前，有一种理论是文学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这真是一个蛮大的谣言，你们比较幸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二
在岛屿上，中央山脉耸起，纵贯南北，把台湾岛分成东西两半。西部面向大陆，是开阔平原，福建移民越过台湾海峡，登陆开垦农地，通商、修建工厂，西部向来是汉人聚居之地、台湾经济的重心。而东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狭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种，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台湾人心中，西部是“前山”，东部是“后山”。花莲就在后山，是山水壮丽的度假胜地，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偏乡。
1940年，杨牧出生之时，更是如此，“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原名王靖献，祖父是菜农，父亲两兄弟在花莲开一家印刷厂。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已被统治了四十五年。他记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阳光下飄着浮着，“那时不少张三李四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廊下乘凉，以不标准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
在他记忆里，花莲的日本人不多，只记得冬天的上午，寒气弥漫着太平洋的涯岸，峻岭俯视，峰顶积着白雪，他看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似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
当时日本正节节败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出现在台湾上空，一开始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有一天，轰炸机到达了花莲港口，杨牧随家人坐火车往南边去避难，再回来时，日本人走了，台湾“光复”。
政权更迭，年少的杨牧并无所感，他只知道学校里多了很多南腔北调的老师。有的老师乡音之重，三宣其令，无人能懂。他记得，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比较严峻的兄长型的是台湾老师，另一类就是漂洋过海的外省老师，他们比较放松，“有时带着难言的落寞的神情”。在这些外省老师那里，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包括粤语念出的《秦风·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师，是湖南湘西人，闲时谈天，他跟杨牧说，“赶尸”是真的。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杨牧听得张口结舌。为了转移话题，他说：“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对不对？”老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留在大陆的作家，因为“附匪”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上。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而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三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枌。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棻对坐，郭松棻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有三两个人举手。
杨牧问：“为什么呢？”
有人答：“因为……昆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杨牧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太美了。”年轻时杨牧着迷的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他读比较文学，“想把中西文化都解决掉”，关于戏剧，他想的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挠头苦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可是，最终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统统没有研究，也不再感兴趣了。
课堂上有这样小小的漫谈，尽管时间总雷打不动（两点上课，三点半休息，五点下课）。杨牧身后，午后的晴空下，窗外几只鸽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扑腾着翅膀。这堂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了文学。在话语纷繁的时代，能够沉静地读诗、谈诗，杨牧说，“阅读的乐趣大过了研究的乐趣，文学应该这样才对。”
四
1965年，杨牧收到徐复观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见陈世骧。
陈世骧是海外汉学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与人合译《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中国现代诗介绍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陈世骧赴美国，协助筹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是早期漂洋过海的汉学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以一万多字，评析杜甫的五绝《八阵图》，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与西方文学并列时，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从此，“抒情传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此时的杨牧，即将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他除了必修的创作和翻译课，又选修了古英文、现代美国诗、比较文学等。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杨牧断定端盘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译一本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於梨华。每天译书、写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弃了大学时最爱的诗人济慈，专心精读叶芝全集。杨牧认为，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是三十五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又不是做学问的，去见陈世骧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了，带着两本自己的诗集，一路询问，准时站在陈世骧的办公室门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此时的杨牧仍有年轻诗人的傲气，觉得自己比张良还委屈。陈世骧来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在追悼陈世骧先生的文章里，杨牧仔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他说，陈世骧先生并没有为迟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诗集，陈世骧随便看了一眼封面，开始拆信，不发一语，把杨牧丢在一旁发呆。杨牧的张良之情又油然而生。陈世骧读完信，拾起诗集，仍然不发一语，专心读了好几十页，忽然脸上有了新的表情，说了些称赞的话。二人谈论起来。杨牧说有意读比较文学，大讲对史诗和悲剧的看法，“这时，陈先生已经变成一位笑容满面的长者，快意地吸着烟，不时大声追问我的论断，又引述中西材料为我的畅言做修改，最后说，史诗和悲剧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不曾发展成型，正是我数十年来时时思考的题目”。
1966年，杨牧从爱荷华获得硕士学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陈世骧写信给他说：“放弃哈佛，到伯克利来！”
陈世骧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楼房，松树环绕，号为“六松山庄”。这里经常有很多留学生高谈阔论，有时，他们会谈到张爱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荐下，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的研究人员。张爱玲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同在陈世骧门下行走的刘大任说，张爱玲是中国研究中心的“灵魂”，因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有如女鬼。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说家郭松棻说张是“姨太太文学”，杨牧也不喜欢，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也是嬉皮灵药文化的首都，各类议题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交锋热火朝天。随后，在美国的台湾青年，又掀起“保钓运动”。左翼的金戈铁马中，张爱玲的儿女情长被看轻，也并不奇怪。杨牧并非各类社会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单纯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语言的草创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从文，是个大作家。
杨牧在阅览室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窗外隔着马路是英文系的大楼，再远些是总图书馆，更远是钟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纪欧洲文学，他读《诗经》、《离骚》、《文心雕龙》、唐诗，学了德文、日文和希腊文，又对古希腊文学骤然产生狂热兴趣，几乎想要放弃英国文学，专攻古希腊文学。陈世骧敲着烟斗笑着说：“靖献，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两位流亡学者，每周四杨牧都与他们聚集谈天。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长诗，描写三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汉学界的怪杰卜弼德（peterb.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旧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门语言。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文章用英文写成，但是分析部首时常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时是希腊文，拉丁文，有时是俄文，德文。他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涵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