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用书把自己和不喜欢的世界隔开，无论是数学课，还是稍有不慎就会扑过来的母亲。母亲的焦躁和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过书籍才推断出缘由，那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失联。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谎。那是一个孩子的权宜之计，一句谎言能够把惩罚从中饭推迟到晚饭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饭。最长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记了什么原因老师让请家长，家长不来不许上课。连着三个早上，我神色镇定地背着书包出门，在一个工地的一堵砖垛后面，拿出书，读到放学的时候，再神色镇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顿暴打，实现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是父亲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车站，去了我好几个同学的家，不知什么样的灵光，把他带到我藏身的砖垛。父亲说，母亲打你不对，但她是爱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从家人口中头一回听到爱这个字，别扭到发抖。现在我会说，soembarrassed。
高中三年级，我开始发疯一样地学习，背所有的课文，所有的习题，所有的答案，我想考上大学，我想逃离。可是文科生也要考数学，数学还是120分，没有这120分的后果吓死我了。父亲说，我帮你补习一下数学吧。那段日子，父亲神采飞扬，他又成为了一个工科院校的高材生。
在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被诊断出了肺癌，还是晚期。母亲带着父亲去北京做手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生病还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吗？我甚至有点高兴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天深夜，我还在复习，母亲自己回来了，她靠在我房间的门上，突然抽搐起来，她说，你爸爸这次可能真的会死。她说她实在撑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从书桌前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相拥而泣，会改变我和母亲的关系吗？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块紧实的青铜，压住了我，我做不到。
切断两条肋骨、打开了整个的胸部，结果是一次误诊。我那看上去很文艺的父亲，从胸口到肋下，有了一道悍匪才会有的刀疤。命运这个东西，会不动声色地粉碎你一次又一次的和解企图。
他应该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亡吧？单是病危通知书，他已经接过五六次了。他的脏器，被冰冷的刀剪挑开又缝合。做全身麻醉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最好不要醒过来？他的妻子并不温柔，他的女儿是个怪胎，他的事业被反复搁置，他的疼痛永远都在。他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还能更自以为是一些吗？我不是正在企图用我学到的一点高调的理论，去揣测，甚至暗中期待，能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神经末梢的战栗？
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着的。而我的父亲，在二十九岁之后，就和我的母亲一起，耗尽所有的力气在抵抗死亡。这个艰难的使命，让他们共享一种浓度很高的情谊，不是爱，也不是恨，是大敌入侵之时的同仇敌忾。活下去，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
假如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多识广，早就娴熟地掌握对待苦难和厄运的合理角度。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如果个人的命运没有高级到成为文学和艺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我一直用这样的优雅面对我的父亲，也面对我自己的生活。母亲力竭之后，我加入了抵抗，并在父亲六十九岁那年，又帮助他战胜了一次肝癌。那时的我已经混出点样子，可以给他请到最好的医生，住进最好的医院。母亲越来越像个想要讨好却总是犯错的小女孩，继续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对我表达不必要的担心。
我眼睛的形状和父亲年轻时的一模一样，也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器官。现在，父亲的眼睛被纱布蒙着，他看不见我的，我也看不见他的。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嘱咐他好好休息后，就离开了，一大堆事情还在等着我去处理。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哭得像个被大人抛弃的孩子。
衰老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在某一个特别疲倦的夜晚，它会靠近，抱住你。只是，天光进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挣脱它。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差点就成为一位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