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杨牧，他认为比较文学不成其为学问，不过是巧立名目。杨牧选修了他的一门课，写期末报告时几乎精神崩溃，自认“读中国书以来，从未如此苦过”。结果，报告仍被卜弼德批得体无完肤。有了这次经验，杨牧心想：“以我的乡下人脾气判断，觉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对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们念比较文学的并不是完全不理中国的文字小学。”
不久，杨牧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筹备成立，他向陈世骧说，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门。卜弼德十分严厉，点上雪茄烟，问他：“刘勰说屈原赋‘金相玉式’是什么意思？”杨牧心知卜弼德意见与他不同，但还是好胜，当场顶撞起来，卜弼德气得不得了。口试虽然通过，杨牧仍悻悻然良久，觉得这个脸丢大了，非努力雪耻不可。于是，在博士论文委员会成立时，又执意邀请卜弼德加入。
1970年，杨牧把博士论文全稿寄给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绿墨水写的长信：“读完你的论文，我总算相信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杨牧非常高兴，他听说卜弼德数十年来很少写那么长的信。但是他又听说，卜弼德用绿墨水写，是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写的都会烟消云散。杨牧听完，又觉得怅然。
1971年陈世骧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卜弼德激动地抱住杨牧的肩膀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对你很严厉，我要你知道，诗人是诗人，学者是学者，诗人要变成学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又说：“中国文学还是要你们中国人努力去开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许是杨牧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曾放言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他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陈世骧和卜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文字的历史，同时，他在悼念陈世骧先生时写道，古典文学使他学习谦冲忠厚的人格，“诗教是可能的”。
传统的与现代的，杨牧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晚清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命题，一个古老文明遇到来自西方的强势文明，被迫改变、扭转方向。在“落后挨打”的逻辑下，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痛心疾首，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史诗和悲剧？杨牧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这终归是一个伪命题。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昆曲？文明的发展不遵循同一条路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牧脱去背后的价值判断，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再是论文题目，它就深刻地盘错在生活的细节，熔炼出新的语言，广博、开放的文学世界。杨牧成为了世界诗人。
五
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和你与我，谈话。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那就不如双膝跪倒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总被当作游手好闲，被吵闹的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殉道者称之为世界。”
于是这时候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
（叶芝《亚当其惩》节选，杨牧译）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留在美国，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有时他回台湾，教英诗、莎士比亚。行政事务缠身时，无暇作诗，他就翻译。他曾翻译了一本《英诗选译》、《叶芝选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上课的教材。这首adam'scurse，有人译为《亚当的惩罚》，杨牧译为《亚当其惩》，是在模仿《诗经》的句法。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芝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芝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芝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我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六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中世纪文学专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做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贬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做惊人之语。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诗人与社会参与，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常常想到叶芝，这位爱尔兰诗人，钟爱革命者毛特·岗，为她写下许多情诗，包括著名的《当你老了》。但是毛特·岗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另一位革命者约翰·马克布莱少校。马克布莱死后，叶芝两次向毛特·岗求婚，都被拒绝。1977年，杨牧写下《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在文中书写叶芝，屡屡自况。
他说，叶芝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独站在局外，嚼着地里扯出来的青草，看他的朋友们在局里商议厮杀，以血肉创造“可怖的美”。“我相信叶芝对爱尔兰的爱绝不下于马克布莱少校他们，可是他选择的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主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东征三年，终于能够回家了。杨牧要我们想象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士兵离家越来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芜，生了各种虫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忆起新婚之时，鲜衣亮马，当时如此美好，现在如何呢？——也许唱到最后，他已经到了家门口。
诗中“熠燿”一词用了两次，形容宵行（萤火虫）和仓庚（黄莺），“可见以前的诗人是不怎么讲究的，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能重复……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当时文字还在形成中……最早编一本字典得有多难呢？”他沉吟，“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问我，中国有没有编过大字典？我气得要命，我们编字典的時候，你们德国文学还没有呢。”我们很少看到杨牧这样动感情，笑起来。他却很认真：“真的，德国文学最早是马丁·路德，之后几百年都没有，直到歌德，19世纪……18世纪好了，给它算早一点，我们《尔雅》、《艺文类聚》，早就有了。”他说着，微微地喘起来。
一个同学嘎嘎笑起来：“老师，你真的很气耶。”
杨牧缓慢地，不知如何应对：“啊？”半晌之后，翻书道：“我们来看下一首。”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用粤语朗读《豳风·七月》。语音铿锵，跌宕更甚。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写的是周朝农作生活。
诗中出现了两种历法，“七月”、“九月”，是夏历，类似农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历法。“有人说，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历法？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现在不就用两个吗？还三个呢。”杨牧说的是台湾目前既用西元，又用农历，又用“中华民国”纪年，他持续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要怀疑文本，才是好学生”。
虽然以时间开头，却又不是顺序叙事，诗歌内部时间交错，重复的频率也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牧想象，也许是大家坐在一起轮流唱，“第一个唱的人，也许是玉洁，她天份很高，两个历法都上来了，唱了十一句。第二个被点名的人，一时没有准备，就重复了前面两句，然后才开始唱自己的。第三个人，已经有所准备，就重复了一句。”
今天人们没有耐心、也难以读懂这首诗，一方面是古文犹如外语，另一方面，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活相去已远，我们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了解丰年酿酒的喜悦，不了解荇菜浮于水面、花开金黄色，也就无从联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是如何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耐心查阅字词含义，慢慢咏诵，以古老的阅读方式，看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悲哀与喜悦，歌与诗，原来与今天相通。朱熹注《诗经》，尽管常引向讽谏，有些无聊，但是字词解释极其详细，杨牧说，朱熹这个人很可爱，为了让大家读《诗经》，苦口婆心。如此说来，杨牧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让我们理解《诗经》的美。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杨牧一直在教书。他每年重读《诗经》、《离骚》，仍有新的体会，他说，这是没有终点的诗，结局是开放的。
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杨牧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芝。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在树下，忖度风吹叶落时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边的小城，师生们朗读杨牧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前来访问，他正在将杨牧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杨牧受邀到北京演讲，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难得有这样博学的诗人，杨牧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会有更多的人们认识杨牧、会有更多的赞誉来临吗？他仍低调行事，不在任何风潮中心，一直地处边缘（花莲、台湾、美国……该如何定位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诗人？）使他的名声与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互联网时代来了，对纯文学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在这时，为何要读杨牧？台湾作家陈文芬这样回答：杨牧的诗歌有关雅言与口语、现代与传统，“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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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butleryeats，台湾译为叶慈，大陆译为叶芝。为阅读方便，本文统一为叶芝。
王靖献为其本名，三十二岁前笔名叶珊，三十二岁后笔名杨牧。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为杨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