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决定从“弗兰肯斯坦”中对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文章的评论开始读起，那段短暂的假身份经历可能会让自己更好地理解齐美尔的理论。结果这篇文章讲述的不是成为陌生人的体验，而是一些她没料到的内容：陌生人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如果一个群体中有人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她）不必待太久，就能影响这个群体的运作方式。比方说，小组成员可以利用陌生人为他们带来无法自给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时陌生人可以成为群体里的交易员。举例来说，就像欧洲犹太人所发现的那样，当群体内部所有经济角色都被占据时，来自外部的人就可以占据交易员的角色。
陌生人的作用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客观。他们不是局内人，便能以一种非常有效的超然态度来处理事务。有时我们甚至会赋予陌生人以巨大的权利。齐美尔对此说道：
由群体中的陌生人占据支配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意大利城市从外部聘请法官的举动，因为没有哪个当地人不受到家庭和党派利益的影响。
一语道破天机：这正是米拉和室友们如此依赖贾丝明的原因。她是大家永远可以信赖的老实人—尽管有时诚实得让人糟心—但公正、一丝不苟。她们相信，当大家意见相左或是对某事犹豫不决时，贾丝明总能提供最客观公正的建议。直至读到这段文字，米拉都没有想过实际上是贾丝明的异国身份赋予了她这个角色，但大家总以为这是贾丝明本身就具有中立裁判的品质。
注意力转回齐美尔身上，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她。齐美尔说，陌生人的“客观性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自由”。由于陌生人与现状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人们不需要为陌生人所说的想法施加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也就意味着陌生人所带来的东西—就像那些经常被指责造成局势动荡的外界煽动者—“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可能性”。当然，事情出了岔子，将责任推卸给陌生人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一种推脱的方式，但如果人们没有因此意识到客观、无涉的观点具有多大的危险，可就遭殃了。
根据齐美尔的说法，我们都与陌生人之间拥有一些共同点，事实上我们或许与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人与人关系中一些深刻的内涵。我们对任何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独特程度的衡量，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与许多其他人的共同点构成的，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我们了解甚少的人。“弗兰肯斯坦”引用齐美尔的话：
只要我们觉得陌生人与我们之间享有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或笼统的人性共同特征，他们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亲近起来。而如果感觉他们与我们疏远，则是因为这些共同特征超出了他们或我们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能被它们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它们连结了一大堆人。
齐美尔还说，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克服最初的恋爱冲动后，可以感知到这股疏离感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爱火第一次萌发时，情爱关系里容不下半点概化的想法：爱侣们会认为自己拥有的这段感情是世间独一份的；世上没有谁会比自己爱着的那个人更可爱，也没有什么感情能与这份爱相提并论。一种疏离感—很难说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发生在这种独特感从这段关系中消匿的时候。某种怀疑主义的思考投射进这份情感中，他们会去思考这份感情本身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结合对自己身处的这段关系的反思，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身上上演的这份感情终究不过是人类普遍的命运罢了。他们体验到的这段经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成千上万次；就算他们没有遇到自己现在的另一半，终归还是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样的吸引力。
米拉读罢这段话，瞬间恼火了起来。她决定跳过这几页，直接从对他关于时尚的文章的讨论开始读起。她一口气读完，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齐美尔简直把她们的时尚女王图妮刻画得活灵活现。然后米拉翻下床，追着图妮越过走廊，坚持要给她读齐美尔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为了躲避她的轰炸，图妮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米拉干脆一屁股坐在浴室外面的地板上，隔着反锁的门锲而不舍地为图妮朗读这段内容，图妮则放声高歌，想掩盖掉米拉的声音。
“那段话在哪儿来着？哦哦，找到了，图妮你听听，简直就是你本人！齐美尔说：‘时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社会服从成为可能，它既是一种社会服从，也是表现个体差异的一种形式。’”然后她开始对图妮解释齐美尔的这番话，图妮在里面唱得更大声了。“他的意思是说，有了时尚，你就可以真正地表达自我，但同时也是在跟随潮流：它会让你感觉既特别又合群。最时尚的人可以用最入时的方式行动，放大身上的时尚感。他们既是最有个性的人，也是最受到时尚支配的人。”
米拉倚着门站了起来，隔着门冲里面喊话，巴不得直接灌进图妮的耳朵里面去。“所以，你看似在引领时尚，但实际上十分依赖那个群体、希望受到那群潮人的认可。你就像一只温顺合群的小绵羊，而我们其他的人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时尚受害者！”
安娜提醒米拉小点声。“那我们就是你疯狂举止的受害者。干吗呢，上蹿下跳地给我们施社会学的咒，小疯婆子？”
还不错，米拉想，安娜已经从她的保护壳里走出来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米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拿起书读了起来。“弗兰肯斯坦”说，齐美尔在他那些古怪的作品中散播着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第一部分建立在他的一种坚定信念之上，他认为人们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项成就，迟早有一天会转而和人们对着干。
这就好比每一次创造的冲动，都让我们陷入了那种如同创作歌手对自己的成名曲深恶痛绝的境地。当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变成了不再受她控制的存在，其他人也可以占有它，而且自那时起它就定义了人们对她的期望。在这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歌手未来表达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当歌手演出时，人们总是想听那首老歌，那首大家都可以跟唱的歌。他们不想听新歌，尤其是不想听那些同老歌相比显得很奇怪的新歌。
“弗兰肯斯坦”指出，齐美尔认为他的这套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各类形式的自我表达，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创造。人们创造宗教信仰，是因为他们为世间的不可思议所惊奇、震撼，他们要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但当这种创造一旦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宗教，就会严重限制甚至阻碍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如果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宗教，那么解释科层制和经济体系就更加轻而易举。人们努力地付出自己的勤奋和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套运转体系，但最终将它变成了一个客观且让人感到麻木和压抑的体系。然后人们又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进行自我表达，试图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
从这些表达中就能看出，为什么齐美尔一直没能在大学里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米拉觉得他多半会选择做个隐士，因为他相信，只有远离城市，人们才最不可能与他们的创造物产生连结。显然，正是因为人们在城市里有太多的自由与选择，他们才会被客观文化所主宰，不能顺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米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明白了他对城市的看法，她想知道的是，齐美尔说的这些是否只是结合了韦伯对科层制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工作本质发生异化的观点。但当她读到讨论齐美尔《货币哲学》的文章时，她发现韦伯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启发，而不是相反。
齐美尔认为，金钱消匿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别人的外在差异—如出身—还包括各种个人的主观品质。从别人那里拿钱或者把钱给别人，金钱会让这种交换更缺乏人情味：就好像你是在跟谁做生意一样。米拉感觉这与齐美尔写一段关系中的那种微弱的疏离感所带来的客观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去想人们和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似乎也就越不特别、越不重要。随着金钱的重要性逐渐攀升，这种无个性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特征：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别人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性格的看法）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算出身卑微也不会失去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格。但同时，被认为是一个自私或寡廉鲜耻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随着金钱（以及由它变为可能的劳动分工）越来越重要，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但至于依赖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金钱不单改变了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本质，也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我们曾确信与金钱毫无关系的部分。尽管我们没有刻意计算成本和收益，金钱还是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它让我们把与他人的所有待处理的事宜都看作一种交换。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
这部分内容有点像涂尔干的观点，也有点韦伯理性化的意思。齐美尔说，正是因为金钱作为交换媒介的普及，非理性不得不让位于理性：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每个处于不同社会间与同一社会内部的人都以这种客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米拉不由得联想到，对于有钱人来说，去世界各地旅行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们拥有的那张小小的塑料卡片能够让那些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四海为家，又或者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够四海为家，因为金钱只是在陌生人之间充当建立联系的完美媒介—这是一种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普遍的联系。你能感觉到这与韦伯“祛魅”观点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我们再也不会对另一种文化的非理性、神秘感和魔力感到讶异或敬畏了，因为每个人采用的都是这种透明和理性的方法。换句话说，金钱为事物祛魅。
就这一点，“弗兰肯斯坦”提到了“全球化”以及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正逐渐趋于相似的观点。在齐美尔看来，不同社会之间所谓的相似之处不过是那些没有人情味的东西—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吃着同样的快餐品牌的食品，穿着同一类型时尚风格的衣服，听着同一种愚蠢的歌。这些肤浅的东西正一步步地压缩人们表达自我特殊性的空间。毕竟这才是不同文化之间真正的区别所在。当人们想到全球化时，通常会想到社会现在所共有的新事物，但有时他们也会忘记那些正在失去的东西。此外，当人们说现在一切都开始变得一样时，或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金钱的作用。只有当人们受到其他事物，如自我表达的激励时，它才会令事情变得客观冷漠，并夷平其中的所有差异。
米拉读到这，终于理解了齐美尔所写的有关城市的一些要点。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当你走出城市，你还是会发现一些令人惊讶和奇异之事。也就是说，因为城市里充斥着客观文化，所以在这里一切都以标准化的程序优先，尤其是金钱，它占据着至上的地位。当然，也正是在城市，人们开始只依据金钱来分配权力和地位。生活在一个金钱而非宗教或血缘关系至上的社会里，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金钱是中性的，它不会要求你屈从于特定的价值观，也不会要求你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诸如此类。多数人开始追求一些高于基本需求的东西，这也是齐美尔提到城市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和选择时想表达的意思。
这有点像他对时尚的看法（就是米拉嘲笑图妮的那一点）。当金钱成为普遍而客观的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成为每个人衡量自己的标准时，便会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可能性。你可以通过购买一些东西，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少钱，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别人对你的反应，以及他们对你的态度。米拉认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地位竞争的方式。提出这个观点的竟然不是韦伯，而是齐美尔。米拉惊奇地发现，在齐美尔看来，无论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的价值衡量标准有着怎样的缺点，我们都应该庆祝它的存在。
齐美尔认为，金钱能够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价格标签是由人们对某物的渴望程度决定的，或者用二十世纪后期的话说，它是由消费者的选择决定的。这就好像是在说钱是一种奇妙的发明，它可以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就像一架红外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一个又一个事物真正的价值。当然，这项发明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必要的衍生品就是，红外摄像机本身也成了我们渴望的对象，事实上，它之所以让我们如此渴望，是因为它让其他的一切都成了可能。
齐美尔提出，金钱为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拥有它便可以使你从你出生的那个群体中解脱出来。用韦伯的术语来说，齐美尔所设想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一条路，让自己从一个地位群体进入另一个地位群体。社会习俗和严格的社会地位界线难以经受这种冲击，无论该社会地位群体中的成员如何反对“通过贸易赚到的钱”，或者说得简单点，他们再看不起“暴发户”，也无法将有钱人拒之门外。
齐美尔认为，一旦金钱掌控大权，人们之间所有的关系就会受到理性的控制和调节，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比如，有人违反了合同条约，不按规定提供劳动力或额定的货物，那么就要赔付相应的款项，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了。它的内涵要远比这更丰富：金钱让我们以一种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让我们可以买卖彼此。齐美尔会说，想想吧，如果没有金钱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现代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狭隘而乏味，并且要记住，我们在买卖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仙境乐园中漫步，行使个人的选择与最终的自由，追求那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美好事物。
齐美尔认为，由于金钱的力量，现代文化充满了能够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生活的可能性。比如，“弗兰肯斯坦”里提到，全球化中文化的混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米拉觉得像图妮这类人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但这些不都没什么意义吗？这就像为一批量产的画上色一样。你并非真的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也没有什么真正有创意的事情发生。这样真的会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米拉认为，这样想就能明白齐美尔在讨论的是，金钱如何取代或掏空我们内心深处的生命力：我们的渴望、期待和幻想。齐美尔告诉我们，金钱是现代生活中的护身符，可以用来衡量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没有什么是用金钱理解不了的，没有什么是金钱无法驯服的，也没有人能凌驾于金钱之上。我们驯服了这个世界并和它一同欢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摧毁了人类价值的基础：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价码，那爱情和友谊还有什么价值呢？
“弗兰肯斯坦”上说，当人们试着理解这一点时，可能会去抱怨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但齐美尔认为，除了将沉溺于自己的欲望视为一种人类的本能，其内在可能还包含着更多值得探索的内容。齐美尔当时还深入研究了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诸如同情之类的美德是非理性的。的确，理性让我们追求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理性也恰恰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因：我们并非对已有的东西不满足，而是总想体验更多的感觉、寻找更多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追求刺激，而且我们也知道，任何人、任何事都有自己的价码。
齐美尔认为，没有金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米拉想知道，没钱的人怎样才能进行自由选择。她越读越相信，金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这种改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接受不平等是一种理性体系所带来的不幸结果，而且无法说服自己采取任何行动有关？在齐美尔所描述的世界里，穷人会因贫穷本身而遭受审判：有钱没钱会成为衡量他人价值的标准。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发现，人们认为穷人之穷在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
人们认为这种不平等虽然不幸，但不可避免。齐美尔或许发现，这种模式是人们对不平等做出判断的基础？人们只是简单地将所有人都要浪费时间，以各种方式挥霍金钱、操控别人这一点归入现状，并加以接受。同样，所有人也被这个金钱塑造的肤浅世界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束缚。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人们无法依靠努力来消除这些不平等，可悲程度不亚于齐美尔所描述的金钱对社会关系的其他影响。
“弗兰肯斯坦”解释说，齐美尔认为，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他的观点还有一种警示的意味，即我们有可能会沦为那种完全是为了给他人留下印象而缺乏信仰核心的空洞躯壳。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钱、需要衣服以及需要其他所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的原因吗？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钱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让我们除了购物之外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我们付得起高价，却不再拥有任何价值，因为，就算知道自己可以对不平等做些什么，我们还真的认为自己应该去做出改变吗？
米拉想，我们与每个人由金钱而产生的那种肤浅的联系，是否意味着我们与他人之间分享的东西，会少到让我们不再真正相信别人会像我们一样受到伤害？我们会不会忘记穷人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忘记穷人也有尊严？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比我们处境更糟糕的人所应该持有的同理心。金钱作为我们的护身符，与这一事实脱不了干系。
米拉可以理解，这些将不平等合法化的经济体系已经变成我们客观文化的希望、心愿与欲望，接着限制我们的选择、挫败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出发点是让人民变得更加富裕，消除贫穷与资源匮乏，但我们创造了一个无法实现终极目标的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曾经以为它可以做到？齐美尔的研究证明，是伴随这一制度而来的文化扼杀了我们所分享的那种不平等可以被削弱甚至根除的希望。
这一切本该让米拉感到绝望，但事实上光是齐美尔的理论存在本身，就让她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金钱作为一种价值源头，其优越的地位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确定无疑，那么他根本不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去解释它。因为如果是那样，金钱就不需要任何解释。它会是那样自然，那样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想象不出别的选择。但你必须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齐美尔。齐美尔所选择的金钱的替代品是僵化的、愚蠢的阶级制度，其中毫无个人自由可言。因而在他看来，让市场通过个人选择来决定什么有价值要比阶级好得多。但显然，对金钱的贪欲肯定不是确定人类价值的唯一来源。
米拉认为，你必须考虑其他的价值来源，比如平等的思想，观察金钱成为万物的尺度后我们失去了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就感到绝望还为时过早。米拉确信，她不是唯一会依据其他价值和其他方式来判断事物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失败主义，而是与那些除了金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战斗。这场战斗将会是一场智识上的博弈。她希望齐美尔能带她探探对手的底，找到对手的弱点。
根据她的理解，金钱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契合了那些不想浪费时间去理解，却急于行动的人的心理。金钱让事情变得简单，因为他们只需要了解价值的一个来源就够了。你问我这件艺术品怎么样？如果你告诉我多少钱，我就能识别出它有多好。那个人值得我去交流吗？还是那个道理，他值多少钱？我今天做点什么好呢？简单：只需要思考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第二，对于那些不愿被告知他们不能做什么的人来说，钱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不关心传统社会的刻板规则，他们可不愿意被圈在里面，也不允许自己被剥夺选择的权利。
也就是说，金钱对那些不擅长思考的实干家、反叛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人很有吸引力。难道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傲慢和懒惰而被现实摆一道吗？他们从来就没想到过别人与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迟早要为自己贫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然后她马上意识到：她父亲就为他自己缺乏想象力而付出了代价。正是因为他无法想象可能存在另一种看待他行为的方式，一种更具合法性的方式，最终才导致他拒绝为自己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他只是想不出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来源，所以当主流大众认为他做错了的时候，他感到既惊讶又怒不可遏。公众如洪水般涌来的意见本应是一种启示，他却当作无礼的羞辱。
米拉还不知道她参悟到的这些事会不会改变她与父亲的关系，但在考虑这些之前，她必须一直顺着自己的思路推进到最后。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因为她害怕一旦停下来，这些脑海中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就消失了。她要强迫自己得出那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在她理解社会学这件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飞快地再次翻过刚刚读到的那几页，脸上露出小孩子拆礼物般的神情。她注意到，在她翻过的那几页里，有一段齐美尔对秘密的观察的讨论。这段引用吸引住了她的眼球：“秘密在人们之间设置了障碍，但也提供了一种迷人的诱惑，即用流言蜚语或坦白来打破这种障碍。”米拉又埋头读了下去。
***
父亲待的房间有点像大学教室，灯光和家具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两个人只能分坐在桌子的两端。他们聊了聊多尼和妈妈。米拉小心翼翼的，避而不谈林的事情。然后父亲问她，在大学里用假身份生活的感觉怎么样。她草草地回答：“我放弃了，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是谁了。”不知为何，她对他所表露出的失望不感到惊讶。她母亲对她隐藏身份的做法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偶尔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父亲则一直鼓励她隐藏自己的身份。事实上，可能就是她父亲在她的脑海里播下了萌生这个想法的第一颗种子。
米拉同意齐美尔的观点，无论秘密的内容是什么，它总是有其自身神秘的吸引力。他说秘密就像私人财产一样。如果你有一个秘密，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些有价值和独特的东西，一些别人不经你允许甚至不能一瞥的东西。这种占有可能会吸引其他有占有欲的人。也许她父亲并不是那样的人，但他也会欣赏，希望米拉欣赏齐美尔所描绘的秘密的另一重宝贵的品质。无论你是否要从财产的角度来思考秘密，秘密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她父亲这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大。
齐美尔说，当你选择吐露或继续隐藏秘密时，你的权力感是最大的。知道你有可能在任何时候泄露这个秘密，你就会想象自己可能怎样消除幻想、破坏快乐、毁掉生活—即便，就像齐美尔说的，暴露秘密最终毁掉的只是你自己的生活。父亲可能无法理解米拉为何选择放弃这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