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米拉和贾丝明坐在厨房里，就像好几个月前的第一个夜晚那样。她们现在已经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了，虽然靠笑话、八卦和闲聊来维持友谊并不容易。贾丝明不喜欢闲聊，相反，她愿意和米拉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此外，当她开始更加用心和严肃地对待学业时，她能感觉到贾丝明对自己的尊重也上升了几个等级。这也是为什么米拉向贾丝明承认自己正挣扎于一道真正的智力难题时，贾丝明很乐意帮她的忙。
米拉跟贾丝明讲解自己被卡住的地方，因为现在看来，除了正统的观点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正统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制度及其生产的不平等是理性、合理的。即使你意识到从这种不平等中获益的人正是那些认为这种不平等合情合理的人，你也难以提出另一种观点来证明这一观点是不理性且不合理的。而且，任何指出这种不平等造成系统效率低下或生产力不足的人都会遭到无情嘲笑。你只能说不平等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而永远无法提出一个能够彻底动摇这个体系的论点。作为回答，贾丝明运用了她最熟悉的科学知识：“在科学领域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论最终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被超越了。没人能证明牛顿的理论是错的，但如果你还坚持着他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对你来说就一点也解释不通。在科学领域中，有时候你不需要通过证明别人是错的来赢得争论，你可能会同意他们在某些程度上是对的，但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米拉想和她的导师达莉娜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达莉娜说，这一切与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历史总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的—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其他的冲突中—而在社会学中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韦伯对冲突和资源竞争的关注，让人们不再试着将全球发展的结果描绘为一个会让人人受益的世界。
达莉娜接着给米拉讲了艾琳娜·马克思和玛丽安妮·韦伯的故事。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天生聪慧且早熟，继承了她父亲的非凡才智。当然了，她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不能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是成了马克思的秘书，帮助她父亲把《资本论》的三卷巨著整合在一起，并且在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刻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她的一生中曾与两个男人维持过长期的关系，后者是需要她做出非常大的自我牺牲的典型一例，而这种自我牺牲的性格正是艾琳娜在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塑造出来的。不过，在这之后她通过努力，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革命者、工会鼓动者、记者，并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写了几本书。在43岁那年，她自杀了。马克思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离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还有六年—谁又能知道艾琳娜之后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呢？
玛丽安妮·韦伯是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以及德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军人物。她在童年时期便饱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困扰了她家上上下下好几代人，最终也影响到了她。马克斯·韦伯本是玛丽安妮的表亲，他们成婚之后，马克斯也不幸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马克斯一病就是七年，玛丽安妮对他悉心照料。没想到，他却爱上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并开始了一段恋情。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玛丽安妮最著名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作《婚姻、母性与法律》。
玛丽安妮忍气吞声地维持这段婚姻，随着马克斯的名气和地位都不断增长，韦伯夫妇成为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个中心，与他们来往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女性主义者玛丽·鲍姆。玛丽安妮本人则继续出版女性主义的相关作品，后来她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入选州议会的女议员，还当选了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但好景不长，马克斯的妹妹莉莉自杀了，马克斯也突然逝世。玛丽安妮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抑郁期，后来终于又能够活跃在公众面前，并收养了莉莉的四个孩子。她继续在地下刊物上发表文章，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希特勒的崛起而不得不中断。玛丽安妮很长寿，但纳粹主义还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精神健康。
“这些故事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米拉叹息道，“你觉得她们都是女英雄吗，玛丽安妮和艾琳娜—你说她们究竟是高尚而又富有牺牲精神—还是真心疯了才能容忍别人这样对待她们？她们又有多少选择呢？”米拉一边摇头一边说，此时她心里想的不是玛丽安妮·韦伯或者艾琳娜·马克思，而是自己的母亲。她能感觉到妈妈的生活和达莉娜刚提到的这两位女性的生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她认为妈妈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自我牺牲。
自打她接受了林在母亲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这一事实，米拉感觉她与母亲之间又重新变得亲近了起来。她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去欣赏母亲坚强的性格才体会到了这份亲密，而不是一个对父母的所作所为毫无见解、缺乏判断力的孩子。米拉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跑回家找妈妈主持公道的小女孩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个女人欣赏和强烈认同另一个女人，只不过这“另一个女人”恰好是妈妈。既然她钦佩她的母亲，那她又怎么会不钦佩玛丽安妮和艾琳娜呢？如果自己处在她们的那个处境里还能做到像她们一样，她又怎么会不为此感到自豪呢？于是她对达莉娜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她们是愚蠢的。“不，她们无比高尚，任何不这样想的人都是在妥协，都是在用男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然后她又悻悻地加了一句，“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
“嗯，这确实是看待这些事的一种方式，但你也有可能过分理解她们的自我牺牲了。为了她们自己也好，为了我们后人的利益也好，如果她们能给自己的思想以适当的空间和时间来发展，也许会更好。但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或者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关键是她们只能默默忍受。或许我不会再犯她们的错误，你也不会，但那个时候的她们别无选择。不管这些男人对自己代表的叛逆而反传统的波希米亚人身份有何看法，他们都属于那个压制女性声音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要求她们闭嘴，而是让她们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但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某些地方—或许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你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社会学家们都声称自己在为所有人发声，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替艾琳娜和玛丽安妮发声的权利，他们的继任者也没有。”
达莉娜告诉米拉，世界已经改变了，社会学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只具备单一视角的学科，社会学家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本该适用于全世界，但他们遗漏了很大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接受的启蒙思想，使他们认为欧洲白人男性身上的进步，就能代表全人类的进步。
米拉对达莉娜的这些话深有体会。米拉一直在寻找为那些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平等待遇的人们发声的方式，而达莉娜则道明了她至今未能找到这个方法的原因：这些被剔除在外的声音显然是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基本设计中的一部分缺陷。这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正确的，米拉为此相当自豪，但她对达莉娜接下来说的话莫名困惑。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那场关于科学知识的研讨会吗？我们当时讨论了应该如何认识事物。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一场普通的对话，你得到的答案往往只取决于你提出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本身、你向谁发问以及如何发问。社会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有一段时日了。这与自然科学家试图过滤掉观察者的偏见，确保将观察者对整体实验的影响降到最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是，你永远无法摆脱掉观察者。”
在社会学中，观察者，也就是社会学家，同样也会受到被观察者行为的影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社会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社会学家生产的知识会影响他人的行为、谈话方式以及谈论的内容，而下面这一点则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由其他人生产的知识也会影响社会学家的思考、谈话和行为方式。因此，就马克思和韦伯而言，他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同时代其他人行为的影响。”
“作为社会学家，同时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说彼此都能理解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才能去询问和倾听别人的答案。事情本该很简单。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种美好的设想与现实更加背道而驰的了。社会学分类中有太多对象被遗漏的例子，或是认为一些人所做的事不如其他人做的事重要。比如说，妇女的家务劳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劳动研究所忽略，就像它从来不曾发生过一样。社会科学仅仅在弄清楚人们是谁以及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的方面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都很难定义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几乎每一篇论文发出来都会有人质疑说我们对种族或阶级的定义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就算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屑去倾听正确的答案。”
米拉觉得这种质疑有道理。这样就能说明，你一开始对问题的构想以及对建构思想的基本要素的选择就已经决定了有些人的声音从一开始便被拒之门外。这就好比你在一部电梯里，只顾专心地按下正确的楼层按钮，却没有意识到电梯门会自动关上，很多要上电梯的人还留在门廊里。“你的意思是不是社会学倾向于把门关上—抱歉，我的意思是说，遗漏掉—那些在某些方面有别于社会学家的人？就像很多社会学家是男性，他们便会排斥女性；或者很多社会学家是基督徒或犹太人，他们便会排斥穆斯林？”
米拉虽然能够理解达莉娜所表达的每一个观点，但是总是猜不到她接下来要论证的各个层次，因此米拉还是对达莉娜要将这场谈话引向何处感到非常困惑。她相信马克思和韦伯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们的理论有可能会让社会变得更好，但这些思想似乎又都有着缺陷，阻碍它们的潜力被完全地开发出来。但达莉娜的意思似乎是，马克思和韦伯已经不值得被留存下去了。想到这，米拉有些沮丧。
达莉娜接着说，对旧有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说这些古典社会学家（包括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观点太过狭隘，他们的理论均忽视了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陈述某种永恒的、普遍的真理，认为自己所面对的就是现实，但其实只是在描述他们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即他们所认定的真相和现实。根据达莉娜的说法，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人并不是拒绝创造普遍真理的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马克思和其他同行者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将更多的声音和经验囊括进来，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和经验，可能帮助社会学得出更准确的普遍结论，从而反映出更加真实的现实。
这样说还好，米拉想，就像电梯理论，还是有可能接着把门打开的，说不定继续走下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好吧，但是达莉娜说的第二种反对会更加尖锐。
“这些批评指出，那些死去的白人男性不仅没有考虑到和倾听某些人的声音，而且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听到这些声音。他们，或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倾听和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
米拉拼命地在脑海中检索能够用来反对这个批评的证据。
“这么说来，有些声音永远都不会被听到—但如果是我们的提问方式阻止了某些答案或某些声音作答，我们又如何得知到底有哪些声音被忽略了呢？这些批评说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最开始学习社会学时，我了解到正是社会学家开创了那些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少数族裔的研究工作。从这些研究工作中，他们不仅了解了这些群体的情况，更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
达莉娜似乎忽略了米拉提到的第一点，直接回应她所说的第二点。
“米拉，我是不会跟你争论这些问题的。在倾听这些被遮蔽的声音时，社会学确实做得很好，但它仍不愿意承认它的实践的的确确排斥了某些声音并助长了另一些声音。我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社会学总是如此忽略一部分人：最明显的就是阶级理论。阶级是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观察社会中所发生之事的唯一正统的方式。它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试图将阶级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活中时，难免会忽视很多与任一阶级的定义都不匹配的人，或是将不同种类的人同与他们根本不像的人强行混在一起。就比如说，女性会被分配到她们丈夫所在的社会阶层中，人们对女性的家务劳动完全置之不理。”
“我承认，这样做是错的，错得很明显。社会学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就是坚决不要这样做。但是古典社会学家们就是这样设计的，他们希望社会学能够向社会指出其工作的某个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些方面或许不是社会成员们希望听到的，而且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些无法直接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发声。”
“注意到不要忽视他人的同时不让别人保持缄默，这一点很好，但若是认为自己能够为他人发声，是不是有些太狂妄自大了？我们能为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描述事物吗？我们能够领会他们的处境吗？我们真的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的人吗？”
达莉娜接着说，对马克思和韦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以为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为别人发声的想法是错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中，认为进步—人与人之间更好地相处，在社会、经济、道德上都得发展—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样意义。而社会学在其中的角色便是衡量相互竞争的各种进步思想（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等）的价值。
总结下来，第一类批评者决定坚持理论前提，只是补充说我们需要在解释框架中纳入更多的人，将更多的声音融入社会研究的项目中来，这样才能让它成功地运作起来。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美国黑人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移民浪潮之后，很多人认为坚持所谓的理论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出，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成就—普选权和禁止歧视的原则—并没有为消除不平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让世界变得更公平做出很大的贡献。更糟糕的是，这些自由权利掩盖了所有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它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他们特别指出，社会学就在其中为虎作伥，因为就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它的运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必须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并确保所有人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之后，所有人身上的问题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过错。
“是的，我了解到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权利普及、法律平等和反歧视法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那有人对种族和民族也持同样看法吗？”米拉问道。
达莉娜回答说种族理论家同一些女性主义者一样，认为不平等被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概念掩盖了。他们指出，似乎每一种正义都包含不公正，而每一种“权利”都藏着错误。说着她问了米拉一个问题：“当你在读马克思和韦伯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古典社会学家好像总是在谈论别人的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今天距离他们写作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我，作为生活在另一个社会、另一个时代的女人，仍然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能做点什么。”
“也许吧，但那种感觉真实可靠吗？或许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相信黑格尔关于普遍主体（universalsubject）的观点。普遍主体既存在于社会内部，也存在于社会外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即将形成的社会。普遍主体就代表社会未来的状态，它是‘历史的发动机’。
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未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主体，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本人，最终必将站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说话。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足够成熟时，他们就会发动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达莉娜说，很多人不相信所谓的普遍主体。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不尽真实：它实在是太抽象了，仿佛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而非现实社会里。
女性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体都被含蓄地假定为男性，黑人民族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将无产阶级假定为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也不尽相同，自然不会有相同的观点。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工人阶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女性作为普遍主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套理论本身就有缺陷，直接放弃了这条路径。整个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反映了一种非常狭隘的传统，但思想本身应该更广泛、包罗万象。
“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包括从哪儿进行观察，以及你是谁。”达莉娜补充说，“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个‘在哪儿’和‘谁’的问题。当我们联想到智力传统时，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欧洲，而看不起其他人—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总是浑然不觉—即使不在欧洲也是如此！”
达莉娜说，由于殖民主义以及欧洲国家与其继承者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人们总会觉得进步是从欧洲向外传播的。亚洲人、南美洲人和非洲人则站在起跑线之后。像是马克思和j.s.密尔这样主张人类皆平等而备感自豪的思想家，同样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并没有达到自治所需要的文明水平。
“若是这样思考，我们就必然会忽略—或者压根不会去了解—欧洲以外的知识传统。比如，我们常说社会学起始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或者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但是早在14世纪，北非的博物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就曾写过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从世界历史出发的社会历史分析。在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一门名为‘ilmal-umran’的科学，这门科学将会解释社会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它是一门‘有着独特目标的科学—即以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为目标’。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他提出了关于冲突、整合、城市化、权力、历史变革以及事物如何产生价值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观点—所有这些我们以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后的欧洲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分析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历史始于彼时彼地—而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开启这样的一段历史前务必要先跟上时代的步伐。”
达莉娜解释说，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谁”，这个普遍主体，所代表的看似是一个普遍的立场，实则不然。它其实是非常具体而特殊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总是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是其中一位开始探索这个领域的社会学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从牙买加来到英国工作，发现自己与身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算是满足了做英国人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他是黑人，这又将他排除在英国的身份认同之外。他意识到，“英国人”这一看似包容一切、不论肤色的群体，但实际上还是会因为他的肤色而将他拒绝在外。
霍尔考察的是我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创造并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即一系列隐藏的价值—在文化中被创造和复制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产意义的客体和体验。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电视、音乐、广播、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和报纸。霍尔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学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对流行文化有所体验。
在此之前，可供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内容只有高雅艺术、文学和音乐—那些为精英所钟爱的文化。霍尔等人认为，人们会去关注其他人过去生产的并用来理解他们生活的文化客体和体验—而他们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体便为他们了解别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最开始是电视，网站、博客和视频游戏紧随其后。“他应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理论，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在貌似中立的媒体、话语、国家一类的结构里，在诸如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中，甚至在那些看似离经叛道、不愿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动间，都存在着各种已经设定好的意义和偏见。媒体在努力劝服人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偏见。”
达莉娜接着说，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中，那些大家公认并深信不疑的故事起着主导作用。有些话题永远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或者干脆以一种告诉你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相信的真理的形式出现。所以比如你在考试中遇到题目“什么样的警务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行为？”，它已经假定了人们会在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应该被减少和遏制，以及维持治安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方式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那么我们是如何参与到这里面的呢？”米拉问道。
“霍尔认为，他们不仅要提出一种正确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树立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即所谓的‘另一种’。身份总是根据它不是什么来创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和他们相比不是英国人。”
“成为男人就意味着不是女人，”米拉举一反三，“但这难道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正常的思维方式吗？对我来说，成为女人就意味着不能成为男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尔的观点是，这些配对使得其中的第二部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后者，成了多余的、剩下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这些‘他者’是被标记出来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记号的。霍米·巴巴（homibhaba）曾写道，隐藏所有‘我们’和‘我’这些主张中核心的不确定性的遗忘过程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