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退到了屋子角落，无力地靠着墙壁，大脑一片空白。
生命走到尽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让朋朋在家人的陪伴中走完生命最后的日子，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浑身青紫地躺在冰凉的手术台上。
看着眼前忙碌的同事，我的内心陷入无尽的愧疚中。虽然在律师公证下签了手术同意书，也把最坏的结果反复交代了，但我毕竟是手术医生，而万一病患家属接受不了意外，我这一腔孤勇的热血还会连累很多同事。
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朋朋的生命迹象迅速消散，有些数字已经测不出来了。教授说：“咱们把家属叫过来交代一下吧。”
我实在不甘心，如果朋朋就此醒不过来，这将成为我永远的心理阴影。我咬着牙慢慢挤出三个字：“再等等。”
此时朋朋仍然被十多位同事抢救着，人影憧憧，我越来越看不清里面的样子。终于，同事通过有效调整呼吸仪器，又把氧气送进了朋朋肺里。监护仪器上开始测出数字，并在缓慢而坚定地回升。
抢救过程大约三分钟，却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朋朋在鬼门关徘徊一圈，掉头往回走了。但手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了。教授让我把家属叫到门口简单交代一下，我让他等我一会儿，我先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里，我不断擦拭眼泪。
回到病房，三小时后，我们决定给朋朋拔出气管插管。这是有点风险的，毕竟才第一天，但我和教授商量了一下，还是想让朋朋舒服一些。
气管插管拔下来的瞬间，朋朋就在大口喘气，是嘴和鼻子都竭尽全力用上的那种喘气，并发出很响的声音。那种姿态让人印象深刻——朋朋就像在猛嗅一朵花。
“认识我是谁吗？”我的第一句话没有问朋朋感觉如何。
“林医生。”朋朋回答。
到此为止，我的一颗心才算彻底放下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那几分钟的缺氧而大脑受损。后来朋朋告诉我，听到我第一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开心。能够自由呼吸，让朋朋立刻开心了起来。
朋朋以为自己手术成功了。我的心情却再次复杂起来，为他能自由呼吸而高兴的同时，又因为手术意外中断，没有为他争取到更多自由呼吸的时间而感到内疚。我唯一欣慰的地方就是，虽然手术提前终止了，但朋朋肺里绝大部分的白色“渣子”都被洗出来了。
朋朋这种罕见情况，手术后维持时间会很短，我可参考的文献也很少，只能在心里默念：自由呼吸，希望能维持一两个月吧。
朋朋说太久没有这样呼吸了。这时他的肺里大概还有30%的“残渣”，虽然不能与正常人相比，但是呼吸已经比从前轻松太多了。以前需要佩戴吸氧面罩，全方位输送100%纯氧，现在只需要佩戴一根鼻导管就可以了。这一刻，朋朋呼吸起来的感觉，相当于普通人跑了800米，有点喘，但能成句说话。
做完手术后的前三天，朋朋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仿佛要拼尽全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多呼吸几口。我觉得他状态挺好的，甚至把他转到了普通病房，因为重症病房晚上也会开灯，机器轰鸣，清醒的人住进去是很难受的。
转进普通病房后，朋朋的家人就可以进来陪护了。朋朋和家人、护士不停地聊天，感觉想和见到的任何人说话。他一口气能说上半小时，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根本没心情和别人聊天。
也就是在这一周里我和他聊了很多。他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张大口讲话，似乎想要把此后的一两个月用话语填满。他连绵不断地呼吸，连绵不断地对我说话。
其实，朋朋身体里的秘密，经过了八年的时间才揭晓，不过那个谜底上帝已经埋藏了三十多年。
2008年，朋朋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测出免疫力低下，相关的“单核细胞”几乎降到了零。
作为血站护士，朋朋知道不正常，但是去医院没查出病症，也就没有在意。整整八年后，2016年，朋朋突然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发热，三个月都不退热。他辗转求医来到北京，转入我们医院，主治医生发现这不是普通的肺炎，朋朋的肺部及血液里都充斥着一种特殊菌——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
大家以为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接下来挑选药物治疗就好了，但主治医生很不安心。她在网上搜索，想知道是否还有类似的病人。有一次，她把朋朋的两种病症名称——“单核细胞减少症”与“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同时输入检索框，居然跳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名词——monomac综合征。这种疾病其实就是一种“基因突变”！
这就好比街上的红绿灯中某个颜色的灯突然出了故障，开始乱闪，进而引发大规模车祸。此时此刻，朋朋的体内就是这样一个“大型车祸现场”——免疫力低下、发热、肺炎、特殊菌等等，就是这起车祸的表象。它们都是死神的烟幕弹，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基因突变才是真凶。
朋朋体内的基因染色体不多也不少，但是其中一条出现了错乱。这就好比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中出现一粒黑色的珠子，不仅如此，其材质还是橡皮的。然后，黑色橡皮珠子开始熔化，项链随之断裂。
对我们这所全国一流的医院来说，罕见症不可怕，可怕的是基因突变，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攻克的难题。严重者的寿命一般很短，而且无药可治。这种情况下，医生与家属的努力没有用，成吨的钞票也没有用。或许可以这样说，遭遇基因突变是命运压根就不打算让你好好活下去了。
不过主治医生告诉朋朋，还有一种办法可以“逆天改命”——骨髓移植，也就是拆掉坏的“红绿灯”，装一套全新的。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移入新骨髓前会对患者进行体内清髓，一瞬间人会丧失全部免疫力。朋朋现在身体里都是特殊菌，免疫力丧失的话，这些特殊菌很可能会立即吞噬掉他。
朋朋很幸运地遇到了骨髓匹配的捐献者，但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放弃。最终，耗时两年半，朋朋体内的特殊菌被清除。后来，朋朋回到了家乡的献血车上，在主治医师的帮助下，他得以继续做他热爱的工作。但医生知道，朋朋体内的定时炸弹一刻也没离开。
当朋朋再次联系中华骨髓库与医院时，所有医院都婉拒了，因为此刻朋朋体内又出现了一起更严重的“车祸”，而“事故”原因就是那些日益填满朋朋双肺的白色“渣子”，那种能不断生长直接导致朋朋窒息的白色“渣子”。而且，新找到的骨髓捐献者在最后关头也悔捐了。
那段时间里朋朋开始录短视频。视频里，他问儿子：“昨天你来看爸爸，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短短几句话，他需要不停地喘气。
白色“渣子”越来越快地吞噬着他的肺。见到我的时候，朋朋已经不奢望活着了，他只想大口地自由呼吸。
现在，病床上的朋朋已经开始术后可能仅有的一两个月的自由呼吸、自由谈话。不过谈话都是我问他答，只有一个话题是他主动讲的，那就是帮助过他的每一位医生，他都记得名字。不过我发现，他在简述自己一生的时候，聊到骨髓志愿捐献者“悔捐”这件事，是低下头闷着声音说的。
看着他呼吸，听着他讲话，我总在想，早在三十多年前，上帝残忍地给他设置了一道判断题，答案是判定他会死去。但抗争三年后，朋朋硬生生地将这道判断题做成了选择题——选择“坚持到生命最后，虽然要忍受逐渐窒息的痛苦，但能多存活一段时间”，或者选择“自由呼吸一两个月”。
朋朋选择了后者。
术后第七天，朋朋肺里残留的水终于吸收干净了，该拍ct复查了。
我还是有自信的，虽然手术意外中止了，但最多也就剩余30%的白色“渣子”，朋朋的肺里应该干净了很多，而新的白色“渣子”怎么也得生长一阵子吧。但老天总爱开玩笑。拿过ct片子一看，我发现朋朋的肺里依然白茫茫一片！满是白色“渣子”！我以为错拿了手术前那张白色“渣子”占据了肺部80%的片子，我反复确认上面的拍片日期，才不得不接受这真的是“洗肺”手术后新拍的片子。
因为基因突变，因为上帝的选择，朋朋肺里的白色“渣子”卷土重来。仅仅七天时间，白色“渣子”的比例从30%增加到80%！这怎么可能！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回来的“争一口气”，难道只能维持一周？
我很沮丧，几乎要变得迷信了，基因突变造就的命运难道就这么强势不可逆转吗？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按理来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人，如果肺里有蛋白沉积物（这样的白色“渣子”），只要洗一次肺，能维持将近十六个月。而我和专家们预估，朋朋这次至少能维持一两个月，当初跟他反复强调的也是这个时间。
事后来看，术后头几天朋朋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他肺部的沉积物所占的比例应该就已经回升到了50%，他可能会觉得呼吸困难一些，但因为躺在床上没有活动，所以，没有意识到。
“不想活了！”实话告诉朋朋后，他直接崩溃了。他的爱人吓到了，赶紧找我劝解他，我和朋朋聊了近两小时。朋朋就坐在那里，但和之前几天的状态完全不同，原来见到我时他是很高兴的，现在却一点反应也做不出来了。他的心气没了，他说自己突然觉得呼吸很困难。确实，他现在不是像跑完800米后喘气，而是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喘气。
他说，自己输得一塌糊涂。他问我，这不过就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用生命才换回来的畅快呼吸，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不是一两个月吗？
我并不是很擅长安慰人，想了很久也无法给他虚假的安慰。我决定实话实说：“朋朋，你知道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很惊心动魄吗？”
我坐在病床边详细讲述手术的全过程，并给朋朋看了我拍的一张照片——医生们把一张手术床围了好几层，正在全力以赴地实施抢救，躺在手术床上的他只露出来一双青紫青紫的脚。
“当时稍有耽搁，就有生命危险。现在的情况虽然绝望，但比起那时还是好了很多。你现在的每一天其实都是赚来的。”
“抢救的时候，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走到最后，还有家人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再也醒不过来。”
朋朋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有些埋怨自己刚才的情绪失控。
我安慰他：“你已经很勇敢了，不需要再苛责自己。”我看见他那张曾经圆圆的脸已经消瘦成了另一个样子。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朋朋准备回家了。他说本想给我写封感谢信，却实在不知道如何落笔，这份感恩只能埋藏在心里了。
分别的时候，我和朋朋很默契地都没有提再见面的话。
奇迹并没有发生，朋朋回到当地的医院后身体越来越差，呼吸也变得愈加困难。他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给我发发微信。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回复他，虽然我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我是个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即使已经在“天才捕手计划”写了好几个故事，但是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过，因此知道我的朋友也不是很多。有一天，我发现朋朋竟然在《微生物神探》那篇故事下面点了“在看”！我非常兴奋，马上发消息问他：“你也是‘天才捕手计划’的粉丝吗？”
当他知道我就是文章作者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后问我：“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记录下来？万一有跟我一样的病人看到，会少走很多弯路。回想起来，我真的太难了。”
我答应帮他记录，但也提了一个条件：“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等着看自己的故事。”
他的身体肯定又差了很多，连打字都极其费劲，但从那天起他开始非常努力地为我补充各种细节，不论是生病前三十多年的还是生病后抗争三年的。我感觉他是把希望融入这些文字中了。
然而，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也变成了奢望。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始终只能坐着，几乎完全无法睡觉，哪怕只是咳嗽一小阵，都有很强烈的濒死感，需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过来。他太难受了。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林医生，我坚持不住了，可能看不到你写的故事了。”
那时，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只写到一半。我立即将这一半的故事发给了朋朋——我刚刚写到手术后，拔掉气管插管，朋朋像嗅花一样狠狠地吸进第一口空气。
朋朋说自己看哭了，此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掉眼泪。
很快，当地医院的医生开始准备输送大剂量镇静剂，帮朋朋减轻痛苦。后来他的爱人告诉我，朋朋在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没有直接插上气管插管，而是叮嘱他的爱人，记得去登记捐献器官。
插上气管插管的第二天，他猝然离开。
朋朋离开以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写了很久。我总是有一种错觉，似乎故事只写到手术的那个时候，朋朋就会一直留在这里。
直到今天，我总不自觉地想象着朋朋躺在深夜的病房里，脸上罩着升腾起阵阵白雾的吸氧面罩，独自看着那半篇故事的样子。
我时常翻出和朋朋的聊天记录，还能看到他当时读完那一半故事时的反应。那时等他哭过之后，我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想说的话已经都在这里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