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的某一天，我端坐在医院办公室里，大脑一片混乱，焦灼地等待着。整整一小时过去了，两位律师终于如约而至。
此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份“手术生死状”——一份薄薄的文件，上面列举了十几项这场手术可能出现的后果，任何一项都意味着患者有直接死亡的危险。“生死状”以一句冰冷的文字收尾：医生已详细告知所有风险。下面就是勾选“同意”或者“拒绝”，以及签字的地方。
在外科，医生和病患签订“生死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医务处人员在场全程录像，除了提醒病患外，这也是医生在面对不得不做的高危手术时，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措施。而作为内科医生的我，在内科工作十一年，做过的手术并不多，更没有接手过高风险手术，看着眼前的这份“生死状”，不免茫然失措。
两位律师郑重地告知我：“如果你敢接下这场手术，就请把名字签在‘同意’栏上；如果病患和家属愿意你来做这场手术，也是签在‘同意’栏上。”作为律师的他们会以第三方的身份见证整个过程。
两位律师的身后是要签署这份“生死状”的另一位主角——病患谭朋朋。此刻，他正坐在轮椅上，脸上紧扣着吸氧面罩，旁边放着一个氧气瓶，家属则站在他的身后。
朋朋慢慢抬起手，接过这份“生死状”。我突然有些担心，以往，不少病人读到风险告知后会被直接吓走，更何况是身患严重疾病，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的朋朋。
但显然朋朋是个例外。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直接就在“生死状”上签名了。
放下笔后他依然缄默无语，戴着吸氧面罩坐在轮椅上，直视着我。气氛一时间凝滞了，他的吸氧面罩里面蒸腾起一阵阵白雾。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觉得生死大事还是谨慎些好。
朋朋的爱人拿起同意书想让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却抢先说：“不用看了。”他的声音透过面罩，短促而沉闷——呼吸，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他的爱人与父母都签下了名字，现在“生死状”上的“同意”栏只剩一个空格，那是留给我的。我拿起笔，郑重地签下名字，众人一言不发，四周安静得只剩笔尖落在纸上的摩擦声。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要动真格的了。
朋朋，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必须时刻把自己扣在吸氧面罩里。透明的吸氧面罩内部不断升腾起来的白雾来自他的口腔、气管、胸腔，来自他的被侵蚀殆尽的双肺。
他那本应通透呼吸的双肺，不知从哪天起长出了一种罕见的白色“渣子”。然后，“渣子”的数量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像蚂蚁要占领食物，像水流要淹没河床。他的肺马上就要被白色“渣子”像水泥糊墙一样糊上、砌住、填满了。
朋朋根本脱不开氧气瓶，自由呼吸在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甚至连去距离病床10米之外的洗手间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面罩中的那些白色雾珠是如此晶莹、鲜活，更是如此宝贵、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极其费劲，因为呼不出什么东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加费劲，因为吸不进去什么东西。朋朋说：“我有力气，但怎么吸都吸不了气。”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白雾日益稀少，看着自己日益虚弱，慢慢垮下去，在空气中被活埋，最终窒息而死。
不能“洗肺”吗？理论上可以。往肺里面灌生理盐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冲出来，这种手术就是俗称的“洗肺”，这也正是朋朋现在强烈盼望我帮助他做的手术。
但没有医院和医生敢接下这项手术。因为就朋朋现在的情况来说，“洗肺”后那些白色“渣子”依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加速蔓延，朋朋可能还没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气，就倒在手术台上了，因为他的肺功能已经衰竭了。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医生曾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地讨论了很久，难得意见一致：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了。
教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在全国权威医院排行榜里我们医院历年来都蝉联综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见病患者会慕名而来，可朋朋患的这种罕见病，却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例。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肺泡蛋白沉积症。不断自我复制生长，无法彻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实是肺泡蛋白沉积物。如果说患罕见病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朋朋的状况罕见到几乎根本无法统计。
“洗肺”，手术风险极高，仅仅有可能实现自由呼吸，但很快又会面临白色“渣子”的进攻、占领，然后死去；不洗，就只能戴着面罩，看着白雾日渐稀少，其实也是在等待死亡。
朋朋曾经辗转过全国几家大医院，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绝。理由很简单，第一，手术风险实在太大；第二，“全国最好的医院都不给你‘洗肺’，我们就更不可能做了”。
没有人想到，四个月后，朋朋再次出现在我们医院的大门口，并找到我。那天他说话非常困难，但异常坚决。他说：“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气。”
手术前，我来到急诊室，在患者中寻找朋朋的身影。“这里，在这里。”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招呼声。我看见理着平头、一张圆脸的朋朋坐在狭小的病床上，说不出话，但正竭力冲我招手，环绕四周的家人大声呼唤着我。
环境太嘈杂，没办法细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想好了吗？”
朋朋没有丝毫犹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
没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代价呢？
很久以后，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当他得知我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时，心情有多雀跃。
当时我让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艰难地说很久没躺下过了，躺着更喘不上气。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跟他的爱人和父母谈了很久，再次告知手术风险：如果一定要进行手术，最坏的结果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父母最先流泪了。“孩子生病这几年过得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要求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们劝不住。”两位老人一看就是朴实的农民，他们的乡音很重，怕我听不懂，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努力地说。
“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朋朋因为处在麻醉状态，死亡的瞬间是不会受罪的，”我没有过多强调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只是反复地告诉他们，“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着，连他活着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开弓没有回头箭，”朋朋的爱人很瘦弱，但却是最冷静最坚定的那一个，“之前全家开过会，已经想好了，都支持他的决定，无论什么后果都接受。”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边，正在往我们的方向张望。
我没有叮嘱他再好好想想，因为他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写着四个大字：破釜沉舟。我冲着朋朋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们昨晚一夜没睡，最终做出了同意手术的决定。朋朋对我说，他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包括财产分配……
手术前一天，临近下班时，朋朋的爱人再次找到我。我以为手术还有什么没交代清楚的细节，甚至他们的想法有什么变化，没想到她告诉我，朋朋要捐献器官。
朋朋说自己才30多岁，万一在手术台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还可以再帮助其他人。她说朋朋说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只有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说自己的孙子连一把骨灰都不留下，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我专门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说：“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死亡的先例。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平安下手术台。”
“洗肺”手术我做过很多次，但是这次格外不同。为此，我通过私人关系，请来了资深麻醉师。另外，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那位当初帮朋朋跟我取得联系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见病尤其是肺泡蛋白沉积症的教授，他们都答应来手术室坐镇。这是我能请来的最强阵容了。
那天早晨，朋朋的亲弟弟也从老家赶过来了，一家人来到手术室门口。我让他们放心，还顺带指了指天花板：“有事会通过那个喇叭叫你们。”其实手术室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很快，手术台上，平躺，麻醉，气管插管，术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麻醉之前我握住朋朋的手告诉他：“等听到有人喊‘睁眼睛’的时候，你努力睁开眼睛，就又能看到我了。”
他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紧紧抓着吸氧面罩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雾持续升腾。
“洗肺”跟外科手术不一样，不需要动刀见血，而是往病人肺里灌入无菌的生理盐水，再让水流出来，顺势把填充在肺里的“渣子”带出来。
但是，“洗肺”的难度在于灌进去和流出来的水量都必须精准控制，还要时刻密切注视监护仪上的各种指标。
朋朋很快就进入了麻醉状态，生理盐水开始流进朋朋的肺部。我们先洗的是左肺，所以，左肺现在是不通气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气呼吸，也就是说，我们把氧气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进左肺清洗。朋朋手术的高风险在于双肺功能极差，手术中又始终只能依靠一半的肺来呼吸，还要不停地往另一半肺里灌水，再将水导流出来。
进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来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500毫升，约等于一瓶矿泉水的量，如果顺利的话，也会达到1000毫升。
我慢慢操控，让水流缓缓流进朋朋的身体中，流进那个布满白色“渣子”的地方。
我们灌进去500毫升，至少也要放出来300～350毫升，否则水留在肺里出不来是很危险的，必须寻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气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适，水就可能误流到另一侧肺里。
没有多久，“水流”从朋朋的肺里出来了！
一开始洗出的“渣子”很多，所以流出来的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浆一样黏稠的液体，呈乳黄色。随着肺被清洗得越来越干净，“渣子”越来越少，水也越来越清了，这说明肺洗干净了。每洗一侧肺大约需要一万毫升水，大概二十瓶矿泉水的量。其实整个过程非常枯燥，但每次冲洗出来一点点“渣子”，就说明生存下来的机会又多了一点点。
水依然顺利地流进流出。
躺着的朋朋其实是一名血站护士，是我的同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我害怕被问到这种问题，甚至专门打了草稿，准备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比如：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只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得不认命……
然而朋朋没有提问，他只是一再地感谢我。他说自己确实很绝望，因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上劲”，现在一心想要“洗肺”，就是想使出这最后一把劲。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执念，为了“争一口气”，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吗？况且“洗肺”手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朋朋的问题，即使一切顺利，月余过后，肺部又会被白色“渣子”重新填满。
“我一直在被动地承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现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可争取的了，能争的就是这口气。一个月的自由呼吸，值了。”他对我说。
很久以后，直到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接下这项罕见病手术有多冒险。也是这次谈话后，我思考了很久，既然帮他的决心已定，我打算独自承担风险。
几小时过得很慢，好在到目前为止，朋朋的“洗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洗完一侧的肺以后，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教授说有他盯着，让我先去食堂。我匆匆吃完午饭，突然想到朋朋的家人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虽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我还是拿出手机给他的爱人发了一条微信：“目前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没想到，这句一切顺利还是说早了。
意外发生在下午。手术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们麻醉机的氧气突然无论如何也送不进朋朋的肺里了。气管插管其实有两个气孔可以往肺里送气，两个气孔都送不进气的概率很小很小，但偏偏是朋朋最需要、最缺少的氧气，现在供应不上了。
事故来得太突然，手术瞬间变成了抢救。
“所有麻醉科二线、三线，速到××手术间支援！”我们医生的内部喇叭高声响起，一声声地在我的耳边回荡。一瞬间，整栋手术楼，所有不需要值守在手术台第一线的麻醉科医生，全都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
以往的“洗肺”手术从来没有病人下不来手术台，这也是我敢于接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突变。此时此刻，医生们希望病人活下来的愿望，其强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病患家属。
而此时的朋朋，因为缺氧整个人开始发紫。赶来的麻醉科医生越来越多，小小的手术床周围聚集了十几位，我默默地把位置让了出来，让更有经验的麻醉科医生赶紧上前。我已经无法看到朋朋了，只能紧盯着监护屏，看着朋朋血氧饱和度断崖式地下跌，随后血压和心率开始哗哗往下掉，露在外面的两只脚越来越青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