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17世纪以来，女童的教育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女孩们被教导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学习如何持家和举办沙龙，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到了启蒙时代，也就是18世纪，终于有人开始对女性缺乏教育的现象发声。第一个表示谴责的是孔多塞，伏尔泰和狄德罗也持同样观点。可是卢梭在他思考教育的皇皇巨著《爱弥儿》中，却只想到了男性的教育。在他看来，作为爱弥儿的未来伴侣，苏菲不需要接受教育，她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忍受男人的不公”，只要知道学习abc的字母书怎么绣就够了。
难道说，科学所积聚的理性之光，只能传播给男性，女性就不需要吗？
——争取妇女解放协会标语，1848年3月16日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递交的陈情书中，妇女明确提出要获得受教育权。事实上，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有关基础教育的计划都着眼于两性平等。不幸的是，这些计划最后并没有落实，女孩们依旧被小学和中学拒之门外（1833年的《基佐法案》只规定人口超过500人的市镇必须为男童开设小学）。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女孩才可以去修道院接受教育，接受陈腐的关于女性角色和义务的灌输。
因此，19世纪的女性为女童争取受教育权时，争取的是一种解放的手段，正如她们一并要求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一样。
1850年，《法鲁法案》颁布，规定人口超过800人的市镇必须开设女子学校。1867年，《杜吕法案》进一步将开办学校的人口门槛降低到500人。法制更新起到的效果立竿见影。1875年，有230万名女童入学，仅比男童入学的人数（240万）略低一些。不过，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里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男生学的是度量衡，女生学的则是针线活儿。
于是一些女性行动起来，誓要冲破这扇紧闭的大门。1861年8月16日，朱莉–维克图瓦·多比耶在37岁的年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成了第一个打破这项特权的女性。在此之前，只有男性才有权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以至于多比耶考试时是在一个专门的考场里写卷子的。两年后，又一位女性，埃玛·舍尼，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拿的是理学与数学学位，而多比耶则在1871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据说，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尔·西蒙亲自划掉了学位证书上统一印制的“____先生”，代之以“____女士”。
还有一部分女性致力于为女同胞开办学校，她们满腔热忱，感人至深。埃莉萨·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5月，她创办了妇女职业教育协会。同年10月1日，她在巴黎珍珠街9号租下一间工坊，为年轻女孩开设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头十个月，只有80名女学生报名上课；两个月之后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内接收了150人。学生越来越多，只好再开办新的学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学校”的数量达到了8所，培养了大约500名年轻女孩。
要么就不搞，要搞，就搞女权主义革命。
——巴黎共和国广场的涂鸦，2020年3月7日
19世纪晚期，女性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没多久，两任巴黎市长艾蒂安·阿拉戈和朱尔·费里召集起一个联合委员会，专门对当时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这个委员会混合了男女两方的代表，上文提到的朱莉·多比耶和埃玛·舍尼都是其成员，她们在捍卫女性的受教育权方面非常积极。巴黎公社期间，一个包含几名女性成员的“新教育协会”向公社提出了多项计划，不仅涉及课程设置的全面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包括男女两性的教育平等。两位持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信仰的社员，安德烈·莱奥和安娜·雅克拉德都在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很快，巴黎的部分市区出现了为学龄女童开设的学校、为女工开设的工作坊，以及参照勒莫尼耶模式建立的职业学校，而且都不收学费。1871年5月21日，公社颁布了男女教师同酬的法令。
1881—1882年颁布的著名的《费里法案》，在法律上确认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免费就读公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之前，1880年的《卡米耶·塞法案》已经为女孩们打开了中学教育的大门。不过，这时教育的关键还是培养优秀的共和国女性继承人。朱尔·费里这样说：“主教大人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即谁掌握了妇女，谁就掌握了一切。掌握妇女首先意味着掌握她的小孩，其次是掌握她的丈夫。科学需要把妇女争取过来，不然她们就将属于教会了。”这就不难理解，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是分开上学，课程设置也截然不同，女孩所学习的科目，比如家政、育儿法，一如既往地需要紧贴社会分配的角色。女高中生依然不得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也没有哲学课可以上，甚至连每周的课时都比男生少一些，理由是怕“累着青春期的女孩子们”……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波利娜·凯戈马尔创立了幼儿园，倡导以游戏、自由活动结合适当的刺激，以温柔的关怀引导小男孩和小女孩全面发展。凯戈马尔支持男女混合幼儿教育，她认为这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必要条件——为此，她受到了天主教徒的严厉谴责。从长远来看，凯戈马尔创立的法国式幼托体制也使得妇女解放成为可能，帮助一大批妈妈得以兼顾工作和母职（不过，波利娜·凯戈马尔本人并不支持女性出去工作，她认为妇女的位置属于家庭，而不是工厂）。
妇女们不懈奋斗，冲破重重阻碍：1919年，女学生们有了自己的中学毕业会考；1924年，中学课程和毕业会考内容终于不再区分男女。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也相继向女性敞开大门。进入20世纪后，由于校舍和师资资源的广泛短缺以及其他具体的限制，男女混校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逐渐普及开来，在人们来得及对男女混校的益处（无论是教学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做充分论证之前，在现实层面成了必然趋势。而国家教育系统真正意识到学校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具体工作要落实下去，还有不少艰难曲折。
1972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向女性开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内的年轻女子摘得了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她同时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第一名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第二名！你觉得记者会问她些什么问题呢？“你喜欢照镜子吗？”“你喜欢购物吗？”当然少不了要替她担心：“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物吗？”肖皮内的回答简洁明了：“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毕竟每年总要有一个第一名。”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路易丝·米歇尔的女权主义论述摘选/small/sup
平等
女权主义的事业不能与人权斗争的事业主动割裂，而应加入伟大的革命军队，共同抗争。……零星几声怒吼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呼唤的正义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我们要追求的，是全体人民行动起来，解放所有的奴隶。至于这“奴隶”叫无产者还是妇女，则无关紧要。
奴隶是无产者，奴隶中的奴隶是无产者的妻子。……在这该死的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受苦，但没有哪一种苦比得上女人的苦……
女权问题与人权问题不可分割，在当下更是如此：如今女人和牲畜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任人宰割，供人营利。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求来的，而应该是夺来的……
如果性别平等能得到承认，那将是对人类愚蠢行为的一大修正。在那之前，女人始终是——如老莫里哀所言——男人碗里的浓汤。看看强势的性别是怎么恭维我们以显示自己的尊贵的：女性，美之性。呜呼，我们说要对这种力量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心怀不满的人只多不少，可我们只是占据了斗争的位置，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这样下去，我们会一直协商到世界末日！就我本人而言，同志们，我一点儿也不想做男人的“浓汤”，所以我离开了，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不是少数，我们都不愿再做恺撒的奴隶了。
共和国最顽强的战士们，抗击入侵，守卫祖国，宛如守护自由的曙光，其中不乏大量的妇女。他们想把妇女变成一个卑微的种姓，用事件压迫她们，用强力完成选择。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可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也不打算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在明日之世界，每个人都将各得其所，团结在人性的自由之下。
教育
让小女孩在愚昧中长大，故意解除她们的武装，这样她们才更容易受骗：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个比方，这就像把你扔进水里，事先又不让你学游泳，甚至还要把你的手脚捆起来……
英国人培育牲畜，然后屠宰；文明人则让年轻女孩子准备好受骗。真的被骗了，又会被视作一种罪行，而引诱者几乎为此获得荣誉。当羊群中出现害群之马，那该是多么大的丑闻啊！如果羔羊不愿意再任人宰割，你们要怎么办？……
有时，羔羊也会化身为狮子、老虎、大章鱼。
卢森堡委员会：1848年“二月革命”后，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工人和企业家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职责是对劳工和厂主的争执进行仲裁。这个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即遭临时政府解散。
圣巴托罗缪惨案：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屠杀事件，因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夜至次日凌晨，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故名。当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胡格诺派关系剑拔弩张，8月24日，借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礼，胡格诺派重要人物集聚巴黎之机，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派信徒3000多人，从而引发圣巴托罗缪惨案。
这段话出自《社会战争》（1871）。
摘自路易丝·米歇尔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