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抗议的女人
看上去，经历了国民议会的重击，又遭遇了复辟期间（1815—1830）王权和教权的联手绞杀，女权主义已经“粉身碎骨”，再无喘息之机。好在，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女权主义又重现生机。19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涌现出一大批冲锋陷阵的英勇女性。没什么好惊讶的——要是没有妇女，哪场革命能成事？没有女人，守街垒的时候，谁来供应军需？谁来给火枪上子弹？谁来照顾伤员？说起来，巴黎公社时期，就是女社员们单枪匹马，守护着最后的路障。妇女们抓住每一次革命的契机来推进女权主义事业，然而每当保守的政治秩序重建，性别秩序就会发生倒退。就这样，整个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潮起潮落，反反复复，每一次潮涌都波澜壮阔。
可惜，妇女群体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贡献却无人知晓。一方面，书写革命历史的男性不会记得她们；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故事往往避开这段激进流血的前史，只愿追溯到19世纪末的“第一波”妇女参政论者，最多也就追认奥兰普·德古热为遥远的前辈。大概，写文章的女人总比打架的女人更讨人喜欢，相比那些要维护劳工（不论男女）权利的妇女，只说要保护女性权益的女人也更好应付。是时候为这些被遗忘的女性先辈正名了。
事实上，妇女群体参与了19世纪的每一场起义和革命。社会习俗不允许女性上战场，但走上前线的女人却一次比一次多。“性别分工”依旧牢固，即便在前线，妇女也只能扮演“奶妈”和“七苦圣母”，不是负责供应军需，就是在伤员的病床前悲泣。稍等一下，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别忘了，街垒的对峙有两个垂直的维度：一个是起义者与官兵之间的交火；另一个是来自两翼建筑物的辅助攻击——铁锅、夜壶、小摆件等狂风暴雨般投向堵在路障前的军队。那么猜猜看，这些东西是谁从窗口扔出去的呢？我仔细研究过七月王朝历次起义中官兵的伤亡情况，我来告诉你：五楼飞出的平底锅砸开的脑袋比子弹打中的更多。
一场革命的成败不难衡量，只要看看女性的地位是否得到了快速提升就能判断。
——安杰拉·戴维斯（1944—），美国学者、政治家
女战士也越来越多。最出名的可能是巴黎公社时期的路易丝·米歇尔。1871年5月，她先后在纳伊、克拉马尔和伊西三处与敌人交火，之后又去巴黎各区守卫街垒。在克里尼昂古尔路一役中，她和两名武装社员孤军奋战，仅凭三人之力守住了街垒。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子弹呼啸，犹如夏日冰雹。”此外，皮加勒广场的街垒也是50多名女社员在装订女工娜塔莉·勒梅尔的领导下守住的。
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解放！
旧制度崩塌了，新世界亟待重建。后革命时代，妇女在这片有无限可能性的政治场上大展身手，为自己争取结社权、游行权、言论自由权，创办专门面向女性的报纸，只刊载与女性相关的内容。1832年夏天，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供稿的报纸《自由之女报：妇女的事业》诞生。除了女性议题，该报纸也关心社会议题。撰稿人署名不署姓，以此表明对夫姓的拒绝。其中，女工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不少是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苏珊·瓦尔坎、德西蕾·韦雷、玛丽–雷内·甘多尔是纺织女工；让娜·德鲁安曾是洗衣女工，后来转做小学教师。在创刊号中，她们发出疾呼：“我们大声呼唤，呼唤姐妹们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去夺回我们在朝堂、庙宇和家庭中应得的地位。女性团结，就是我们的目标。”一年之后，圣西门主义者欧仁妮·尼布瓦耶在里昂创办了《妇女参考》。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几份报纸都没能发行太长时间。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又有一批女性主义报纸顺势创办。让娜、欧仁妮与当时因结婚而改姓盖伊的德西蕾再度聚首，创办了《妇女之声》。
她们组织了只向女性开放的俱乐部，全情投入，积极讨论。让娜·德鲁安参加了1849年的普选。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德西蕾·盖伊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small/sup，这个委员会尽管昙花一现，却对劳工（包括女工）的权益有着深远的意义。此外，她还主持过一个国家级妇女小组，旨在为失业女性提供工作。1849年年底，让娜·德鲁安又参与推动了一个旨在反抗资本家的、名为“博爱联盟会”的劳工自治组织的创立。她是发起人之一，撰写了宣言和章程，还是董事会成员。巴黎公社期间，两位国际主义者娜塔莉·勒梅尔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创建了“保卫巴黎和照顾伤员妇女联盟”，致力于追求男女平等，并与劳工委员会合作，推动工人组织的成立。妇女委员会则为自己设定了组织妇女就业与推动妇女受教育的目标。
我们的前辈，是巴黎公社时期纵火的女社员！
——法国标语，2020年3月7日
从1830年到1871年，每一场运动都在高声表达19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诉求：从公民平等到婚姻平等，从离婚权、受教育权到工作权、同工同酬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组织和社团的要求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在流派上有着细微分别：有的是圣西门派，有的是傅立叶派，后来又出现了国际主义者。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质疑性别不平等、反对婚姻制度、认为婚姻是压迫女性的手段等，本就符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圣西门曾在19世纪20年代倡导性别平等，并积极实践：在圣西门主义的机构中，妇女能担任领导职务并发表文章。傅立叶则在19世纪30年代设想过一个名为法伦斯泰尔的乌托邦社区，其中男女平等分担工作和家务，都可以自由享受开放式性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妇女们大声疾呼了，可没人来听，更糟的是，很快就有人来让她们闭嘴了。
高唱《马赛曲》，遍植自由之林，投票选举，在俱乐部高谈阔论，留下老婆管家——这就是男人们的共和国的模样。
——《妇女之声》，1848年
从1830年到1848年，再到1871年，“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没能争取到女性选举权，离婚权也始终遥遥无期。其中巴黎公社略有进步，承认了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承诺照料未成年母亲，打下了同工同酬的基础，并取缔了卖淫——认为那是一种“一部分人对其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形式”。
更可悲的是，即使在革命如火如荼时，厌女的声音依旧阴魂不散。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就有人公开嘲讽女权主义者，称其为“社会打酱油党”“维苏威火山婆子”“离不了婚的”。奥诺雷·杜米埃就是抹黑者之一。在他的笔下，妇女俱乐部就是一群醉酒的疯婆子出来胡闹，家里乱七八糟，小孩饿肚子没人管，哭闹不休，做老公的则沦为笑柄。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所有针对革命妇女的厌女刻板印象，比如歇斯底里、不修边幅、没有母性等，在这一时期都死灰复燃。他们把女权主义者的诉求胡乱改造，说她们要为男人安排一场“圣巴托罗缪惨案”/small/sup。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的厌女症也不轻，曾发表过这样令人倒胃的言论：“一个女人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是高等妓女，不存在中间地带。”
等到革命被镇压下去，反革命势力上台，女权主义又失去了活动空间，因为她们“违反了政治秩序和性别秩序”。……够了，真是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剧本再度上演。和1793年时一样，1848年，当局一上来就剥夺了妇女的结社权。1848年六月起义之后，当局首先查封了妇女俱乐部，而留着男人们的没管。1848年7月27日的法令回顾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妇女和儿童”（注意到他们是怎么并列的吗？）是不可能参加俱乐部或会议的。到1851年，连请愿权都被剥夺。巴黎公社之后，针对女性的清算达到了巅峰。“纵火女”一词被发明出来，用来专指纵火的女社员——她们被当作巴黎大火的唯一责任人而追究，而真正第一个投出燃烧弹的凡尔赛士兵却因此保全了名誉。
很难说法律对女社员是照顾还是歧视。的确，被免于起诉的女性远比男性多，但被定罪的一百多名妇女遭到了更严厉的处罚：被审判的妇女中有13%被判处死刑，而男性的比例只有0.9%；13%的女性被判处强迫劳动，13%被投进大牢，而男性的比例分别只有2.3%和11%。
向每一个守住战壕的女人致敬！
因此，每一次革命结束之后都会是一段漫长的女权主义低谷期。女权主义者受到多重压制，因为她们是革命者，是社会主义者，是女人，条条都是罪名。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在重压之下成功保住了斗争的火种，她们的名字不应该被忘记。向这些守住战壕的女斗士致敬！
弗洛拉·特里斯坦，社会主义者，社会调查家，妇女结社和国际主义的先驱，“妇女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这句精辟的名言就出自她之口。
克莱尔·巴扎尔、克莱尔·德玛尔（clairedémar，她的姓氏也可能写作d’eymard或desmard，能确定的唯有她自称“街垒之女”）、路易丝·克鲁扎、欧仁妮·尼布瓦耶、波利娜·罗兰、德西蕾·韦雷（夫姓盖伊）和苏珊·瓦尔坎，她们都是圣西门主义者，在七月王朝时期依旧为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写作并请愿。
作家乔治·桑，本名奥罗尔·杜班。她的政治立场较为温和，文学成就极高，却因其女权主义立场而被不公正地忽视。她更为知名的是挑战性别秩序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听上去像男性的假名，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并拥有众多情人。
国际主义者安德烈·莱奥（原名维克图瓦·莱奥迪尔·贝拉），于1866年创建了妇女教育促进协会，1869年又创建了一个旨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协会，同年还发表了《女性与道德：君主制还是自由》，一部被忽视的伟大女权主义著作。
玛丽亚·德雷姆斯，首位加入共济会这一厌女大本营的女性。她在1869年创办了杂志《女性权利》，并在其中告诫女性要“教育自我，实现自我。彼此团结，共同奋斗”。
来讲讲道理：真的有人认为可以不靠女人成功革命吗？80年了，革命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少共和党人是这么想的：国王也好，上帝也罢，把他们打倒，老子自己坐上去才舒服。他们缺的不是别的，是女臣民啊！/small/sup
——安德烈·莱奥（1824—1900），法国记者、小说家
受教育的权利
争取受教育权是妇女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最早取得成果的斗争之一。19世纪，许多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活动家是教师，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位有让娜·德鲁安、波利娜·凯戈马尔、路易丝·米歇尔、波利娜·罗兰，以及后来的埃莱娜·布里翁。这些女教师没花多长时间就紧密地团结起来，创立了各种联谊会和同好会，又进一步组织起工会和研究小组。比如1903年，由玛丽·介朗创立的女权主义教师社会研究小组，以及1907年诞生的女权主义高校联合会。她们的工作在女权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中的很多人曾尝试为女孩开办学校或是为尚未接受公共教育的成年女性开设夜校。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女教师们还领导了反对职业歧视的斗争，率先获得了带薪产假、养老金、同工同酬等工作权利，在女权斗争中走在前列。这些胜利最初只是惠及这一特定行业的女性，但同时为其他女性的权利斗争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