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27日—1888年9月31日
9来自托斯兰达的女孩
蜡烛在农舍的木板房间里洒下温暖的黄色光芒。烛光和炉火一同将瑞典11月末的黑暗驱散，这个时节里，天空在灰色与夜幕的黑色间倏忽变化。古斯塔夫·埃里克森家里有四个房间，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他的妻子贝娅塔仰卧着，正在努力分娩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她把女儿安娜·克里斯蒂娜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回，这名农场主一定想要一个儿子，好帮助他管理牲畜、收割庄稼。可他的希望落空了。1843年那个月的27日，新生儿小伊丽莎白的哭声响彻了夫妇俩的卧室。
托斯兰达位于哥德堡市以西约16公里处，相比许多在此地耕作的人来说，埃里克森一家要幸运得多。尽管伊丽莎白出生在始于19世纪41年代的干旱期，但家中相对还算富裕。古斯塔夫·埃里克森不仅有能力耕种谷物、亚麻和土豆，还拥有一个谷仓、一些牛、猪、鸡和一匹马。伊丽莎白有一个姐姐，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拉斯（生于1848年）和斯万特（生于1851年）。一家人住在宽敞的木隔板屋里，有一个兼做餐厅的大厨房，一间起居室，一楼和二楼加起来起码有三间卧室。
作为农场主的女儿，一旦伊丽莎白脱离了蹒跚学步的阶段，能够提桶、捡鸡蛋了，她便要开始学习农家生活要做的日常工作。等到再长大一点后，她会帮着做一些基础的农活儿，像是挤牛奶、照料鸡和猪、制作黄油，还要按照瑞典家庭的传统学习如何蒸馏阿夸维特——这是一种在餐间供应的含酒精饮品。冬季里，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早晨就开始了，外面的天色看起来还如同半夜一样，伊丽莎白、她的姐姐或妈妈，便会从床上起来，生火点灯。夏日里，男男女女会在田间忙碌到傍晚，无边无际的暮色将他们笼罩。过去，农场主的妻子会同丈夫一起在田里劳作，而到了19世纪中期，廉价劳动力唾手可得，这意味着有更多繁重的工作可以雇帮手来完成，这使得贝娅塔和她的女儿们把重心放在了操持家务上。尽管有这种特权，但农村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当平等的。主仆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坐的是同一张桌子，吃的也是一样的饭菜。”那个时代的一名农场工人回忆道，在他的记忆中，家里的每个人都“干一样的活儿，农场主的女儿和女仆挤在一张床上”。
在斯托拉图姆雷赫德的小村落里，他们还会一起祈祷。对于此地保守的路德教村民来说，星期天是去教堂和研读《圣经》的日子。作为一家之主，伊丽莎白的父亲不仅需要带领家人履行日常的宗教义务，还要带上手下的雇工。一天的生活被祈祷分割开来：在饭前、睡前和醒来时，每个人感谢主照看他的羊群平安度过漫长的夜晚。
农场生活的节奏一成不变：季节更替、收割庄稼、大地封冻、冰雪消融、播下种子，伊丽莎白大概从未想过，她的人生还会拥有不同于此的经历。作为一个女孩，除了学会做家务、照顾幼童和基本的农活儿外，人们对她不会有更高的期望，而在给母亲帮忙的过程中，她就能学会以上所有这些事。从她读书不多上也能看出这点。农村父母通常认为，受教育会分散子女干农活儿的精力，是“没必要的知识”。尽管到了19世纪中期，每个教区都必须为当地儿童建立一所公立小学，但学校除了阅读和算术外很少教别的，男孩再多加一门写作课。在路德教派中，阅读能力被认为是重中之重，因为一切宗教礼拜中以研习《圣经》和理解教义最为关键。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弟弟们会定期步行近一小时去托斯兰达的教堂，接受必要的经文辅导，以便为坚信礼做准备。
作为小孩，他们学习的是马丁·路德1529年所著的《协同书》中的《小教理问答书》，书中阐明了路德教信仰的教义。伊丽莎白需要背诵的篇目包括《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论圣洗礼》《论赦罪礼》《论圣餐礼》。不过，为了确保所有信徒都彻底理解上帝的话语，她还要学习分析经文，并定期接受教区牧师和父亲针对经文含义的考问。
“何为十诫？”牧师会问。
“十诫是上帝的律法。”伊丽莎白应当这样回答。
“上帝如何颁布他的律法？”
“当上帝创造人时，他将律法写在人们心中。后来上帝将律法提炼为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并通过摩西示于众人。”这将是牧师想要的答案。随后，伊丽莎白会援引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表述。
“第六诫是什么？”伊丽莎白在许多场合被这样问到。
“不可奸淫。”
“此为何意？”
“我们应当敬畏、敬爱上帝，因此在生活上，无论言语还是行为，都要贞洁、端正，夫妻彼此亲爱、尊重。肉体关系是为婚姻保留的，我们不应当屈服于卑贱的情欲。”根据受到的教导，她会这样回答。
经此种种，伊丽莎白做好了成为一名虔诚信徒的准备。1859年8月14日，在托斯兰达古老的小教堂里，15岁的她当着会众的面，接受了坚信礼。通过受礼，伊丽莎白表明了她已准备好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也准备好了面对未来的各种考验和诱惑，对上帝之言的深刻认识将是她保护自己的武器。
一年多后，在17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启程前往哥德堡，去谋一份佣人的差事。1857年，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曾为了同样目的，徒步半天来到这座城市。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的年轻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到外头去获取持家经验是一种传统。对许多人来说，婚前在厨房、托儿所或在其他妇女的指导下擦洗地板的那几年，相当于她们将来主持自己家庭前的学徒期。这段做工的日子也给了女孩一个机会，让她们可以替自己挣一笔嫁妆，或是赚些钱买衣服、床单以及其他婚后生活和生育的必需品。对于伊丽莎白和她姐姐这样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来说，进城也让她们更有指望觅得良缘。这些有地或向别人出租土地的农场主，他们的女儿虽然与农场工人、下人一起长大，但是谈婚论嫁就另当别论了。在城市里，到处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儿子，她们更有机会找到一个相配的丈夫。
在这一点上，安娜·克里斯蒂娜尤为幸运。她不仅在鞋匠伯恩哈德·奥尔森的家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在干了七年后，于1864年嫁给了主人，当雇主和仆人阶层相仿时，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作为佣人站稳脚跟的姐姐，能够在妹妹找工作的时候助其一臂之力，有时候姐姐还会介绍妹妹进同一户人家干活儿。伊丽莎白在哥德堡谋差事时，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可能帮了把手。根据伊丽莎白的居住记录，1861年11月5日，她住在哥德堡郊外一个叫马约那的工人阶级聚集区；四个月后，也就是2月，她的名字正式出现在了人口普查中，身份是拉斯·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家的一名女仆。
和安娜·克里斯蒂娜的雇主一样，拉斯·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只能说是生活还算宽裕的中下阶层。奥尔森一家住在阿勒曼纳瓦根，这是一处比港口略高的丘陵，奥尔森的职业叫作“月工”，这意味着他可能是个门卫，也许是给所住的小区看门的。奥尔森的财富似乎一直在增长，到19世纪71年代，他在马约那也置办了房产。
伊丽莎白和她的东家在社会阶层上其实相差不多，但由于奥尔森一家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们会热衷于向邻里显摆自己的阔绰。由于瑞典的女性劳动力非常便宜，且《仆役法》规定，凡是没有土地收入的人必须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因此，即便是财力微薄的家庭也能够雇用女孩在家帮佣。拉斯·弗雷德里克和妻子约翰娜雇得起两名女佣：伊丽莎白和莉娜·卡尔森，她们两人在阁楼上挤一张床睡。事实上，两名女佣连同女主人需要打扫的房间不多，外加照顾夫妇俩三岁和四岁的儿子，所以很难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活儿要她们来干。19世纪的瑞典评论家多次指出，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常常会雇用比实际工作所需更多的佣人。艺术史学家亨里克·康奈尔在追述自己的童年时，回忆起一位中产阶级的妻子为了让手下百无聊赖、无事可干的女仆忙活起来，会叫她们在房间里搬运湿亚麻布，好让灰尘不要落地。
瑞典法律对主仆之间的关系规定得相当明确。虽然主人有义务为仆人提供食宿、衣服，并在仆人生病时照顾他们，但相对的，仆人应当完全服从主人。“对食物毫无根据的不满”或“草率对待火烛或主人的财产”会招致解雇，“光顾小酒馆或其他提供含酒精饮料的地方”也会如此。一旦主仆达成这种协议，协议就被公认有约束效力，除非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否则仆人必须工作到雇佣期结束。1864年2月初，伊丽莎白与奥尔森家的雇佣关系为何会被解除，可能永远是个谜团。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当月2日，她踏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沿着漆成鲜艳颜色的木隔板建筑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毗邻的大教堂区。当登记处的办事员询问她的职业时，她回答说自己是个佣人，然而她东家的住址以及主人的名字都未记录在案。这或许只是办事员一时疏忽漏写了，又或许是因为伊丽莎白对前路一片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何方。
10“卖淫女”97号
在19世纪，一个家庭若想井井有条，女性劳动力不可或缺，但将陌生的年轻女子领入家中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大多数主人都知道雇用农村女孩的危险性，然而人们还是偏爱这些自耕农的女儿：她们脸蛋清秀，散发着青草和山羊的气息，还没学会耍滑头或偷东西，从小在遍地熟人的村子里长大，村民的大小事务都由牧师来拿主意。城里的女孩，接触过纸醉金迷和灯红酒绿，见识过长辈们的逢场作戏，大众认为她们更容易堕落。虽说城里女孩可能不值得信任，但她们的乡下姐妹又往往天真且脆弱。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家庭中，乡下女孩很容易产生思乡之情和孤独感。对大都市生活的不熟悉，使得她们成了无耻之徒眼中的一块肥肉。虽然主人有责任保护她们不受伤害，但她们遭受的伤害往往正来自她们受雇的地方。
佣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啤酒店，也不得在主人家以外的地方过夜，除了家庭成员和左邻右舍外，佣人几乎没有机会和异性建立关系。至于和主人亲朋家的其他佣人，或是和像杂货商、屠夫、面包师、送货员这样的工人，大家彼此间的交往仅限于蜻蜓点水（尽管经常表现得轻佻、熟稔）。像伊丽莎白这样与雇用她的家庭朝夕共处的年轻女性，对家中的男性成员来说是一种诱惑，而男性成员也同样诱惑着她们。女佣熟悉男主人的生活习惯，为他铺床、洗衣、准备洗澡水。无论哪个时代的男人，与女佣发生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来自主人，或是主人的儿子、亲兄弟、表兄弟、朋友、父亲的求爱，无论女佣迎合与否，在许多情况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孤身一人面对强迫、威逼，要么在两情相悦中放弃原则。
虽然大众相信，去别人家里帮佣有助于锤炼工人阶级姑娘的品性，但是同主人家的男性有染往往会成为她们堕落的祸根。这种不伦关系常被认为是最终导致妇女走上卖淫这条路的因素之一；“药剂师或外科医生的女佣可能被主人的助手所引诱；寄宿屋的女佣被学生、推销员或商务人员引诱……旅馆的女仆被常客引诱；年轻的职员可能会勾引父母家的小保姆”，等等。通常情况下，情夫会许诺照顾女方，许多人也没有食言，为情妇提供了住处，或许是一个单间，或许是一整套房子，这都取决于男方的经济实力。有些人和姘头住在一起，冒充已婚夫妇；另一些人和自己的情人只是偶尔见面。有些关系持续多年，甚至一生，但更多关系在几周或几个月里就会破裂。19世纪的双重标准让男人可以从关系中轻松脱身，但女人的生活却因此变得一片狼藉，不得不独自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伊丽莎白至死也没有吐露过，那个为了一己情欲而改变了她人生轨迹的男人姓甚名谁。他们之间的初次接触是你情我愿还是单方面的强迫，发生在哪里，当时又是怎样的情形，人们永远都无从知晓了。人们只知道，1865年4月，她仍然称自己是做佣人的，尽管在哥德堡的人口普查中完全找不到她的名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她在新东家没有待很久，就和情人同居或被包养了。在这种情况下，体面起见，女子对外通常会用情夫的姓氏自称，冒充对方一时的妻子，以掩盖这段关系的实质。
在哥德堡，哪怕过着见不得人的生活，表面上也不能失掉体统，这不仅是为了讨好看重人品的房东和邻居，也是为了瞒过法律，躲避警方的怀疑。直到1864年，婚外性行为和非婚怀孕仍是需受惩戒的违法罪行。此外，在1859年，为了遏制性病，特别是梅毒的传播，政府出台了一项管制城市内卖淫活动的法律。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十万的大港口，约塔河沿岸每天都有外国船只停靠，当局非常担心这种致人虚弱的疾病会轻而易举地感染民众，并在军队内传播。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在面临类似威胁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以规范性交易并确保卖身女子的健康，瑞典便是从这些国家的做法中得到的启示。英国也看到了在港口城市引入此类措施的好处，并于1864年通过了第一部《传染病法》。
虽然各国实施监管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观念是共通的，那就是从事性交易的妇女应该为梅毒的传播负责。人们相信，如果国家能够控制丧德、堕落的女子，也就是疾病传播的媒介，那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男性携带者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在哥德堡，就像在斯德哥尔摩、巴黎、汉堡、柏林等欧洲各大城市一样，从事性交易的妇女有义务在警方那里登记姓名和住址，并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疾病。然而，谁该被列入这一名单，完全取决于在各个街区巡逻的扫黄警察的心情。许多被迫登记的妇女并不一定从事卖淫，而只是被警察怀疑“放荡成性”。根据历史学家伊冯娜·斯万斯特罗姆的说法，哥德堡的警察系统采用了两份不同的名单：一份名单上列有公认的妓女的名字，另一份则记录着有嫌疑的妇女——怀孕的单身女性、经常被看到与男人独处或在夜间外出的妇女，以及情妇。
对于伊丽莎白，警察和邻居可能已经疑心了有一段时间，不过到了1865年3月，他们相当肯定她犯了“放荡成性”罪。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衣服也挡不住隆起的肚子了。让她陷入如此境地的那个人，这时却无影无踪，留她一人承担后果。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在伊丽莎白怀着孩子的时候，他让伊丽莎白靠什么过活。3月底，当风中还裹挟着锋利的冰霜时，伊丽莎白第一次接到了命令，前往警方的检查所接受外科医生对她性器官的检查，日后这将成为一周两次的例行检查。
第一次做检查时，她的名字，托斯兰达的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作为“卖淫女”97号，被记录在了官方名册里。警方要求伊丽莎白提供出生证明，并交代过往经历，比如以前在哪里工作，住在何处。她故意对这些问题保持缄默，只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从乡下进城，在城里当过佣人。警方还询问了她接受宗教教育的情况，她称自己在17岁时受了坚信礼（与事实不符）。记录信息的工作人员随后抬头看了看这名年轻女子，对她的外表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注意到她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棕发”。他形容她有一个“挺直的”鼻子，长着“鹅蛋脸”，比起圆脸更偏瘦长。撇开隆起的孕肚，他推测这个21岁的女人应该不是个贪嘴的人。伊丽莎白身高1.57米，工作人员形容她的身材很“苗条”。
警方向她说明了需要遵守的日常规定。她必须每周两次去检查所报到，分别是在周二和周五，否则她将面临逮捕，要么缴纳罚款，要么在监狱里待三个晚上，伙食只有面包和水。晚上11点后，她被禁止出门。她必须“过一种安静且沉默的生活”，言下之意仿佛她无疑就是个妓女，而且还公开拉客。规定禁止她在住处的窗前或门口流连，也不许她“招呼过路人”。她必须“在公共场合穿着得体”且“不可引人注目”。倘若这些女性其实并没有从事性交易，又或者她们并非公然违法，而是遭到强奸或是偷情，面对这样的训诫时，她们一定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伊丽莎白的名字出现在了俗称的“耻辱登记册”上，但在那年春天的登记文件上，她仍然以佣人自称，而非妓女。
例行检查不光是为了筛选出该市的“卖淫女”，同时也是为了惩戒她们。为了不冒犯路过东港湾街的哥德堡正经市民，所有真正的或有嫌疑的“卖淫女”都必须从后门的隐蔽通道进入警察大楼。一旦进入大楼，她们就被要求脱光衣服，排成一队。有时候，如果需要长时间等待的话，警方会命令她们站在室外的院子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而身穿制服的警官就站在一旁。
对于一名在信教的环境里长大，并接受过教义问答训练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屈辱的经历一定叫她万箭穿心。然而，由于伊丽莎白怀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惩罚。社会和教会让她相信，她对父母、乡亲、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记文件中对于自己的情况遮遮掩掩，从这点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当被问及双亲时，她毫不犹豫地称他们都过世了。虽然伊丽莎白的母亲的确在1864年8月死于肺结核，但她的父亲仍然健在，可是对自身遭遇的羞愧让伊丽莎白无颜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结婚，她似乎也已经切断了与妹妹的所有联系，就当家里没有这个人了。
自3月被列入警方登记册以来，伊丽莎白接受了数次这种常规检查，并于4月4日被发现患上了湿疣，也就是生殖器疣。体检医生立即意识到：“卖淫女”97号出现了梅毒症状。在警察的护送下，她被立即送往“治疗所”——一家性病医院。
当伊丽莎白被列入警察名单时，她的梅毒已经进入二期。这种疾病的最初症状发生在感染后的11至91天里，包括出现明显的硬下疳或生殖器上的无痛疮，这些症状将在3至6周内消退。之后，伊丽莎白将开始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发烧、腺体肿胀、喉咙痛，继而在背部、手部和脚底出现红疹。这一阶段，患者的生殖器上也会出现疣状增生和病变。梅毒二期可能持续几个月，也可能会折磨患者一年之久。尽管无法确定她是从谁那里感染的梅毒，但从当时疾病的阶段来看，大概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没有性经验的人不懂得在伴侣身上寻找这种疾病的迹象，因而比从事性交易的人更容易被感染。
根据伊丽莎白的记录，她在“治疗所”一直被关到5月13日。哥德堡的性病医院根本不是治病救人的避难所，而是以像对待囚犯一样虐待病患而闻名。由于患者是根据法律被送入医院的，因此医院的护工和护士有权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将患者关在院内，直到院方宣布其痊愈。1855年，“治疗所”的梅毒病房里住了133名妇女，由于过度拥挤，许多人要和别人拼床睡。有时候病人的数量超过了容纳极限，院方就叫她们睡在地板上。
19世纪61年代以前，医学界提倡的梅毒治疗手段有两种。第一种，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是摄入汞，并将汞局部涂抹在下疳和病变处。第二种更现代的理论则选择使用其他金属（如金、银、铜）和溴、碘、硝酸制成化合物，内服或掺入药膏进行涂抹。两种方法都对病人的健康有害。在这两种方法中，哥德堡的“治疗所”似乎更倾向于非汞疗法。伊丽莎白在住院期间接受了氢碘酸的内服治疗，其主要成分是碘和氢，与此同时，她的生殖器疣会通过药膏脱水或加以切除。在接受如此治疗17天后，伊丽莎白早产了。4月21日，她在收押于“治疗所”期间生下了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婴死胎。她没有在其出生证上注明父亲的名字。
从3月底名字被列入“耻辱登记册”到5月13日从“治疗所”出院，这段经历给伊丽莎白带来的创伤不可小觑。她被当众指控为妓女，屈辱地接受警方的检查，发现自己得的病不仅会毁容还可能危及性命，被幽闭起来接受残酷的治疗，在恶劣的环境中流产，出院后流落街头、举目无亲，这一切无疑都给她的心灵留下了伤痕。
当一项制度将涉嫌“放荡成性”的妇女与那些确凿的妓女同等论处，其后果之一便是使两者陷入同样的命运。一旦一名妇女出现在警方的登记册上，她就别想找到体面的工作了。若要维持生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身她被指控从事的职业。哥德堡的皮勒路是臭名昭著的“仙女街”，我们不知道伊丽莎白究竟是如何加入这条街上卖身女的行列的，但到了那年11月，她登记住址时写的就是这条街。由于警方禁止妓女站街和公开拉客，伊丽莎白只能在室内招揽生意，要么在这一带几家伪装成正规场所的咖啡厅里，要么在妓院里，尽管做这档生意的老鸨不太愿意雇用最近接受过梅毒治疗的女人。在皮勒路和胡萨路之间的咖啡厅里游走，学习那些支配着各色小姐、嫖客和老鸨间关系的潜规则，对伊丽莎白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她的生活中一定避免不了暴力和与之相伴的恐惧。伊丽莎白声称自己住在哈加工人区，但这一时期哈加的人口普查名册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因此她很可能在把男人带回住处时继续使用化名。这一带许多房子的阁楼上都设有小隔间式的房间，这种房间被称为“妓女壁橱”，她称之为家的地方多半就是这众多隔间里的一个。这些房间专门出租给妓女，让她们能够偷偷摸摸赚点微薄的收入。
不可治愈的梅毒只是降临在伊丽莎白身上的诸多不幸之一，且毫无疑问，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许多男性也难逃此劫。由于尚未摸透梅毒的病理，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没有直接疾病迹象的情况下，患者不具有传染性。虽然医学界付出了不懈努力，但直到1911年洒尔佛散问世，加上后来抗生素的出现，人们才有了治疗这种恶疾的有效手段。因此，到了8月31日，伊丽莎白再次出现梅毒的症状也就不足为奇了。她被送回“治疗所”，一直待到9月23日。这一次，她为耻骨上的病变接受了涂抹硝酸银的治疗。出院23天后，11月17日她因另一处病变再次入院，这次是在阴蒂上，她又接受了一次硝酸银治疗，并在11月1日被宣布“治愈”。之后，警方在3日、7日和11日对她进行了检查，宣告她现在“身体健康”，可是事实上她永远不会健康。这段时间过后，伊丽莎白的梅毒将进入潜伏期。尽管她的症状会消失，也不再具有传染性，但许多年后，这一疾病会卷土重来，进入摧枯拉朽、穷途末路的第三期。
虽然法律制度对那些陷入卖淫和疾病恶性循环的人毫无怜悯，但民众中有一部分人尚有同情心。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19世纪中期的瑞典及其北欧邻国一度掀起过“拯救”堕落女子的风潮。这项工作主要由中产和上流阶级的妇女通过教会推行，目的是使那些上帝的迷途羔羊重新回到基督教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卖淫不是环境所迫，而是出于个人选择。堕落女子在行差踏错后，也可以决心回到正道上来。这种品性改造可以通过将“卖淫女变为良家女”来实现，也就是将她带回家庭领域，即经文中所说的路德教的正派信女应该待的地方。改造包括重新接受培训成为女佣或洗衣工，学习清洁、熨烫、烹饪、护理、缝纫及制作传统手工艺品。路德会的女执事们以身作则，开设了感化院和洗衣店，并定期访问红灯区和性病医院，从中寻找值得拯救的女子。
伊丽莎白很可能就是这样被玛丽亚·英格丽德·威斯纳找到的。玛丽亚的丈夫是一名德国音乐家，受雇于哥德堡管弦乐队，在该市刚落成不久的“新剧院”里工作。虽然威斯纳一家并不阔绰，但他们和住在胡萨路27号隔板房街区的乐师同僚家庭一样，都习惯于保留一个女仆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威斯纳夫妇之所以决定雇用一名年轻的失足女子，或许不光是出于基督教徒的使命感，也与他们的经济水准有关。就在几个月前，卡尔·温泽尔·威斯纳所在的管弦乐队刚因为资金不足而遭解散，卡尔没有携他的瑞典太太一起返回波西米亚老家，而是决定留在哥德堡，以双簧管演奏家的身份谋生。威斯纳夫妇身边没有女佣，玛丽亚又即将诞下头胎，再加上雇用警察登记册上的妇女没准儿都不用花钱，只要提供食宿就够了，夫妇俩对于援助失足女一事想必颇为乐意。
11月11日，伊丽莎白接受了定期健康检查。玛丽亚头戴软帽，披着冬季斗篷，在检查室外面等她出来，准备领她进入新的生活。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一个家、一个对困境中的她伸出援手的人，简直是天大的幸运。根据法律，这也是除结婚以外，唯一一个能从警察登记册上删去她的名字，让她回归正常生活、恢复名誉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让玛丽亚·威斯纳从“治疗所”的众多面孔中选择了伊丽莎白，我们不得而知，说不定是“卖淫女”97号的悲惨故事中的某些部分打动了她。或许是因为她们年龄相仿，都来自瑞典西部的村庄；或许，已经结婚两年的玛丽亚需要的不仅是个佣人，她也需要一个好姐妹；又或许，她在伊丽莎白身上看到了虔诚的信仰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恳切愿望。
在从“耻辱登记册”上除名的过程中，雇主需要向警方写一封保证书，为这位“前卖淫女”未来的品性和行为做担保。13日，也就是伊丽莎白跟随玛丽亚·威斯纳来到她二楼公寓的三天后，她的雇主写道：“女仆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森于11月11日开始在我家帮佣，只要主仆关系不断，我就有责任确保她安分守己。”第二天，伊丽莎白被要求接受最后一次健康检查。医生宣布她的治疗很成功，“卖淫女”97号从此不复存在。
但愿伊丽莎白在威斯纳家工作期间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胡萨路27号的房东是一位军士，曾和卡尔·威斯纳一起在乐队中吹过小号，几间房似乎被他租给了一些同僚。和威斯纳夫妇同住这栋楼的，除了房东约翰·弗雷德里克·伯根达尔外，还有另一位军人小号手弗兰斯·奥斯卡·马尔姆，以及一位军人遗孀和她的小孩。这一年，当冬天来临，沉重而寒冷的黑暗重新笼罩这座城市时，伊丽莎白曾经艰难困苦的生活将被烛光、炉火和音乐所包围。
在19世纪，音乐和艺术将社会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聚到了一起。虽然那些提供娱乐的人通常来自工人或“工匠”阶层，但消费和赞助文化事业的人往往是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群。艺术家，就像他们富有的赞助人一样，周游于各个国家；他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交往，还能在权贵那里说上话。也许正是依托音乐的力量，伊丽莎白得到了她的下一个机会。
哥德堡的商业扩张始于18世纪，在19世纪快速发展。这座城市拥有大型港口，并出口木材、矿石等原材料，这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的外商投资，英国人视之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迪克森、基勒和威尔逊等家族开始建立自己的航运帝国。大卫·卡内基开设了一家投资银行、一家炼糖厂和一家啤酒厂。很快，英国的啤酒酿造师们闻风来到哥德堡，一同前来的还有苏格兰和英国的工程师，他们承包设计铁路和污水处理系统。英国人社群的活跃使哥德堡不久就获得了“小伦敦”的外号。
哥德堡的“小伦敦人”主要来自苏格兰，他们也是这座城市里最慷慨的慈善家。詹姆斯·詹姆森·迪克森和他父亲的兄弟亲自负责筹集资金资助哥德堡管弦乐队，并在音乐家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约瑟夫·夏佩克是卡尔·威斯纳的好友和雇主，身兼哥德堡管弦乐队队长及哥德堡军乐队指挥二职，此外还是英国人社群的核心人物——圣公会教堂的风琴师。很可能正是通过这层关系，威斯纳夫妇听说了有个英国家庭打算招一名愿意跟他们回伦敦的女仆。
在主仆二人相处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也许和玛丽亚谈论过自己待在哥德堡的感受。尽管伊丽莎白现在已经不在警察的登记册上，也不再从事妓女工作，但只要她走出威斯纳家的大门，走到胡萨路上，就能看到那些对她知根知底的熟悉面孔。每一天，在去商店或市场的路上，她都可能会遇到以前的客人、咖啡厅的老板，还有那些和她曾是同行的女人。与此同时，警察也会继续监视她。只要还待在这座城市，伊丽莎白就永远无法摆脱她的过去。因此，做一个富裕家庭的女佣，在伦敦从头来过，这个机会在她眼中一定如同老天爷的恩典。
命运对她已经很是慷慨，现在它又赐予了她最后的礼物。在和威斯纳夫妇一起生活期间，伊丽莎白收到了65克朗，据说是她已故的母亲留给她的遗产。然而，由于瑞典法律规定，25岁以下的女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继承金钱，且妇女的财产在其死后属于其丈夫，因此这笔钱到她手里多半要打折扣。钱的金额不大，勉强够为她的新生活添置一些东西——衣服、鞋子、帽子，甚至可能有一个旅行用的行李箱。如果伊丽莎白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笔钱，也许钱的来源另有其人，没准儿是来自一个希望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的人。像这样给一笔钱是男人与情妇分手时的常见做法。
2月初，城市的街道上积着厚厚的雪。哥德堡的运河上结了一层冰。1866年2月7日，港口处的码头工人、水手和乘客都裹紧了毛皮外衣，以抵御刺骨的寒冷。伊丽莎白站在人群中间，准备登上驶往伦敦的船中的一艘。这些船的烟囱朝向天空，将热烘烘的烟雾喷进冰冷的空气里。
五天前，她提出了移民英国的申请，并向首都斯德哥尔摩提交了一份变更居住地的证明。在申请表上，她声明自己是独自登程，没有家人同行。她不久前才满22周岁，并将成为当天唯一一个移民到伦敦的瑞典人。她不会乘坐经过赫尔的拥挤的移民船，而是将与她的英国新主人一起度过一趟还算舒适的旅途。我们相信，当她站在甲板上或透过窗户看着城市天际线处的山峰和穹顶逐渐退去时，她的心中不会有半点后悔。
11移民
在施尔尼斯，很少有人像威廉·斯特赖德那样受人敬重。他是地方上那种冷冰冰的头面人物，镇上的居民看到他虽然会脱帽致敬，却不敢露出笑脸。斯特赖德做了他这种出身的劳动者能做的一切来改善生活，并跻身拥有房产的资产阶级之列。他于1811年左右开始工作，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船工，但经过几十年谨慎的储蓄和投资，他逐步在土地开发和房屋买卖中赚到了钱。19世纪41年代的时候，他住进了自己名下的一栋房子里，房子就建在斯特赖德街上，这一整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彼时，斯特赖德已经从一名船坞工人跃升为了施尔尼斯码头委员会的一员。如果有人斗胆请教他成功的原因，他十有八九会提到自己对上帝的虔诚。
斯特赖德于1817年结婚，婚后不久就皈依了卫理宗。他一生恪守信仰，大小决定都谨遵教义。尽管斯特赖德相当富有，但他和妻子埃莉诺以及九个孩子都过着简朴而节制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夫妇俩和他们不断增多的子女选择居住在斯特赖德街上的一处小屋里。依照卫理宗的严格要求，他们放弃了一切彰显富裕的外在标志：没有昂贵的衣服，没有珠宝，只有最简单的家具。除了禁止跳舞、看戏和打牌外，一家人每周还会斋戒一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满是水手和海滨娱乐的小镇上，他们拒绝饮酒。尽管威廉·斯特赖德有的是钱，但他从未雇用过一个住家仆人，甚至在1858年他妻子去世后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种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中，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于1821年出生了。作为家中的老二，约翰子从父业，成了一名木匠。虽然在约翰年轻的时候，施尔尼斯繁忙的船坞给他这行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到了19世纪中期，当人们用钢铁取代木材造船后，想要找活儿干就没那么容易了。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年至四十还没有结婚，依旧住在家中，一面照顾年迈的父亲，一面看护似乎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幺丹尼尔。这一年，家里出了一件棘手的事，约翰发现丹尼尔从他柜子最上层的抽屉里偷走了6英镑11先令6便士。威廉·斯特赖德不会轻饶这种行为，很可能就是他本人做出了向警方告发自己儿子的决定。丹尼尔被逮捕、收监，并于1861年3月在即决法庭受审。约翰拒绝起诉他，反而把他保了出来。事情结束后不久，消沉的约翰决定离开施尔尼斯，到伦敦找工作。
在19世纪61年代，如果有伦敦人想要购买一套精雕细刻的餐椅，或是一个时髦的餐具柜，托特纳姆宫路北侧的71多家家具制造厂将是他们的不二之选。这一带遍地是工厂、仓库和商店，从玛丽波恩路开始，向东延伸1.6公里，一直到圣潘克拉斯车站，空气中弥漫着新切割的桃花心木和橡木的香味。当约翰·斯特赖德到达伦敦时，城里的这个“家具区”已经吸纳了5252名雇员，他们从事着行业内方方面面的工作，从室内装潢、橱柜制造到商品销售。有那么多的作坊在，带着一箱子木匠工具的斯特赖德要找份工作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他找的落脚处也在这一带，地址是芒斯特街21号，紧挨着尤斯顿路，房东叫查尔斯·莱夫特维克。莱夫特维克是一名铅制品商人，也做房屋出租中介，还发明过管道设备，是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一家之主。莱夫特维克的经济条件虽然相对宽裕，但也没到能把多出的房间空置着的地步。约翰作为一名单身的中年卫理宗教徒，习惯于安静、节制的生活，想来是个理想的房客。不过，莱夫特维克一家有两名佣人伺候着，估计不会和约翰走得太近。约翰天一亮就去上班，很晚才回来，多半不会和房东一家一起吃饭；他会在自己的房间或厨房里吃，有时也会去芒斯特街6号那家丹尼尔·弗莱耶特开的咖啡厅。
在乔治时代，大众经常把咖啡厅和知识分子趣味联系在一起，但到了19世纪中叶，咖啡厅开始在伦敦各阶层的工人中间再度流行起来。这些场所从早上5点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提供肋排、腰子、黄油面包、酱菜鸡蛋以及加糖的咖啡等简餐。顾客可以在店里读到最新的报刊，也可以听旁人朗读，不过点不了任何酒精饮品。对于那些起誓禁酒，或是单纯想在酒吧以外的地方享受愉快环境的人来说，咖啡馆就成了他们的好去处。过去，工厂工人和工匠早晨喝的是黑啤酒，现在他们会在上班路上停下脚步，买个一便士的小圆面包，外加一杯热咖啡。到了下班时间，咖啡厅里的忙碌气氛缓和下来，变得更为闲适。店家欢迎顾客在棕黑木板隔开的隔间里落座，慢慢享受一盘猪排，同时翻看几本略带污渍的杂志。“晚上，这些地方成了阅览室，”一位观察员写道，“咖啡厅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便利，这些人在家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旺盛的炉火，明亮的灯光，可供畅读的报纸和杂志，加上一杯简单的饮料，这一切只需花费几个便士就能得到……”
约翰·斯特赖德没有妻小，又远离肯特郡海岸的老家，在这个舒心的环境里他一定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边同弗莱耶特攀谈，一边思考自己开一家咖啡厅的可能性。作为一个41多岁的男人，一周六天在木工台前或是家具厂里累死累活，这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已经到了他无法再忽视下去的程度。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将辛勤劳动投入到一个来钱更多、更容易的行业中去，这样有朝一日还能养活老婆和孩子。
与大多数技工的情况一样，约翰认识女性的机会受到他工作时间的限制。邂逅可能发生在酒吧、公园、游乐剧院里或是教堂活动中。咖啡厅也可以提供机会。
这些棕黑木板隔间里飘着咖啡和肥肉的气味，男人粗鲁的聊天声不绝于耳，一般来说不是女性爱光顾的地方。不过，一些女店员、女佣和日工会趁着给女主人跑腿的当儿，进来喝杯咖啡，再买个一便士的小面包，又或是点些汤、水果布丁和木薯粉当作午饭。约翰·斯特赖德很可能就是这样认识了一位来自瑞典的年轻女佣，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
1866年冬天，伊丽莎白初到伦敦之时，并没有住在托特纳姆宫路繁华的商业区附近，而是住进了海德公园外围一座雅致的联排别墅里。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一个人有钱有势的标志莫过于在这个名流们的散步胜地旁安家落户。尽管伊丽莎白的雇主及其家人的身份仍然成谜，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迪克森家族为了管理手下的航运、钢铁和木材帝国，经常在瑞典、英国和欧陆之间旅行，这家人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他们来往于世界各国，家中有着众多仆人，而伊丽莎白也将成为其中一员。虽然这在家政业里算是份极好的差事了，但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份工作的压力要比她以前做过的大得多。现在，员工之间等级分明，她将不得不听从管家的指挥，在一栋好几层楼高的大房子里忙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跟随一位宽宏大度的小中产阶级的女主人，打扫寥寥几个房间即可。这份工作会有一套全新的严格规章制度：干净的手、挺拔的背、紧闭的嘴，以及绝不与主人对视的眼睛。如果她在穿过大厅或上下楼时遇到了主人家的人，按照吩咐她必须转过头面向墙壁。工作上的要求以及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学习一种新语言的困难，想必偶尔会让她感到心力交瘁。
当她接受在伦敦的工作机会时，她也决定了在英国永久定居。虽然不是每个搬到伦敦的瑞典人都有义务去瑞典教会教堂进行登记，但对于那些申请英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行政手续。从海德公园到位于伦敦东区王子广场的瑞典教会教堂，这段路对一个每月假期不超过一天的仆人而言可谓相当费时。等到伊丽莎白终于有空跑这一趟的时候，距离她抵达这个国家已经过去了五个月。说到底，她似乎是应东家的吩咐才去那儿登记的，目的是为之后移居外国做准备，她本人多半并不情愿。伊丽莎白不会写字，她把自己的名字报给教堂的书记员，书记员将她的名字登记在册，同时还备注了她的职业和未婚身份。同时，伊丽莎白还表示她打算前往法国的布雷斯特（那里是航运业的一大中心），并申请变更居住地。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跟随主人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申请后来被人划掉了，这也许发生在她动身之前，也可能是在她从法国返回伦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