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伊丽莎白最终离开了这份在海德公园的工作，但是1888年死因研讯时出现过一种奇怪的推断，暗示其背后可能是一桩丑闻，很像是她在哥德堡时陷入的那种。即便是从伊丽莎白躺在停尸房里的遗容来看，人们也不难相信，她曾经拥有过一副姣好的容颜。高级督察沃尔特·迪尤伤感地评论说，尽管她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她的脸上仍留有美丽的痕迹”。像她这样一个年轻女子，身处伦敦，操一口稀奇的异国口音，有着高高的额头和一头深色的卷发，一定会引来许多爱慕的目光。这些人里有一名是警察，在她在海德公园工作的那段时期里追求过她，不过由于她工作时间很长，这段关系没能够开花结果。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更加近水楼台的人也看上了她。
21多年后，在伊丽莎白的死因研讯中，一名叫迈克尔·基德尼的证人被问及和伊丽莎白之间恋爱关系的细节，他暗示说那是一段动荡的关系。他声称，尽管伊丽莎白曾经多次离开他，但他待伊丽莎白就像待妻子一样。“你知道她还和谁在一起吗？”验尸官讯问道。
“她以前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名绅士家里做女佣，我看到过那名绅士的兄弟的地址。”基德尼的回答乍一看似乎牛头不对马嘴。
“我没在问你这个，”验尸官说，“你认为她是跟其他人跑了吗？”他进一步明确了问题，表示自己问的是基德尼与伊丽莎白交往时期的事，而不是在问女方在两人认识之前的情史。
为什么伊丽莎白保留的地址不是来自21多年前服侍过的雇主，而是来自雇主的兄弟，这引出了许多疑问。然而，鉴于基德尼是在被问到伊丽莎白的男女关系问题时，主动提供了这一信息，其中的深意非同一般。至于这个地址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也很神秘。由于伊丽莎白不会写字，这些内容应该是由另一个人写下并交给她的。也许这是男方亲手写的一封信，伊丽莎白悉心保存了几十年。显然，伊丽莎白也曾向迈克尔·基德尼提到过男方，说起过两人的往事。很难想象会有人用21年的漫长时光，来回忆一个仅仅是雇主兄弟的人。
或许正是这段私情，使得伊丽莎白最终离开了海德公园的居所。无论情况如何，她的雇主（或许是雇主的兄弟）为她出具了足够好的推荐信，让她可以在其他地方另谋高就。
1869年初，也可能是更早一点的时候，伊丽莎白在一名寡妇的手下帮佣，寡妇名叫伊丽莎白·邦德。据她两名佣人说，邦德太太经营着一家雅致的寄宿屋，向一些体面的房客出租家具房。寄宿屋的位置在高尔街67号，距离托特纳姆宫路的家具仓库和商店不远。尽管家务活儿还是一样的繁重，不过，作为一个在海德公园的绅士家庭中受到过良好训练的瑞典女仆，伊丽莎白想必能把寄宿屋打理得井井有条。邦德太太和她的寡妇女儿艾米莉·威廉姆斯负责安排伊丽莎白每天的工作，伊丽莎白和其他佣人则提着一斗斗煤和一桶桶水，捧着摇摇欲坠的餐盘和成堆的待洗衣物，日夜不停地在三层楼梯上奔波。那些她擦洗过的炉栅和铺过的床，其主人无疑都属于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里，邦德太太的房客包括一名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讲师兼研究员、一名卖“花哨礼品”的普鲁士商人、一名前酿酒师及其妻女、一名律师，以及一名“自食其力”的寡妇。1868年至1869年期间，房客里还有过一位叫查尔斯·路易斯·戈弗里的德国音乐家和他的女儿，他们向邦德太太租了房间，自己居住的同时还用来教授唱歌和钢琴课。伊丽莎白再一次发现身边有了音乐家，她的生活和差事因为旋律的存在而变得轻松了一些，也许这乐声还会让她想起那些曾经救她于水火的人。
某日，伊丽莎白接到主人的吩咐，可能是出门采购食品或是去邮局跑腿，说不定她在当地咖啡厅停下来喝杯茶略作小憩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施尔尼斯的47岁木匠注意到了她。没人知道约翰和伊丽莎白是如何相识，又是怎样相知的，他们的邂逅有好几种可能，也许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木隔间里喝着加了糖的黑咖啡的时候。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到了1869年初，二人已经订下了婚约。
约翰·斯特赖德长得怎样是一个谜，他或许相貌堂堂，也可能长相一般但衣冠楚楚。顶着奔五的年纪，他的头发肯定已经开始花白。那么，一个漂亮过人的25岁女佣，不久前才做过有钱雇主兄弟的情妇，究竟是图什么，才和一个年龄几乎是她两倍的普通家具工人走到了一起呢？伊丽莎白二十过半了，心知自己应该尽快嫁人，而单身多年的约翰想来积蓄不少，值得托付。也许，在经历了过去的坎坷后，来自约翰的爱慕显得很真诚。她经历过男人对她的伤害，而约翰·斯特赖德看上去无疑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有趣的是，他们的婚礼地点既没有选在卫理宗的小礼拜堂，也没有选在路德宗的教堂，而是定在了伊丽莎白所属教区的教堂——原野圣吉尔教堂，教堂那龙虾尾巴似的尖顶刺破伦敦的烟尘直插云霄。1869年3月7日，伊丽莎白站在祭坛前，身边没有半个亲朋好友为她见证。当丹尼尔·弗莱耶特与他的常客兼好友一起，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上大名时，替伊丽莎白做见证人签字的是教堂的司事。没有什么故人或往事可以打扰到她的婚礼。她甚至给父亲编了一个假名字：“奥古斯塔斯·古斯塔夫森”。很多移民都会像她这样做，希望避免一切往日的阴霾或旧梦落在这个新篇章上。对于她在哥德堡的悲惨生活和她身上依旧携带着的疾病，她的丈夫究竟了解几分，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步入婚姻的殿堂，标志着斯特赖德夫妇两人的人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决定开一家店，并搬到了约十公里之外的伦敦东区一个叫波普勒的地方，夫妇俩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稳固。这次搬家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约翰·斯特赖德打算开一家咖啡厅，但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在码头做木工活儿。该地区欣欣向荣的码头雇用了两百多名全职工人，在19世纪61年代还有一项连接北伦敦铁路与港口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约翰的哥哥乔治是一名码头职员，在当地已经成家立业。附近有个亲戚照应，这对想要快点生孩子的夫妇俩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到了1871年，过去住在莱姆豪斯的另一个兄弟查尔斯，也赶来投奔了乔治和约翰两兄弟。
婚后几个月内，斯特赖德夫妇在上北街开设了他们的新店，位置就在俗称的波普勒新城的中心。泰晤士河岸以北，这些19世纪新近建成的街道纵横交错，小别墅、中产阶级的排屋和工人家庭的住所混杂在一起。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说，他在19世纪61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住在那里，这是一个充满反差的地方，“城镇和乡村谁也不甘落下风”，周围的沼泽地仍然分布着零星的农场，成群的山羊和奶牛在农民的驱赶下穿过街道。在码头和济贫院之间穿梭的“失业者队伍”也屡见不鲜。
约翰曾在芒斯特街跟着丹尼尔·弗莱耶特学过经营咖啡厅的门道，上北街的社会构成包括杂货店、药房、裁缝屋和肉铺，从理论上讲与芒斯特街没有什么不同。相比码头上的工人，小店周边那些教师、石匠、佣人、船工和干体力活儿的人，才应该是斯特赖德夫妇的目标客群。咖啡厅开在卫理公会三一堂对面，这个位置也很有讲究。租金和开店的初始投资大概是来自积蓄，伊丽莎白可能也出了一部分。约翰没准儿利用他的木匠手艺装修或改造了一下店面，一般来说，内装会包括朴素的木隔间、上过清漆的隔板和有活动翻板的折面桌。由于伊丽莎白有做仆人的经验，她会和约翰一起打理这家夫妻店。查尔斯·狄更斯曾描写过那些工人阶级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利索的女招待”，她们“说起话来言简意赅”，但“每次重复那两句‘咖啡点心’‘茶和鸡蛋’时，语调总是变着花样”。尽管咖啡店店主的工作时间很长，但夫妇俩能够保持自己的节奏，而且生平第一次，伊丽莎白洗洗涮涮、做饭端菜不再是为了东家，而完全是为了自己和丈夫的利益。
要说斯特赖德夫妇面临的困难，那可能就是和酒馆的竞争了。虽说咖啡厅很受欢迎，但不是每个工人都愿意放弃酒精和在当地酒吧里呼朋唤友的快乐时光。尽管咖啡厅或许有其忠实的拥趸，但一家店的生意好坏还要看地段；附近酒吧太多、戒酒者太少的话，哪怕赢过了其他的咖啡厅也难免倒闭。到1871年，斯特赖德夫妇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得已把店搬到了波普勒高街178号，希望在那儿的人气会更旺些。首次创业失败让夫妇俩付出了代价。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亏损，约翰似乎又干回了老本行，至少是两头兼顾，因为他在那年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职业不是咖啡厅老板，而是木匠。不过，斯特赖德夫妇并不打算认输，他们的店也确实又支撑了一段时间。
婚后的四年中，夫妇两人没有孩子。就算伊丽莎白怀过孕，小孩也没能生下来，这很可能是她的病情所致。虽然她身上的梅毒处在潜伏期，不会传染给约翰，但流产和死胎的风险相当高。为了隐瞒过去的经历，伊丽莎白也许耻于向约翰坦白这一秘密。两口子里如果有人得了梅毒，在当时会被认为是丑事和悲剧，但人们只会怪罪于丈夫，认为是他们嫖娼和包养情妇的错。医学文章谈到梅毒时也通常采取这一看法，同时还声称问题的根源在于卖淫女的自私下流，以此来为男人的行为开脱部分责任。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男人有可能娶一个有性经验的女人，而这个女人还感染过这种疾病。在那个时代，成为母亲被视为女人的使命和价值所系，当不上母亲一定让伊丽莎白感到痛苦万分，尤其是社会和教会还将这怪罪于她。伊丽莎白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相信，这是对她有罪生活的惩罚。约翰和他虔诚的卫理宗家人如何看待伊丽莎白迟迟不孕，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约翰在和伊丽莎白结婚的头几年里，与兄弟查尔斯一家保持着联系，但在1872年之后，两家人似乎开始疏远了。斯特赖德家族仿佛本就四分五裂，随着德高望重的大家长撒手人寰，兄弟间的裂痕暴露无遗。
19世纪71年代初，威廉·斯特赖德即将迎来他的九十岁大寿。顽固而执着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错过一次施尔尼斯码头委员会的会议。然而，到了1873年夏末，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9月6日，他在他和儿子丹尼尔共同居住的家中去世，女儿萨拉·安陪在一旁。对于这么一个曾为施尔尼斯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当地报纸上刊登的讣告却是那样惜字如金。讣告仅仅把他描述为一个“受到全镇尊敬的人”。讣告中既没有记载他的丰功伟绩，也没有言及他的乐善好施，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提到他有一群深爱他、悼念他的家人。
除了丹尼尔之外，斯特赖德家的孩子中在成年后陪伴父亲最久的就是约翰。如果有谁可以期待从威廉·斯特赖德的遗嘱中得到什么的话，那必须是这个二儿子。他直到41多岁才结婚，牺牲自己的收入和未来的经济保障留在施尔尼斯，就是为了照顾家人。然而，在当月31日宣读遗嘱时，里面的内容让人跌破了眼镜。
丹尼尔得到了丰厚的财产回报。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斯特赖德街的五栋房子和胜利街的两栋房子，还包括一小块额外的“菜地、一个马厩、一个煤棚、一间作坊和一个花园”。他的女儿萨拉·安·斯努克住在离父亲一步之遥的地方，也获赠了斯特里德街的两栋房子。约翰的阔绰弟弟爱德华留在施尔尼斯，经过培训当上了外科医师，成了家族中的红人，他同样被赠予了斯特赖德街上的一套房子。约翰什么也没拿到，甚至没有得到一句提及或感谢。
威廉·斯特赖德玩了一个报复性的偏心游戏，想借遗嘱从坟墓里昭告天下，子女里谁讨得了他的欢心，谁又让他丢脸。约翰的长兄威廉·詹姆斯生来就是聋子，一生都在施尔尼斯当工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同样被遗嘱排除在外，所有抛下父亲前往伦敦的儿子也是如此。
约翰和伊丽莎白在威廉·斯特赖德死后的几个月内就被迫转让了咖啡厅，这绝不是一个巧合。在上北街开的第一家店倒闭后，他们很可能欠下了钱，而第二次生意失败想必让他们越发债务缠身。为了让店活下去，约翰可能以未来的遗产做抵押借了钱。当父亲的遗嘱让他希望落空时，他别无他法，只得永远断了创业的念想，并尽可能地保证两人不要变得无家可归。
12“高个儿莉兹”
傍晚8点将近。天空已经变暗，月亮从风平浪静、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上升起。1878年9月3日的晚上，夏天渐入尾声，“爱丽丝公主”号上坐满了一日游的旅客和从施尔尼斯度假回来的人，这八百多名乘客正在乘船返回伦敦。甲板上，船上的乐队奏起欢快的波尔卡舞曲，情侣们、夫妻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孩子们在湿滑的木地板上互相追逐。绅士们读着报纸，看海岸线从身边掠过，仓库、码头和工厂消失在夜幕之中。当船靠近北伍利奇码头时，那些陶醉在温柔的夜色与乐声中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正在径直朝着“百威尔城堡”号的航线驶去，后者是一艘891吨重的铁甲运煤船。等到两艘船上的人发现即将发生碰撞时，为时已晚。“百威尔城堡”号船头的尖端如同刀子一般刺穿了“爱丽丝公主”号，直接撕裂了引擎室，将船一切为二。几分钟内，断成两半的船就被吸进了满是污秽的泰晤士河深处，惊慌失措的人们在下沉过程中艰难地往上攀爬、扒住船壁。河里漂满了浮动的人头，他们挣扎着喘气，隔着黑漆漆的河水向亲人呼喊。父母紧紧抓住溺水的孩子，妇女沉重的裙子和金属裙撑使她们几乎不可能抵抗潮水的拉扯。“百威尔城堡”号扔下绳索，放下了船上为数不多的几只救生艇，但在如此众多的遇险者面前却显得有心无力。
超过651人死于这场悲剧，这是泰晤士河的航运灾难中死难人数最多的。幸存者的人数至今没有定论，据估计是在69至171人之间。那些活下来的人面临着可怕的任务，即帮忙辨认每天从事发的河里捞出的尸体。许多家庭在9月3日晚上全家丧生；孩子们成了孤儿，妻子和丈夫成了寡妇和鳏夫；一些人绝望地看着亲人被波涛吞没。
“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事情在东区码头周围的民众间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目睹了这一事件，看到了成堆的尸体和船只的残骸，其余人则惊恐地听目击者讲述见闻。由于这场惨剧还波及了那些从施尔尼斯过来的人，住在波普勒和莱姆豪斯的斯特赖德兄弟想必对此事尤为关注，他们肯定会焦急地在一天天变长的死者名单中寻找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名字。伊丽莎白一定也密切留意着事件，随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报上和熟人间流传开来，她认识到了这场灾难有多么严重。
“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发生之时，伊丽莎白的生活也陷入了动荡。在咖啡厅倒闭后，她与约翰的婚姻不复甜蜜。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以及无法生育等其他潜在因素，可能导致了两人的不和。此外，酗酒好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77年3月，在两人结婚8年后，伊丽莎白似乎离开了约翰。虽然这次分离时间不长，但她无处可去，也没有选择去临时收容所，而是决定在街上碰运气。24日那天，不知是因为乞讨还是露宿街头，她被警察根据《流浪法》带走，并强制送入了济贫院。在这次经历之后，斯特赖德夫妇复合了，但他们的争执和困难仍在继续。两年后，约翰生了场病，伊丽莎白向瑞典教会教堂寻求援助。1881年时，她的名字出现在济贫院的记录中，一次是2月在斯特普尼联合济贫院，另一次是4月在哈克尼联合济贫院，在她的登记信息旁写着“赤贫”一词。
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878年9月以后，伊丽莎白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挣钱。既然约翰无力养家糊口，那么她只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活下去。随着1878年的秋天一天天过去，她目睹了关于“爱丽丝公主”号船难受害者的可怕故事如何激起了大众的同情之心并收获了物质援助。报纸上满是伦敦人慷慨解囊的消息，他们筹集了超过38246英镑投入救济基金。人们鼓励受害者、幸存者及他们的家人站出来提出索赔。伊丽莎白也许受此启发，想要如法炮制一番，于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周里，许多人都在玩同样的把戏。9月29日，一个名叫伊丽莎白·伍德的21岁女子号称自己在船难中幸存但失去了家人，借此从伍利奇的一名咖啡厅老板那儿骗钱，结果被判入狱一个月。无独有偶，“爱丽丝公主”号基金也拒绝了55份“无充分理由者”的援助申请。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幸存者名单中，也未曾从救济基金中成功获得善款，除非她使用了化名。更大的可能是，她仅仅是通过向好心人兜售悲惨身世赚了点小钱。
伊丽莎白的故事编得很用心，活灵活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她声称，自己曾和约翰以及他们九个孩子中的两个一起登上了“爱丽丝公主”号。她似乎跟一些人说，约翰是船上的员工，她和孩子那天在陪他。当游船遭到撞击时，他们一家人被冲散了；约翰试图去救孩子，但他和两个孩子被河水冲走，淹死了。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身处船上正在倒塌的一根烟囱里，她看到“百威尔城堡”号扔下一根绳子，于是赶紧伸手抓住。在她为了逃生往上爬的过程中，上方的人一脚踢到她嘴里，弄伤了她的上颚。万幸的是，她活了下来，或者说她是这样告诉她的听众的。她接着说，作为一个寡妇，生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由于她无力抚养余下的七个孩子，他们被送去了瑞典教会在南伦敦开办的孤儿院里。最后，她无处可去，只能求助于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尽管如此她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伊丽莎白可能整合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也可能从认识的人那里全盘照搬了他们的说法。作为约翰·斯特赖德的妻子，她并没有生下九个孩子，或者说如果她有过，真正的悲剧也许在于这些孩子一个都没能活着降生。她可能经历了九次失败的怀孕，也可能她只是从约翰那里借用了这个数字，因为约翰是九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丽莎白会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直到她身边的人都信以为真。这是她重写自身历史的第一步，在未来她将继续改头换面。她还会利用这个故事来和丈夫划清界限，在两人分开的那段时间里，她声称丈夫已经死了。
1881年4月，夫妇俩再度复合，不过这一次只持续了寥寥数月。从这一年的人口普查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他们曾经在自家的咖啡店楼上拥有好几个房间，如今他们的居住空间只剩下堡区厄舍路某栋房子里的一个单间。到了12月，约翰和伊丽莎白似乎已经商定了要永久分开。如同威廉·尼科尔斯和约翰·查普曼一样，约翰·斯特赖德可能也答应向妻子支付少量的生活费，以此象征两人正式分居。从这一时期起，伊丽莎白搬到了白教堂地区，先是住在红砖巷，接着因为患上支气管炎而在济贫院附属的诊疗所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之后她住进了一家寄宿屋，在余后的六年里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地方：弗劳尔迪恩街32号。
根据作家霍华德·戈德斯米德的说法，“弗劳尔迪恩街”——街上的居民们这样称呼它——绝不像“名字听起来的那般如花似锦”，而是“东区最糟糕的贫民窟之一”，闻起来“卫生堪忧”，看起来“一片狼藉”。1888年，美联社的记者探访了这里，他的用词多少要缓和一些，称“对于东区来说”，它“看起来还挺像样的”。他继续写道：
街道的一侧主要被一大堆现代建筑所占据，本意是供工匠家庭居住，实际上几乎全租给了中产阶级的犹太人群体。另一侧看上去则要脏乱得多。房屋的砖墙因年代久远而发黑，门窗也和人们印象中极端贫困者的居住环境如出一辙。
根据这篇文章所说，街道破败一侧的所有建筑都是登记在册的寄宿屋，32号的寄宿屋有一百张给“宿客”的床位。虽然戈德斯米德说这些宿舍爬满了害虫，“人满为患，空气污浊，并且……散发着恶臭，有害健康”，但美联社记者认为32号内部“看起来意外地舒适”。毫无疑问，比起其他寄宿屋，伊丽莎白更青睐这里。几年下来，她逐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住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时候，伊丽莎白通过“打杂”来养活自己。打杂女工被形容为“家政业里的底层工作——比任何女佣都不如”，她们作为临时佣人，到那些请不起住家仆从的人家里，干上几小时的活儿。打杂女工的年龄一般比女仆大，“在41至61岁之间”，而且通常来说穷困潦倒，这从她们“脏兮兮的头巾，破旧的帽子……向上卷起的长袍，和裸露在外发红的双臂”就可见一斑。除了两先令的工钱外，伊丽莎白可能还会得到一些食物：烤面包和茶、主人家的剩饭剩菜，幸运的话还会有砂糖。
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
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1883年，命运让伊丽莎白遇见了一位名叫玛丽·马尔科姆的女裁缝。长年对着针头眯缝着眼睛，似乎已经毁掉了马尔科姆夫人仅存的视力。再加上她喜欢喝两杯，眼神就更为不济。一天，不知是在大街上还是酒馆里，她瞥见了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并把她当成了自己久疏联系的姐妹伊丽莎白·沃茨。玛丽可能叫出了她姐妹的名字，而伊丽莎白顺势答应了一声。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之所以将错就错，部分原因是她非常乐意利用这段新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好处。
这名女裁缝在讲述两人之间的交往时，言语中把自己所了解的伊丽莎白·沃茨的生活细节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所说的近况糅杂在一起，看来是把两个女人的故事混为了一谈。她说她的姐妹人称“高个儿莉兹”，和一个在波普勒开咖啡厅的男人住在一起。她还说，她知道伊丽莎白的丈夫在一次海难中丧生，但具体细节就记不清了。事实上，伊丽莎白·沃茨的第二任丈夫确实死于圣保罗岛的一次海难，然而玛丽搞混了这些真实情况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关于“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编的谎言。玛丽·马尔科姆知道自己的亲姐妹命途多舛，结过至少两次婚，还进过精神病院，于是她不禁相信她遇到的那个衣衫褴褛的穷女人就是自己的姐妹。
从玛丽第一次遇到“她的姐妹”时起，她就断言贪杯是伊丽莎白最大的缺点。伊丽莎白总是缺钱，而且玛丽对她的谋生手段“心存疑虑”。但是，作为家人，玛丽觉得自己有义务接济她。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两名女性每周至少见面一次，有时还不止。每周六下午4点在法院巷的街角，马尔科姆夫人都会交给伊丽莎白两先令。偶尔她还会给伊丽莎白带点衣服。不管表面上两人看起来关系多密切，玛丽似乎并没有完全信任伊丽莎白，只是她宁愿不去多想，或是选择把怀疑藏在心底。事实上，在她与伊丽莎白见面的五年时间里，她一直坚持同伊丽莎白保持距离。玛丽从未邀请她的姐妹到家里去，相反她表示“每次摆脱她后我都松了口气”。当被问及她的丈夫或其他人是否知道她与“姐妹”碰面时，她承认道：“没人知道，我瞒着所有人。我觉得太丢脸了。”
玛丽·马尔科姆会觉得丢脸，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她明明感觉到了不对劲，却还是坚持和伊丽莎白来往。只要玛丽不对伊丽莎白的身份刨根问底，她就可以继续欺骗自己，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也成功地向玛丽隐瞒住了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
1884年11月，伊丽莎白收到消息说，约翰病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斯特普尼精神病院。在这家医院里，约翰因心脏病逝世，时年63岁。约翰于当月31日被下葬，而在几周之内，伊丽莎白的生活就迅速陷入了谷底。
到了11月13日，伊丽莎白因为在商业路上拉客而遭到逮捕，这显然绝非巧合。她还被指控酗酒和扰乱治安，这说明她当时内心极为痛苦，因而想要麻痹自己、向外界泄愤也是很自然的事。米尔班克监狱的牧师弗雷德里克·梅里克注意到，他接触到的大多数女囚犯都“极度厌恶”在街头卖春，“只有当她们或多或少处在醉酒状态时，她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才会被扼杀”。由于伊丽莎白的违法行为，法官判处她入狱服七天苦役。在此之后，没有出现过她因拉客而再次被捕的记录。
约翰去世后，伊丽莎白遇到了一个叫迈克尔·基德尼的男人，并和他住到了一起。基德尼是一名码头工人，负责给船装卸货物，此外他还在陆军预备役中充当志愿兵，以此赚取一些外快。他三十过半，比他的新伴侣小好几岁，但在他眼里伊丽莎白长得年轻，两人看起来就像是同龄人。据信这两个人是在商业路上相遇的，不过没人知道他们是偶然邂逅，还是伊丽莎白拉客拉到了他。两人很快就成了稳定的一对儿，辗转住在几间装修破旧的出租屋里，起初是在德文郡街，然后搬到了附近的时尚街。和伊丽莎白一样，基德尼也喜欢酗酒，而且他喝醉之后发怒、动粗的冲动比起伊丽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1887年1月和6月，伊丽莎白向警方控告基德尼的暴行，但是，像许多面对伴侣施暴的女性会做的那样，她后来撤销了指控。然而，伊丽莎白在这段关系中绝不是一个消极忍受的受害者。根据基德尼的说法，在两人同居的三年里，伊丽莎白两次离他而去，据他估计“总共离开了大约五个月”。“每次我都没有去找她，她就自己回来了”，基德尼吹嘘说，因为“她还是最喜欢我”。离开基德尼期间，伊丽莎白经常在她熟悉的弗劳尔迪恩街32号寻找床位。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最后之所以会分道扬镳，除了伊丽莎白酗酒、基德尼打人外，可能还和身体上的背叛有关。在他们分手前夕，基德尼患上了梅毒，并于1889年在白教堂诊疗所接受了治疗。他身上的病不可能是伊丽莎白传染给他的，因为两人同居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没有传染性了。
有趣的是，尽管玛丽·马尔科姆见过伊丽莎白很多次，她却自始至终对伊丽莎白经历的这些磨难毫无察觉。她声称，她从来不知道伊丽莎白当时有男人，她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她的“姐妹”住在一家寄宿屋里，“就在东区那些裁缝和犹太人的聚集地附近”。然而，她确实知道伊丽莎白经常喝得神志不清，还因为酗酒被地方法官“关起来过”。
从大约1886年到去世前，伊丽莎白的行为的确能看出明显的变化。她因为醉酒闹事和污言秽语而被逮捕的次数明显地增加了。到1888年夏末，伊丽莎白在三个月内被控告了不下四次。虽然不可否认，这里面部分有她酗酒成性的原因，但除此以外，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导致了这一切。自从伊丽莎白感染梅毒以来已经过去了21多年，当时这一疾病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第三期。
神经梅毒，在19世纪末也被称为脑梅毒，当疾病开始侵袭大脑和神经系统时，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法国医生阿尔弗雷德·福尼耶对该疾病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癫痫发作”是其第三期的主要症状。有趣的是，玛丽·马尔科姆在她的研讯证词中提到，伊丽莎白最近开始出现类似表现。这些“发作”让她很困惑，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姐妹有癫痫病。显然，伊丽莎白的癫痫发作非常严重，以至于警察有几次因为她的病情而免除了对她的指控。如果伊丽莎白天生就患有严重的癫痫病，那么她是不可能保住她的女佣工作的，迈克尔·基德尼和其他人也不可能不在研讯中提到这一点。她的发作也不太可能是假装的。警察和地方法官见识过各种想要逃避坐牢的花招，显然不会上这种当。
除了癫痫发作外，神经梅毒还可能导致一些人瘫痪，另一些人则会出现类似痴呆的症状。病人的记忆力可能会衰退，还容易产生幻觉和妄想，行为变得不稳定，甚至失去理智，迥异常人或充满暴力。如果伊丽莎白确实曾受到神经梅毒初期阶段的折磨，那么她的酗酒习惯很可能掩盖了这些症状，或者至少为她越来越常发作的暴力和秽语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也有可能这些症状本身驱使她愈发沉湎于酒精，以抵御心中的迷茫或痛苦。
不管是不是生病导致的，总之伊丽莎白住在白教堂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无疑都是些偷偷摸摸、坑蒙拐骗之事。对玛丽·马尔科姆实施骗局，以及化身“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的幸存者，或许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有多么容易受骗上当。她似乎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人性的这个弱点来获取经济利益，骗起人来愈发驾轻就熟。在玛丽的证词中，她提到伊丽莎白曾告诉她自己“右脚上有个洞”，是三年前“一次事故中被机器轧过”造成的。她告诉玛丽，她打算利用这点来“弄俩钱”，但玛丽不清楚“她究竟有没有弄到钱”。然而，在看过伊丽莎白的尸体后，她注意到那个“洞”神奇地消失了，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玛丽·马尔科姆还提到了另一件奇特的事。她声称伊丽莎白有一天把一个光着身子的女婴放在了她的家门口。“我只能留着孩子，等她来领回去。”玛丽继续说道。在她的印象里，这个婴儿是伊丽莎白的孩子，是她和一名警察生的。迈克尔·基德尼被问及此事时，全然摸不着头脑。“她从来没怀过我的小孩，我也没听说过她和警察有孩子。”他说道。这个孩子很可能不是伊丽莎白自己的，而是她为了乞讨从熟人或是育婴人那里临时要来的。众所周知，一些骗子会装成“母亲”的样子，弄一个襁褓里嗷嗷待哺的婴儿抱在怀中，好激起路人的同情心，让他们解囊相助。伊丽莎白后来领回了孩子。事情过去后，玛丽再次问起孩子，伊丽莎白谎称她把孩子送到了巴斯，和第一任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
除了玛丽·马尔科姆之外，一名工人的妻子凯瑟琳·莱恩也声称和伊丽莎白认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莱恩说，她大约在1881年至1882年伊丽莎白第一次来弗劳尔迪恩街32号住的时候就认识她了。那段时间里，她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伊丽莎白。由于寄宿屋相当于伊丽莎白的半个家，伊丽莎白没事就会来转一圈，哪怕是和迈克尔·基德尼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她们相识已久，但无论是莱恩还是伊丽莎白·坦纳（32号寄宿屋的管事），对伊丽莎白的真实情况都一无所知。她们既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几岁。基德尼认为她只有三十多岁，但伊丽莎白告诉寄宿屋的另一名房客安·米尔斯，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出生地似乎没有人知道。看来伊丽莎白的英语说得很好，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分辨不出她是外国人。除了兜售自己关于“爱丽丝公主”号的故事外，伊丽莎白还跟朋友说她来自斯德哥尔摩。只有斯万·奥尔森，即伊丽莎白经常向其申请慈善救济的瑞典教会教堂的书记员，从教会账簿记录的细节中了解了她的真实经历。可悲的是，伊丽莎白在白教堂住了那么久，结识的似乎都是些泛泛之交，即便是那些自认为了解她的人，也没能打破她的心防。
1888年9月下旬，在和迈克尔·基德尼吵完架后——凯瑟琳·莱恩称之为“拌嘴”——伊丽莎白再次回到了弗劳尔迪恩街32号。如今，伊丽莎白已经熟悉了这个循环。她整理好私人物品，然后拜托一位叫“史密斯太太”的邻居，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帮忙看管一本瑞典赞美诗集。值钱的东西在寄宿屋里永远不会安全，弗劳尔迪恩街32号也不例外。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9月29日这一天对伊丽莎白来说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几个粉刷匠来到弗劳尔迪恩街32号，把寄宿屋里的墙面重新刷了一遍。她和安·米尔斯在这些人完工后打扫了房间。伊丽莎白·坦纳给了她六便士，作为帮忙打扫的报酬。随后，伊丽莎白去了商业街的“女王头”酒吧喝酒，坦纳在那里又见到了她。坦纳顺便提到，伊丽莎白去酒吧时“没有戴软帽，也没披斗篷”，眼尖的报纸读者一定不会遗漏掉这点。在贫民窟里，那些想要卖弄风情的女性往往会“用真实的身材”示人，不让衣物遮挡住自己的模样。然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卖春女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连最穷的妓女也会戴上有羽毛和装饰物的帽子。假使伊丽莎白去“女王头”真的是为了拉客，那么她的运气也并不好，因为6点半左右她和坦纳一起步行回到了寄宿屋。根据推测，她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向管事坦纳支付了床位费。正如报上对波莉·尼科尔斯和安妮·查普曼死前行动的报道充满了矛盾和前后不一，关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报道也是如此。一些报刊，如《西部日报》，断言她确实向坦纳预付了当晚的住宿费，而另一些报刊，比如《每日电讯报》，说的则完全相反。如果伊丽莎白已经付过了床位费，那么当晚她离开32号时，心里肯定是想着要回来的。她知道自己至少要外出几个小时，于是把自己的一段绿色天鹅绒料子寄放在了凯瑟琳·莱恩那里，也许是准备以后当掉。最后，临出门前，她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于是借了把刷子，把自己唯一一套衣服上的脏污刷干净了。
有许多的谜团围绕着这五名公认受害者的死亡，而伊丽莎白究竟去了哪里，又是和谁在一起，是其中较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由于伊丽莎白对自己当下和过往的生活都讳莫如深，因此人们无从推断她那晚的计划是什么。在研讯期间，没有人说得出她除了迈克尔·基德尼以外是否还有别的男人，或是男人们。没有人知道她有哪些独特的习惯，常去哪里，和谁为伴，又或者她根本没有伴儿。相反，她的死亡只是给人们留下了更多关于她的疑问，谁也不敢说自己了解这个女人。或许，这正是伊丽莎白所希望的也未可知。
关于她那晚的行动，人们确知的只有少数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尸检报告来看，她似乎食用了一些土豆、面包和奶酪。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也喝了几杯。在晚上的某个时候，她得到了一束胸花或小捧花：一朵红玫瑰和几叶铁线蕨绑在一起，她或是其他人把花别在了她的紧身胸衣上。她还带着一些喉片，或是用于清新口气的硬糖。这些东西要么是别人买给她的，要么是她自己用多的零钱买来的。她出门大概是为了交际或者见人——可能跟人事先约好了，也可能不是。她也许心里抱着拉客的想法，又或是期待着能找到一个长期伴侣——兴许两者都是。根据《北伦敦新闻》的描述，她当时身上穿着“一条褪色的黑色连衣裙，料子是廉价的棉缎，上半身是绒布做的紧身胸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精纺粗斜纹呢短上衣，边缘有毛皮装饰”。那顶黑色绉绸软帽伊丽莎白戴着太大了，她在帽子后部塞了“一份叠起的报纸……好让帽子更加贴合头部”。有趣的是，报上还评论说伊丽莎白的穿着打扮里“完全看不到像她这种身份的女人通常爱用的那种装饰品”。
在伊丽莎白被谋杀之后，许多人站出来声称自己在那晚看到了她。但由于光线不好，而且证言和证据有出入，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能得到证实。此外，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一起“双尸案”——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埃多斯在同一晚被谋杀，于是白教堂的居民不顾一切地提供他们可以提供的帮助，想要结束凶手的血腥暴行。事后看来，只要是当晚在屋门口或街道上出现的和男人在一起的女人身影，全都会被人们指认为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哪怕他们并不清楚她的长相，也不认识她。在所有的目击情报中，只有一个可能真的是伊丽莎白。
深夜12点45分左右，一名叫作伊斯雷尔·施瓦茨的匈牙利男子沿着商业路行走，转身拐进了贝纳尔街。拐过弯后，他看见一男一女正在发生争执。女子面朝大街站着，背后是一扇门，通往一块叫达菲尔德小院的空地。随着施瓦茨继续朝前走，争吵变得越来越激烈。男人抓住这名女子，把她扭向人行道，猛推过去。女子尖叫了三声，不过声音不是特别大。此时的施瓦茨以为这是家庭纠纷，不想掺和其中，于是走到了马路对面。就在这时，一个之前一直站在酒馆旁阴影里的男人点燃了烟斗，朝施瓦茨的方向走去。施瓦茨拿不准这个男人是不是在追赶自己，他慌了神，撒开腿狂奔起来。在逃跑过程中，他相信他听到了攻击女子的男人嘴里喊出了“利普斯基”这个词，指的是摩西·利普斯基，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该词也经常被用来辱骂犹太人。
15分钟后，卖廉价首饰的路易斯·迪姆沙茨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躺在达菲尔德小院里的伊丽莎白的尸体。被发现时，她侧身躺着，面朝墙壁，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她的手指捏着一个纸包，里面是喉片。迪姆沙茨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在死因研讯时，警方和媒体都认为，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窗口很窄，施瓦茨看到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然而，施瓦茨所看到的袭击者，到底是不是最终将伊丽莎白一刀割喉的凶手，这点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伊丽莎白·斯特赖德是否真的是被人称开膛手杰克的罪犯所杀，还是有其他人对她实施了暴行，这个问题很可能和她本人一样成谜。
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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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万·奥尔森在读到9月31日凌晨两名女子被杀的新闻后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认识其中一个人。作为瑞典教会教堂的书记员和阅览室的管理员，他曾多次看到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进进出出。她和其他许多贫穷的教友一样，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处境艰难。教堂的牧师约翰尼斯·帕尔梅不满自己被派到伦敦的这个穷地方，这份差事叫他无精打采，有时甚至愤愤不平。他已经厌倦了进教堂偷东西的小偷，厌倦了与他称之为“寄生虫”的乞丐们周旋，而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也在其中。
奥尔森并不像他的牧师那样觉得穷人令人厌烦，因此，当警察找到他，说有个人可能属于东区的瑞典移民群体，要求他帮助辨认时，他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帮助。
警方在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私人物品里，发现了一本奥尔森送给她的赞美诗集。在经历了人生中的众多坎坷之后，伊丽莎白从他手中接过这本书时，可能已经感受不到这本书想要唤起的虔诚之心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保留了它。她没有把书当掉，哪怕她已经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这本书对她有着某种意义，也许是让她想起了托斯兰达农舍的遥远回忆。
斯万·奥尔森想必知道伊丽莎白在英国没有血亲，不会有母亲或兄弟来认领她，为她哀悼，在研讯中为她说话，哪怕是提供她的真实姓名：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这一切都落在了他这个陌生人身上，他要为她做这一切。
奥尔森在研讯中发表了证言，他带着口音的每一句话都被验尸官和陪审团仔细研究，结束了这些之后，他觉得自己还应该为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做最后一件事。
没有人为她雇柩车和马驹，让她在东区风光地出殡。报上将她的葬礼形容为“冷冷清清”。11月6日，在普拉斯托的东伦敦公墓，她被低调地葬入了一处贫民墓，斯万·奥尔森站在墓旁送她最后一程，并用瑞典语为她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