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六岁生日前夕，父亲割喉自杀了，留下母亲和五个小孩，三个女孩比我大，一个（孩子）比我小。”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接着，她详细讲述了她和姐姐们是如何决定在戒酒誓约上签下名字的，根据誓约，她们承诺绝不饮用任何“烈性酿造酒”。除了大姐安妮，其他人都恪守誓言。“我们试图规劝那个嗜酒成瘾的姐姐戒酒。她已经结婚，过得不错。她一次又一次地在誓约书上签字，并设法遵守承诺，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诱惑而堕落。”
安妮终生都在和酒瘾抗争。米丽安表示，姐姐安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酗酒的“诅咒”，而且这个毛病“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到底是多年轻，她没具体说，但是经历了手足去世，不久后又离家帮佣，安妮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发现了酒精有抚慰人心的功效。酒精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除了那些遵循戒酒誓约的家庭，任何中产之家里都常备白兰地、雪利酒、甜酒或某些烈酒作为“补药”饮用，用于治疗从头痛到感冒、发烧、牙痛的任何疾病，或是涂抹在出牙期小孩的牙龈上。酒和药几乎是一回事：兑水的热白兰地被当作安眠药，可驱寒祛病。从咳嗽到风湿，不管治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店售药剂的主要成分都是酒精。“一剂药”和“一点酒”可能连尝起来、嗅起来都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药品中经常会添加诸如鸦片酊或可卡因之类的成瘾物质，频繁饮酒或服药常常会导致相似的结果——产生依赖性。
像许多酗酒的人一样，安妮在上瘾初期、还在做女仆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爱喝酒已经成了一个问题。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消遣方式，仍然是在附近的小酒馆里把酒言欢、呼朋唤友，佣人们在闲时或假日便会聚在这些酒馆里。酗酒成性只有在影响到工作时才成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成瘾这一概念被提出后，酗酒就有了更多道德上的负面含义。醉酒，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醉酒，被认为是一个人堕落品性的体现，反映了他们“放任自流”的天性、糟糕的判断力、精神上的软弱和游手好闲的作风。更重要的是，明显的醉酒会让人联想起穷人和“没教养的”工人阶级。那些希望以中产阶级自居的人——就像安妮在婚后做的那样——会试图掩盖或否认他们日益增长的酒瘾。对于橱柜里备着药用白兰地、甘露酒或威士忌的人来说，这点不难做到，再加上当时的环境下，对付头痛的办法也不过是去大街上的药店里买一瓶掺了鸦片酊的酒。必要时，连婴儿的祛风剂也可以喝，反正神不知鬼不觉。
在一段时间里，尽管瞒不过家人，但安妮尚可以瞒住她的酒瘾不让外人发现。喝酒的冲动常常是由孤独所致，尤其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发生在那些丈夫整天不着家的年轻妻子中间”。吊诡的是，这正是阶级跃升的矛盾所在：一个不用工作、请得起女佣、孩子们都在上学的妻子，总得做些什么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作为一名马车夫，约翰一大早就要出门工作，很晚才能回家，这使得家里总是冷冷清清，更别提他也许压根儿不回家。约翰的工作很可能得陪主人出游，一去就是好多天，安妮想必十分孤独，特别是在查普曼夫妇搬到圣伦纳德山庄后。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妇女往往会“养成‘小酌’的习惯”，借酒消愁。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女士沙龙酒吧”的出现意味着在公共场合微微“小酌”也不再有失体面。道德家抱怨说，“妇女在购物时进沙龙酒吧喝一杯，如今变得司空见惯了”，人们经常能见到衣着光鲜的女士同她的丈夫或儿子一起喝点小酒。到1870年，伦敦已拥有两万家酒馆，因此安妮不管在家中还是外头都不乏“放松一下”的机会。
约翰之所以决定接受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提议去圣伦纳德山庄工作，也许正是考虑到了安妮的酒瘾，希望能借此让她远离城市生活的诱惑。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只要想喝，总能在身边找到酒。远离母亲和妹妹们，安妮很可能愈发感到寂寞无聊，这只会加剧她用酒精自我麻醉的欲望。外出购物时，顺道去一趟温莎的酒吧是很容易的，克莱沃和戴德沃斯村庄的酒吧同样如此，离家走一会儿就到了。
设法让安妮远离酒精，只是这对夫妇在共同生活中面临的难题之一。米丽安·史密斯在寄给报纸的信中透露，她姐姐在结婚后生了八个孩子，然而“有六个是（酒精）诅咒的受害者”。安妮的头一胎，艾米莉，出生时看上去健健康康，但到了八岁，开始受到癫痫病的折磨。在当时，或许没人把艾米莉的病和她母亲的酒瘾联系在一起，但今天人们认为，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可能会导致此类疾病。1872年3月5日，安妮生下了二女儿艾伦·乔治娜，但她不到一天就夭折了。次年，安妮·乔治娜出生了，患有现在所说的胎儿酒精综合征，其身体特征是小而分得很开的眼睛、薄上唇和平滑的人中——这在她的童年照片中清晰可辨。安妮这两个女儿曾短暂地添过一个妹妹，取名乔治娜，生于1876年4月25日，只活到了5月5日。在查普曼夫妇离开伦敦前夕，安妮于1877年11月生下了乔治·威廉·哈里。这个婴儿出生时就体弱多病，11周后便离开了人世。很快，安妮再度怀孕，并于1879年7月16日在圣伦纳德山庄生下了米丽安·莉莉。她比哥哥少活了一个星期，在10月份去世。1880年11月21日，约翰·阿尔弗雷德降生。这个男孩是查普曼夫妇生的最后一胎，患有瘫痪症。正如米丽安在信中所说，对安妮一家而言，造成这一连串悲剧的元凶是显而易见的，安妮本人或许也心知肚明。19世纪末的科学已经开始发现并揭示了母亲饮酒会对胎儿造成危害。早在1878年，一份医学杂志就断言，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在产前和产后酗酒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高于其他任何因素”。当意识到自己的酗酒很可能是子女遭受病痛折磨的原因，安妮只怕为无法控制自身的酒瘾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到了1881年，安妮一边要和酒瘾斗争，一边还要照顾一个残疾的婴儿，此中的艰难或许是她在约翰·阿尔弗雷德大约四个月大的时候回娘家待了很久的原因。据信，在伦敦时，安妮曾试图找一家合适的儿童医院，让儿子住进去。
初春，安妮回蒙彼利埃广场29号探亲时，妹妹艾米莉·拉蒂夏和米丽安已经在沃尔顿街128号自立门户做起了裁缝，沿着沃尔顿街一直走，就能走到最近扩建的哈罗德百货的后门。根据米丽安的说法，她和姐妹们在“听过一次有关基督徒和完全戒酒的布道”后皈依了长老宗，并发誓滴酒不沾。彻底禁酒这一立场，尤其受那些一只脚随时要掉出中产生活的人推崇。它还与流行的“自助”哲学相辅相成，这种“自助”哲学将贫困归咎于自食其果和自毁前程。通过戒酒，勤劳的人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安妮的妹妹们不仅赞同这一信条，而且靠着遵守信条，小日子越过越富裕。在家人或神职人员面前签署“戒酒誓约”，意味着庄严承诺滴酒不沾，并遵守伴随着禁酒主义的一切原则：克制冲动、节制欲望、修身养性。从米丽安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安妮确实极力想戒酒，但发现戒酒难于登天。妹妹们曾多次说服她宣誓，为她祈祷，与她一起面对困难，却总是功亏一篑。1881年安妮回娘家探亲的那段时间里，妹妹们很可能目睹了她是如何深受酒瘾的折磨，她的酒瘾是多么深入骨髓。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安妮与酒瘾的搏斗达到了顶峰。那年11月底，她12岁的大女儿艾米莉·露丝生病了。孩子先是发高烧，接着身上开始蔓延红疹，眼前的景象会让安妮回忆起猩红热的征兆和症状，这种疾病在她小时候曾给家里带来过浩劫。医生来了好几拨，最后告知艾米莉的母亲，孩子患的是脑膜炎，症状和猩红热相似，且同样凶险。女儿突如其来的重病似乎让安妮措手不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米莉的病情不断恶化，安妮为了寻求安慰又开始重蹈覆辙——她抓起酒瓶，酒精麻痹了她的痛苦。当女儿于当月26日去世时，做母亲的并没有陪在她的床边。相反，是当地一个农场工的妻子卡罗琳·埃尔斯伯里照顾着临终的女孩，这人可能同时担任着查普曼家的打杂女工。
入秋前的某个时候，当地警察和温莎的地方法官们就已经知道安妮是个会在光天化日下喝得醉醺醺的酒鬼了。有人看到她在村庄之间和通往圣伦纳德山庄的路上游荡。从各方面的说辞来看，这位马车夫的妻子与其说是丑陋的酒鬼，不如说是一个哀伤、愁苦、安静的人，心中的悲痛让她不堪重负。而在那11月的最后一周，女儿的去世使她痛不欲生。
我们不知道安妮走丢了多久，也不知道人们最后是在哪里找到她的；也许她躲在某家小酒吧里，又或者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克莱沃村的路上，想要暂时忘掉一切。无论情况如何，她的行为都足以引起家人的严重不安。30日，也就是查普曼夫妇为女儿下葬的同一天，安妮的妹妹艾米莉和米丽安急忙去伦敦郊区的斯佩尔索恩疗养院考察了一趟。
1879年，公众对酗酒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关注，《酗酒条例》应运而生。这项法令旨在为酗酒者提供戒酒治疗而非把他们关进监狱受罚，从而建立起精神病院或疗养院，以治疗那些“因习惯性酗酒而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或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及……自己的事务”的人。患者将自愿或“应其友人的申请”入住这些“疗养院”，按规定他们至少要接受一个月时间的治疗，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费尔特姆的斯佩尔索恩疗养院就是这样一个机构，专为治疗女性病患而设计，主要收治中产阶级妇女。
1882年12月9日，斯佩尔索恩疗养院的管理日志上写道：“查普曼夫人到达——由她的妹妹从温莎领过来。”根据米丽安的描述，安妮“自愿……进入这家酗酒者疗养院”。入院流程包括在一位太平绅士见证下，向斯佩尔索恩的院长写一封正式的申请信。由于安妮的东家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在伯克郡享有太平绅士的头衔，因此巴里兴许在安妮入院治疗的过程中也出了力。
几位史密斯小姐很可能在她们的姐姐迫切需要斯佩尔索恩的帮助之前就对那里有所耳闻了。疗养院的创办者，住在骑士桥的安特罗布斯家族，应该会把他们这一慈善事业知会给当地的神职人员，借后者之口宣传给教区的居民。由于嗜酒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意志薄弱，因此疗养院提供的戒酒治疗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不过，除了规定每天参加礼拜外，疗养院的日程安排也试图纠正患者的身心习惯。斯佩尔索恩疗养院占地1.6公顷，周围环绕着紫杉树和乡间小路，人们认为那儿的环境清净怡人、有益健康，还能改善精神状况。院里的设施和宿舍位于“一座漂亮的乡村别墅”里，布置有“鲜艳的条纹床罩、合适的绘画和经句”以及“朴素而锃亮的家具”，目的是让“思想远离自甘堕落的念头”。该机构鼓励“患者”（为了不“伤人自尊”，院内用这个词代替“被收容者”）散步和自娱自乐，其余时间里患者则要耕种两个菜园，或在洗衣房里干活儿，清洗、晾晒并熨烫自己和其他患者的衣服。院方反对任何形式的游手好闲，因为这往往会勾起人的瘾头。与此相对，院方允许妇女阅读，并鼓励她们织毛线、做女红，这些手工作品会在董事会成员和捐赠者来视察的时候进行展览。当妇女表现出一定进步时，她们会在引导下慢慢地重新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及其诱惑。这通常包括在别人的陪同下到附近走走，甚至坐车去隔壁的豪恩斯洛购物。被收容者还会定期得到消遣的机会，像是“音乐之夜”或是集体去伦敦游玩，这大概是为了避免她们陷入忧郁和绝望，已婚患者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安妮同意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计划。根据管理日志，她在斯佩尔索恩过得比较平静。偶尔会有一些女人惹是生非，她们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酒精，于是撕烂自己的衣服、砸坏家具，或者以暴力方式发泄，安妮的名字不在此列。院方也允许安妮接受家人探望。12月30日，在她进疗养院后不久，日志记录了“查普曼太太的丈夫打电话说要来看她”。约翰一定是非常担心他的妻子，才会在圣诞社交活动的高峰期向巴里夫妇告假。也是约翰在支付安妮的治疗费用，每周要花12便士。
在出院前不久，即1883年11月，安妮似乎获准短暂回家一趟，这也许是为了评估她是否准备好了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她看来通过了这个简单的测试，并于14日返回斯佩尔索恩，以完成她最后一个月的疗程。12月20日，她在护士劳拉·斯奎尔的陪同下正式出院，据记录，劳拉“带着查普曼夫人去温莎与她的丈夫团聚”。
那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对查普曼一家来说，应该是一段快乐（且远离酒精）的日子，一家四口整整齐齐。正如米丽安所写的，她的姐姐“出院后变了一个人——现在是一个神志清醒的妻子和母亲，一切都称心如意起来”。
安妮的妹妹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活像是禁酒手册中的一个警示故事。在安妮与家人团聚的几个月后，约翰患上了“重感冒”。由于“他必须出门上班”，所以他“喝了一杯热威士忌”，好增强自己对坏天气的抵抗力。在家里有酒的情况下，真亏了安妮这段时间里能一直抵挡住诱惑。约翰“始终很小心，从不当着她的面喝酒”。他“喝完酒，在出门前同她吻别。在那个吻中，酒精的气息传递了过来，她所有的瘾都回来了”。
根据米丽安的叙述，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吻让安妮拼命达成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她一定翻遍了每一个房间想找到那个酒瓶。最终她有没有找到已经不重要了。“她离开了家”，而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成了一个醉醺醺的疯女人”。
在经过一年多的好转之后，这次失败完全击垮了安妮。“她再也没有试过戒酒。”她的妹妹哀叹道。安妮对她说：“戒酒是没用的，没人能懂这种可怕的挣扎……除非我能一辈子不看到酒、不闻到酒，不然我永远无法自由。”她的话中充满了慢性酒精中毒者的彻骨之痛。
约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故态复萌，又开始在圣伦纳德山庄里醉醺醺地徘徊。在过去，巴里家对马车夫和他妻子的问题一直很宽容。她之所以会住进斯佩尔索恩，也许就是因为东家发出了温和的最后通牒。现如今巴里一家挤进了最顶层的社交圈，他们不能再在自己的地盘上窝藏一个臭名昭著、反复无常的酒鬼，这太丢脸了。送安妮去斯佩尔索恩是为了治好她，而这个计划的失败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弗朗西斯·巴里向他的马车夫表示，他不会再纵容查普曼太太了。要么约翰把她逐出家门，要么巴里就把约翰解雇。
尽管约翰从1879年起就为他的主人效力，但他若想拿到那种必不可少的推荐信，另寻一份高薪或体面的工作，那纯属异想天开。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还是严重残疾，他有必要为孩子做长远打算。
两人决定就此分开，尽管看起来是友好分手，但这不代表双方就不心碎。纵使妻子酒瘾缠身，约翰仍对她尽心尽力，这无疑是出自真爱。如果他只是将孩子们的母亲扫地出门，把不堪一击的她放逐到社会上去，那就有违他的为人了。正如送安妮去斯佩尔索恩时，她的娘家人都出力了，在决定安妮如今去哪里安身的时候，娘家人同样参与其中。当约翰安排每周向安妮支付10先令作为生活费时，他准是想着送安妮回娘家住。回到蒙彼利埃广场29号后，露丝以及安妮的弟弟妹妹就可以照看她了。每周10先令，刨去露丝照顾女儿的生活开销还有不少富余，这让安妮可以购买一些提升幸福感的东西，以及少量她已经习惯的中产阶级奢侈品：香皂和便宜的珠宝。约翰认为，在妹妹们的照料下，安妮会过得更好，甚至有机会恢复健康。有了亲人的支持，安妮兴许就没事了。
8深发安妮
虽然约翰的计划是出于好心，但它维持的时间还没安妮去伦敦这趟路上花的时间长。安妮发现自己受不了生活在家人的看管之下，哪怕只是几周，甚至几天。无论母亲还是妹妹都不会容忍她喝酒。以前，她为饱受酒瘾折磨而羞愧，为自己戒不了酒而羞愧，而现在，她还要为自己没能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而羞愧，在这种情形下，和家人相处让她如坐针毡。米丽安写道，姐姐曾表示“她会尽量避开我们”，但“她必须喝酒，谁也拦不了”。最终，安妮和许多嗜酒如命的人一样，比起过没酒喝的生活，她宁愿选择过一种远离至亲的生活。
过去当人们试图回顾安妮·查普曼的一生时，最大的疏忽之一是始终没弄明白，一个在伯克郡的庄园里待过、以前住骑士桥的人，是怎么会流落至白教堂的。这种境遇的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因为不管是从地理位置来说，还是从社会阶层来看，这都不是一条自然的轨迹。即便是突然变得穷困潦倒，安妮也不见得必须从首都西面的骑士桥搬到东面的白教堂贫民窟去。廉价的公寓旅馆并没有被伦敦东区垄断，这些住处，连同贫困和犯罪一起，遍布在伦敦的大小地区。如果安妮觉得在娘家待不下去，她只消走到骑士桥军营对面的街上，就能找到4便士一晚的寄宿屋，或是5先令一周的出租房间。哪怕她想走远一点完全避开家人，她也多半会去附近切尔西、富勒姆或巴特西的贫民社区，要么冒险去伦敦市中心，去马里波恩、霍尔本、帕丁顿、圣吉尔斯，甚至去克勒肯维尔或威斯敏斯特，或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兰贝斯、南华克或伯蒙德赛。安妮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骑士桥和伦敦西区之间度过，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她不至于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除非她对那里有所耳闻，又或者是陪别人去的。
19世纪末，位于海德公园对面的诺丁山可谓臭名昭著，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住了很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赤贫的环境。在查尔斯·布斯绘制的贫困地图上，诺丁山的许多街道都被标记成了黑色，布斯手下的社会研究员在笔记上数落这些街道“堕落得令人绝望”，其余街道则被单纯描述为贫穷的打工人的住所：这些居民的窗户上挂着“脏兮兮的窗帘”，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诺丁山靠近安妮最熟悉的地段，同时又离她的娘家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很可能在这里落脚。在诺丁山，她可以静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每周去邮局领一笔赡养费，住单人间，同时继续喝酒，不再受人打扰。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酒鬼，不用过多久，安妮就会在邻居里找到同道中人，特别是在当地的啤酒屋和酒吧里。可能就是在类似的场所里，她认识了一个人，她的朋友们都叫他“杰克·西维”。“西维”或“西弗依”，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呼，似乎因为他是个做金属筛网或铁筛网的工匠。有关他的信息很少，我们只知道他和诺丁山沾点边，以及他和安妮最后走到一起，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俩都爱喝酒。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即便是那些新交的朋友，包括善良忠厚的码头工头妻子阿米莉亚·帕尔默在内，也对她了解得不多。当被问及孩子的情况时，安妮略带调侃地回答说，她有一个身体不好的儿子“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儿“加入了马戏团”，有时候又说女儿“住在法国”。她只对阿米莉亚一个人讲了真话，说她已经与住在温莎的丈夫分居，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妹妹，她同她们“关系不好”。阿米莉亚表示，尽管如此，她的朋友仍然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她“从来没听过安妮骂脏话”。她还用“直肠子”来形容安妮，说她没喝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小个子女人”。
根据阿米莉亚·帕尔默的说法，她们两人是在安妮和杰克·西维住在多塞特街那一带时认识的。虽然多塞特街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冠以“伦敦最糟糕的街道”之称，但在此之前它就已经以绝望和堕落闻名。即使往前推十个年头，那些最便宜、最肮脏的寄宿屋和发霉生虫的“家具房”，也已经在多塞特街占了九成九。造访过这条街的记者和社会改革家们都说，这里的犯罪十分猖獗。甚至连走遍首都大街小巷的查尔斯·布斯也对眼前的一切表示难以置信：“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糟糕的街道，小偷、妓女、地痞流氓，到处是公共寄宿屋。”护送他的当地警方督察也有同感：“在他看来，（这是）全伦敦最穷、最惨、犯罪事件最多的街道。这里相当于一个粪坑，里面沉积着最肮脏和最堕落的人。”他接着说，就算是诺丁山或诺丁戴尔（诺丁山最穷的一片地方）“也没这么差劲。诺丁戴尔的人……非常贫穷，游手好闲且居无定所；他们总是在搬家，这些可怜的流浪汉可能在诺丁戴尔待一个月，然后在伦敦的临时收容所之间流窜一段时间，最后再回到诺丁戴尔”。多塞特街则不同，他说：“你或许能搅动它，但它的污秽总是会在原地再度沉下。”
安妮和她的“新老公”来到多塞特街居住的时候，街上大部分的住宅都归两位大房东约翰·麦卡锡和威廉·克洛辛汉所有，在管理手上那些破败不堪、犯罪横行的房产时，两人同样冷酷无情且不讲原则。据称，“西维夫妇”住在街上的寄宿屋里，主要是30号那家（阿米莉亚和她的丈夫也住在那儿），不过当夫妇俩手头宽裕时，他们会转去租一间家具房。虽说这些房间比起公共寄宿屋私密一点，但许多人都觉得里头的居住条件“糟糕透顶”。每晚10便士，租户可能会得到一个通风不良的房间，或是一个窗户破损、墙壁潮湿、木地板腐烂、天花板有洞的房间。热水就不要想了，在楼梯顶或后院里兴许会有一个发臭、失灵的抽水马桶。据《每日邮报》的一名记者说，这些少得可怜的家具是“在贫民窟最差的二手商贩那里可以找到的最旧的家具。这些家什……不值几个先令”。安妮现在住的地方与她在圣伦纳德山庄的客厅和起居室有着天壤之别。面对这种落差，她大概只能继续喝酒，好麻痹自己的记忆和情绪。安妮的处境真正的悲剧之处在于，与她周遭的大多数女人不同，她本不必在“伦敦最糟糕的街道”上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杰克·西维可以赚钱，就算赚不到钱，他们也总有她每周的10先令兜底，这10先令本来可以在别处租一个好点的房间，还可以买食物和煤炭。可是，他们把钱都用来买酒喝了——至少到1886年12月为止是这样。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
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妮的酒瘾和两人婚姻的破裂让约翰一蹶不振。他走的时候年仅45岁，在他去世前不久，米丽安把他形容成“一个白发苍苍、心碎欲绝的男人”。不管米丽安是否知道，约翰似乎也已经开始酗酒。他的死因被认为是“肝硬化腹水和水肿”。
约翰的死给安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来回温莎这一趟，不管她自己找了些怎样市侩的理由，她都不纯粹是为了钱才这么想见丈夫一面。回到多塞特街后，她一边哭一边向阿米莉亚细数自己经受的煎熬。安妮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的朋友回忆说：“丈夫死后，她似乎破罐破摔了。”
无论是因为没了那10先令的补贴，还是因为安妮愈发郁郁寡欢起来，总之杰克·西维决定和约翰·查普曼的遗孀结束关系。1887年初，他离开她回到了诺丁山。现在安妮的身边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同居男友的保护，她发现自己实在是无依无靠。由于缺少男伴的女人在贫民窟里很难活下去，所以找个男伴对她来说就变得势在必行。
有段时间，她似乎和一个叫“小贩哈里”的人在一块儿，此人是个兜售小书的酒鬼，也住在多塞特街的寄宿屋里，但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如阿米莉亚描述的那样，安妮并不快乐；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成了“一个可怜人”，“酗酒和沮丧……饥饿和疾病”是她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887年，她已经开始患上疑似肺结核的疾病，据分局外科警医乔治·巴格斯特·菲利普斯说，她这个病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开始影响到脑组织。虽然抱病在身，安妮还是努力试着挣钱。据阿米莉亚说：“她过去常会钩一些编织品，也缝椅罩，卖火柴和花。”每到星期六，她都会去斯特拉特福德市集，“有什么就卖什么”，来自附近乡村和东区的小商贩们都聚集在这里。1888年夏末，尽管安妮的病情不断恶化，但她仍坚称要跟着一年一度的大部队到肯特郡的田里去摘啤酒花，只要妹妹能给她寄几双靴子。
毫不奇怪，正是在安妮的这段人生低谷期里，阿米莉亚·帕尔默似乎对她最为担心。令人疑惑的是，阿米莉亚声称自己“经常替她这位朋友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她印象里这些人“住在布朗普顿医院附近”。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有读写能力的安妮会让别人代笔？是她有时候需要用钱，又病得写不动信，还是她根本不好意思开口？米丽安在她的陈述中声称，安妮从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住址，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羞愧，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家人会试图阻挠自己喝酒。不过，尽管安妮仍和家人保持着距离，但她发现要彻底切断和家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米丽安写道，有时候“她会回家找我们……我们给她衣服穿，并想方设法让她回来，因为她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史密斯一家对安妮踏上歧途感到很是伤心，有时候她向家里讨点小钱，家里也不拒绝。不过，弟弟方登可能帮了她更多。死因研讯时，安妮的弟弟在他相当混乱的证词中似乎表示，他同她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商业路，后来在威斯敏斯特又偶遇了一次。方登说，其中一回他借给安妮2先令，而另一回，他给了安妮2先令，没要她还。然而，报纸没有报道的是，和安妮一样，安妮的弟弟也是个酒鬼，不同的是他至少在某印刷厂的仓库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员。事实上，方登可能见过姐姐不止两次，只是不愿意对公众或家人表明。作为一个同样爱喝两杯的人，她的弟弟会比较好说话，也愿意请她喝点小酒。两人同病相怜，而且在这个禁酒的家庭里，方登受到的管束不会比安妮少。1888年9月7日，安妮从“亲戚”那里拿到的5便士更有可能来自住在附近的克勒肯维尔（圣巴多罗买医院的正对面）的方登，而不是她在骑士桥的妹妹们。
到了1888年，和爱德华·斯坦利的稳定关系让安妮好过了一些。爱德华·斯坦利是个45岁的“红脸”男人，“仪表堂堂”，在当地一家啤酒厂工作。虽然泰德——或按照他的绰号，“吃补助的”——声称认识安妮有两年了，但他们在那年夏天才开始半同居生活。那时，安妮已经成为多塞特街35号的常客，该处是一栋叫“克洛辛汉之家”的寄宿屋，她和斯坦利会在那里一起过周末。据寄宿屋的管事蒂莫西·多诺万说，安妮经常在周六来到布拉施菲尔德街的街角等斯坦利，随后两人一块儿去酒吧。斯坦利通常和安妮一起待到周一早上，在此期间，他做了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都会为女伴做的事：买单，其中包括安妮的住宿费用，钱至少会付到周二早上为止。在寄宿屋的居民和管事眼中，安妮和“吃补助的”是一对相好。斯坦利甚至向蒂姆·多诺万明确表示，他和安妮之间不是随便玩玩的，作为一个好妒的情人，他还要求寄宿屋的管事别让她和其他人走得太近。值得玩味的是，当安妮和“吃补助的”在一起时，有人说安妮买了几个铜戒指戴在左手上。斯坦利倒是信誓旦旦地表示戒指有两个，“一枚结婚戒指和一枚婚约戒（订婚戒指）”，还说戒指上有“华丽的花纹”。尽管这些戒指不是斯坦利送的，但看起来安妮希望装出一副两人是夫妻的体面样子。
纵然按照19世纪的标准，安妮既是“离异妇女”，也是“堕落女子”，但她并不是一个妓女。大约在波莉·尼科尔斯被谋杀的一年前，1887年7月19日，警察总监查尔斯·沃伦发布命令说：“警察（没有）理由称任何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她这样描述自己，或者被判卖淫……”该命令继续指出，尽管警员“可能对她的身份深信不疑”，但他“不应假定任一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有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点。正如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安妮·查普曼曾做过妓女或自认是妓女。与开膛手的受害者被浪漫化的形象相反，她从来没有穿着低胸的紧身衣，搽上绯红的胭脂“招摇过市”，在煤气灯下朝人投去挑逗的目光。她从来没有在妓院工作过，也没有过皮条客。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因行为不当遭到过逮捕，连警告都没受过。“在当地酒吧……对同阶层的妇女进行询问”之后，警方没有找到一个证人能证实她曾是卖春女中的一员。做这行的人通常都很出名，不仅彼此之间认识，附近居民和当地的酒馆老板也都知道她们。在贫穷地区，卖春算不上什么丢脸的事，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是妓女的话，她的朋友、家人和伙伴都不会羞于公开承认此事。
由于警方坚持认为，白教堂谋杀案的犯人要么是敲诈勒索的皮带帮，要么是专杀妓女的独行杀手（在这个阶段被认为是约翰·皮札，人称“皮围裙”），因此受害者非是卖春女不可。显然，因为没把查尔斯·沃伦7月19日的命令当回事，h分部的警察大笔一挥，便在安妮表格上的“职业”一栏里写上了“妓女”。就像在处理波莉·尼科尔斯的案件时一样，当局带着先入之见开始他们的调查：安妮一定是个妓女。他们此后的调查方向，以及在死因裁判法庭上的态度和讯问工作都是基于这一看法。
各大报纸也无意对该假设提出质疑。由于这起谋杀案发生在波莉·尼科尔斯的死因调查过程中，媒体便抓住机会将两起案件联系了起来。这两起相似的谋杀案在几周内相继发生，让报纸陷入痴狂之中。大量记者涌入白教堂地区。谋杀案使报纸大卖，编辑们不得不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些故事的热度。报纸希望煽动起“道德恐慌”感；他们想要采访稿件、实地考察、评论文章和安妮·查普曼死因研讯的详细报道。结果这引发了一场恐慌性的写作大潮，其规模远远超过尼科尔斯案所激发的写作。报纸上出现了各种道听途说的矛盾说法、漏洞百出的笔记记录，以及为迎合特定的新闻角度而歪曲过的证词。然而，与波莉·尼科尔斯的谋杀案一样，死因研讯时所有实际发言的官方记录以及关键的警方文件都丢失了，以至于没有一套权威性的案卷可供参考。因此，关于安妮·查普曼在白教堂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已知信息都来自这堆颠三倒四的登报“事实”。
阿米莉亚·帕尔默、蒂姆·多诺万，以及克洛辛汉之家的夜间管理员约翰·埃文斯（他似乎对安妮及其行踪最为熟悉），这几位在死因裁判法庭上的证词，根据报刊不同有着很大的出入。如果把这些报道放在一起对比，各种说法之间明显矛盾。9月9日的《卫报》写道，阿米莉亚说：“她（安妮）没有在街上流连的习惯，而是做点椅罩来售卖，作为平时谋生的手段。有时她会进些花或火柴，以此糊口。”这种说法在一些由特稿供应社供稿的北方报纸上得到了重复，其中包括《赫尔日报》和《东区晨报》。相比之下，总爱耸人听闻的《星报》在11日的报上声称阿米莉亚说：“恐怕死者曾经部分地靠站街维生。”其他报纸，包括《每日电讯报》，对阿米莉亚的证词引用得更加含混，只提到安妮“有时会在深夜外出”。有些报刊甚至在论述安妮的生活方式时连个消息来源都不注明。
多诺万和埃文斯的证词也同样任人摆弄。11日的《晨报》报道，约翰·埃文斯说“我知道死者晚上外出，但是和她有关系的男人据我所知只有一个”，而蒂姆·多诺万则坚称“我不知道死者有没有站过街”。多诺万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店里有这么多房客，他不太会对某一个房客的日常活动有过多的关注或兴趣，除非有这个必要。就算读者在新闻报道的矛盾中刻意拣选自己想看的内容，多诺万那经春秋笔法处理过的证词也没有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安妮靠卖淫为生。一些报刊的报道显示，多诺万似乎被问到了安妮的男女关系问题，另一位证人伊丽莎·库珀也是如此，后者被公认和安妮关系不好。这不仅是因为库珀前不久为了一块借来的肥皂与安妮大打出手，还因为同安妮好过的“小贩哈里”是库珀的现任对象。管事和伊丽莎·库珀都断言，就他们所知，安妮只和两个男人好过，即哈里和泰德·斯坦利。然而，库珀后来声称看到安妮“和其他几个男人在一起”，尽管她补充道“她只是顺便把他们带到寄宿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依照蒂姆·多诺万的证词，这些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在多诺万的证词中，他解释说泰德·斯坦利曾要求过他，如果安妮和别的男人来克洛辛汉之家，“不要给他们床位”。管事坚持说自己遵守了诺言，并在辩护中提到：“通常情况下，（安妮）都是要一张双人床。”没人问两位证人为什么安妮一个人要睡双人床，也没人问他们，安妮到底有没有不顾多诺万所谓的阻拦成功带人进来，或者在被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她又做了什么。同样，也没人知道安妮与这些男人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否像安妮的情敌所暗示的那样只是“顺便”。甚至查尔斯·沃伦在他的警察令中也认识到，要从身份和行为上区分妓女和其他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很困难的。而当一个女人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时，情况尤其如此，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无视了这些难以分辨的地方。故事是在先入之见的基础上编织而成的，而先入之见总是说，安妮·查普曼是个妓女。《星报》自信地宣称：
我们能够看到查普曼这类底层妇女不得不过那样一种生活……也许她一直睡到夜幕降临才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随后她似乎在卖酒的店家之间穿梭，与同道的男男女女一起纵酒狂欢。
但是，《星报》和其他类似报刊并没有把安妮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仅仅视其为“底层”的一部分，所有的贫困妇女，无论其年龄或处境如何，都被归入其中。正如《每日邮报》所指出的：“没有一个犯罪中心是人人都犯罪的，即便是多塞特街的寄宿屋，也并非全住着极端堕落之辈。”与《星报》所暗示的不同，安妮并没有整日睡觉，以便在晚上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她缝布头、钩毛线，一心想通过阿米莉亚·帕尔默说的那些她自己的小生意来赚钱。报纸对她的描述也没有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安妮患有肺结核，就算不是性命攸关，却也足够严重。她不仅服药，在她死后找到的遗物中还有着两瓶药和一些处方信，处方信似乎是她某次去圣巴多罗买医院看病时拿到的。除开想和泰德·斯坦利过夜外，身患疾病也是她坚持要有一张8便士的双人床的重要原因。这些“双人床”四周围着一道木头隔板，不仅提供了难得的隐私，而且正如克洛辛汉之家的另一住客伊丽莎白·艾伦所评论的那样，“8便士的床”具有“比4便士的……床更大的优势。睡便宜床位的房客……一大早就要让出床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安妮会很珍惜在床上多躺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她就会在上午10点左右被赶到街上，带着高烧、疼痛和折磨人的剧烈咳嗽。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安妮变得越发依赖泰德·斯坦利来帮她付住宿费。9月1日和安妮过周末时，泰德像往常一样给了安妮足够的钱，保证她能住到下周二。当天下午，阿米莉亚·帕尔默发现她的朋友“面无血色”，在斯皮塔佛德教堂旁边慢慢走着。安妮向她坦白说，自己不舒服，想去诊疗所一趟。她身无分文，“那天连杯茶都没喝过”。阿米莉亚给了她两便士，并叮嘱她别拿去买朗姆酒喝。她再次见到安妮是在周五了，7日那天，安妮在多塞特街上徘徊，看起来和早几天的时候一样病恹恹的。阿米莉亚问她是否会去斯特拉特福德卖她的钩织品。“我病得太厉害了，什么都做不了。”安妮疲惫地回答。十分钟后，阿米莉亚转了一圈回来，震惊地发现她的朋友还站在原地。安妮身上没有一分钱，而且病得太重，无法挣到急需的床位费。“自暴自弃也没有用，”自知处境危急的安妮对阿米莉亚说，“我必须振作起来，去弄点钱，不然我就没地方住了。”
有一个谜团是报道安妮故事的记者们始终没能解开的，也就是那一周里安妮究竟去了哪里。蒂莫西·多诺万证实，自从安妮于4日（即周二）下午离开多塞特街35号后，他直到周五才再次见到她。人们相信安妮去了圣巴多罗买医院的诊疗所，但由于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住院病人的登记册上，她多半是做完检查就被打发走了。同样，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现存的临时收容所的入所登记册上，就算她真的去了收容所，也顶多能说明两晚的情况。总的来说，从安妮过去的表现来看，她不去收容所也很正常，没有证据表明她曾经在伦敦的临时收容所或济贫院里待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住进这些地方就不能喝酒了。据1904年流浪法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那些嗜酒如命的人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在收容设施里受到种种限制。
由于安妮从来没找弟弟妹妹收留过她，白教堂的寄宿屋管事或居民中也没有人站出来说，除了克洛辛汉之家外她还有其他常去的住处，因此她采用这些做法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艾伦断言，安妮的钱只够她在多塞特街35号“每周住三四个晚上”，也就是她与泰德·斯坦利同住的那几天。从逻辑上讲，这就意味着安妮一周至少有三个晚上没有床睡。假使一个酒鬼穷困潦倒、体弱多病，一心只想着弄到钱买酒喝，那么指望这个酒鬼每晚能有固定的床睡是不现实的。社会评论家霍华德·戈德斯米德说，和泰晤士河堤岸、海德公园和伦敦桥一样，白教堂“夜复一夜，挤满了没钱过夜的宿客”。他目睹了许多人“蹲在别人家门口，或是蜷缩在人行道上”睡觉。“几十个无家可归的人，有男有女”，戈德斯米德形容他们是“饥饿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女人”，这群人聚集在斯皮塔佛德的基督堂附近，一些人“扒着栏杆，或是蹲在墙边”，其他人则半靠半躺在环绕建筑物的带栏杆的矮墙上。戈德斯米德评论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因为交不起夜宿费，而被平时住的位于特劳尔街、弗劳尔迪恩街和多塞特街的寄宿屋拒之门外。他写道：“当你走进一家廉宿的厨房时，如果你以为眼前这些人到了晚上都会在此地过夜，那你就搞错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常客，考虑到这些人经常光顾，管事允许他们在燃烧的炭火堆前度过晚上的时间，或长或短。哪怕管事并不徇私，他也知道最好不要得罪常客。然而，随着夜色渐深，这些可怜人开始坐立不安、情绪焦躁。他们两手插在空空如也的口袋里，来回踱步，每当有人推门进来就投去目光，盼望来者是个“老伙计”，没准儿能借到半便士好凑齐夜宿费。终于，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他们磨磨蹭蹭地走到街上，准备以天为盖度过这个夜晚。
9月7日晚，安妮·查普曼就面临着此种情况。蒂莫西·多诺万说，那天下午安妮重新出现在了克洛辛汉之家，解释说自己之前因为身体不舒服去了诊疗所，接着询问能不能在楼下的厨房里坐一会儿。多诺万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在傍晚时分（差不多是阿米莉亚遇到她的时候）她又离开了。到了午夜，有人看到安妮再次回到厨房，让一个叫威廉·史蒂文斯的房客去附近酒吧替她买一品脱啤酒。据此推断，她看来是“去找过亲戚了”，并设法讨到了5便士。这笔钱本可以拿来付床位费，但一眨眼就换成了酒。和史蒂文斯喝完一品脱啤酒后，安妮去了多塞特街和商业街转角处的“不列颠尼亚”酒吧。畅饮一通后，安妮再度回到克洛辛汉之家的厨房，吃了一些土豆。那时大约是凌晨1点45分，多诺万开始驱赶厨房里那些没有钱住宿的人。他叫夜班看守约翰·埃文斯去楼下收钱。安妮囊中羞涩，但还是走进多诺万的办公室，特意恳求他能留下自己常睡的29号床。
有趣的是，蒂姆·多诺万向警方透露，安妮曾特别“恳求他相信自己”会交上那晚的夜宿费，但这一点从未见诸报端。面对安妮的请求，“他拒绝了”。如果此事流传开来的话，多诺万很可能会因为他在安妮之死中扮演的角色而面临更严重的公众指责。“你弄得到钱买啤酒，却弄不到钱付床位费。”据说这位管事面对她的央求时是这样回答的。或许是不愿承认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又或许是自尊心作祟，安妮叹了口气回答说：“帮我留一下床位。我很快回来。”
她拖着病恹恹、醉醺醺的身子走下楼，“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思考自己接下来能怎么做。就像戈德斯米德笔下穷困潦倒的房客一样，她多半也在考虑有哪个“老伙计”可以借她一笔夜宿费。然而，当安妮沿着布拉施菲尔德街向斯皮塔佛德的基督堂走去时，更有可能的是，她已经准备好了“以天为盖度过这个夜晚”。
她踏上了多塞特街，身后克洛辛汉之家的灯光逐渐变得暗淡模糊，与此同时，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她之后的内心活动了。在黑漆漆的街道上她如何左右穿行，路上她又同谁说过话，这些将再也无从确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最后抵达的地方。
汉伯里街29号是该地区的典型住宅。这栋房子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高三层楼，里头有八个破败的房间，住着17个人。由于房间是单独出租的，所以没有人关心那些公共空间：走廊、楼梯、平台，或是作为房产一部分的后院。不管是院门还是楼门都没上锁，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这里的公共空间（虽然比较隐蔽）进进出出。根据警察和居民的说法，这个地方在这一带混迹街头的居民当中很有名。偶尔，“陌生人”会“在院子里干伤风败俗之事”，露宿者也经常会占用院子。
如同戈德斯米德笔下任何一个寄宿屋房客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里，安妮一定已经对最适合过夜的角落、最不显眼的门口和最少人经过的通道烂熟于心，清楚在哪里可以求得一夜安稳。安妮并非在9月8日清晨才偶然发现挨着汉伯里街29号的院子。她其实很熟悉此处，因为这里僻静，才专程寻过来。她多半知道房子的台阶和栅栏之间有一处空隙。这个地方颇为理想，她可以背靠墙蜷缩起来，当发现这里没人的时候，她一定松了口气。
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大约在9月8日或9日的某个时候，史密斯家的姐弟们，即艾米莉、乔治娜、米丽安和方登，收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不管消息是来自警察的拜访还是报上的报道，发现姐姐成了残酷凶案的受害者，这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艾米莉、乔治娜和米丽安不忍心告诉老母亲，她那个酗酒离家的孩子被杀害了，而且死得如此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她们压抑内心的悲痛，握着安妮遗下的一双子女的手，两个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母亲遭遇了什么。随着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报纸上，称安妮是个妓女，并对她的堕落生活加以描绘，安妮的妹妹们所承受的痛苦和羞辱是无法想象的。对这三名虔诚的女性来说，颜面扫地又有苦难言，一定让她们痛苦不堪。
作为家中的男丁，那些需要公开露面的糟糕差事，都落在了方登的身上，而方登除了悲伤之外，还多了一份独属于他的心烦意乱。他，和安妮以及他们的父亲一样，也是个酒鬼。也许他最近瞒着家人见过安妮，给了她几个硬币，没准儿还一同喝了两杯。是方登指认了他姐姐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并参加了死因研讯。研讯时，他悲痛过度，几乎说不出话来。
方登·史密斯是个坚强的人。这场不幸击倒了他，当他倒下时，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酒，尽管他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在丧姊之痛的折磨下，不到一个月方登就崩溃了。自打从老板那里偷钱买酒后，他便失去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朋友出手相助，帮他找到了另一份活计，但这并没有让方登好过起来。一天，不堪重负的他喝得烂醉，偷了老板一大笔钱，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消失了。
一周后，家人收到了一封来自格洛斯特的信，原来方登走进警察局自首了。“噢，我亲爱的妻子，喝酒害人，”他在供认书的结尾处写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让孩子们碰它。”
安妮的弟弟被带回伦敦，在马尔伯勒街裁判法院受审，他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在米尔班克监狱服三个月的苦役。获释后，方登决心从头来过，于是带着妻儿穿越大西洋，前往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得克萨斯州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