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莉去领取生活费时，塔文纳先生告知她威廉没来交钱。最终，在兰贝斯联会的命令下，威廉被传唤到裁判法院解释他的行为。他早已备好了答案。他呈上精心收集的证据，证明妻子“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通奸”。据爱德华·沃克说，女儿否认了自己在与另一个男人同居，但法官似乎对这些材料深信不疑。经裁决，威廉可免除经济责任，于是，在1882年7月28日，他和情人收拾好东西，牵起孩子们的手，告别了他们在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生活。在他离开之际，楼管在账簿上及时记上了一笔，说威廉·尼科尔斯是一个“好房客”，但“欠租离开”。后来“好房客”这几个字被划掉了。
在众多可能性中，波莉的抗辩说出了真相，即在本案提交给地方法官时，她并没有“处于通奸之中”。假使她仍然和乔治·克劳肖在一起，又或是有别的相好罩着她，她就不至于因为没了津贴而变得一贫如洗。1882年4月24日，波莉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兰贝斯联合济贫院——这次是无限期居留。除了1月份在诊疗所住的一小段时间外，她在济贫院里待了整整11个月，并于1883年3月24日离院。她似乎曾设法在社会上立足，可结果又回到了这里，从5月21日待到6月2日。
与监狱不同，在济贫院里，被收容者可以随时选择脱离联会的照顾。然而，如果没有工作机会或可支配的钱，就无从摆脱贫困的循环。那些出院的人，离开时只带着肚里最后一顿饭和几块面包。从理论上讲，这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扛到他们找到工作，赚到足够的钱吃住。而现实中，被收容者经常一离开济贫院就混迹街头：乞讨、卖淫或偷窃，只为弄到吃饭的钱和一晚的住宿费用。还有许多人最终不得不露宿街头。
这一次，很幸运的是，当波莉离开济贫院时，她的父亲和哥哥为她打开了家门。位于吉尔福德街122号的房子离皮博迪公寓不远，对于哥哥、嫂嫂、五个年幼的孩子和老父亲来说，已经拥挤不堪。无论过去有什么障碍阻止波莉与家人一起生活，现在都不是问题了。爱德华·沃克后来动情地称，只要头顶有片瓦遮身，他就不会把女儿拒之门外，但事实证明，与长大成人的孩子一起生活并不总是容易的。
如果说波莉在婚姻最后的阵痛中学会了借酒消愁，那么她对酒精的渴求在分居后只会变得更加强烈。由于济贫院里基本上禁止饮酒，住在那里可能防止了她的酒瘾扎根；然而，在离院后，波莉就百无禁忌了。尽管爱德华·沃克从未透露过女儿在与他同住时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他确实暗示她在当地酒吧里度过了大量时间。随着哥哥的家庭不断壮大，波莉或许会想要摆脱她在家中日益尴尬的位置。她内心的羞耻感也不能低估；她已经失去了家庭、丈夫和尊严。更令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她的孩子，眼前的侄女和侄子肯定会不断提醒她作为一名母亲的无能。喝酒为她的心灵提供了出口。
争吵开始了。波莉的酒瘾就算发作不多，对小房子里的温馨家庭环境也依然是一种破坏。尽管沃克坚持认为他的女儿“没有在外面待得特别晚”，“不算爱玩”，他也没“听说有任何不正当行为”发生在那群“和她经常来往”的“年轻男女”间，但波莉在家的所作所为终于让这个家再也容不下她了。据称在1884年为此吵了一架后，波莉干脆决定搬出去住。她的父亲说：“她觉得这样对她比较好，我就没有留她。”
虽然沃克表示女儿酗酒给他们的父女关系造成了裂痕，但另有一些他没细讲的情况，似乎在随后几年里让裂痕进一步加深了。
波莉之所以离开父亲的庇护，很可能是为了和她认识的一个男人住到一起。1884年3月，住在约克街附近的铁匠托马斯·斯图尔特·德鲁失去了妻子。德鲁现在快40岁了，孤家寡人，有三个女儿需要照顾，处境与爱德华·沃克丧偶时如出一辙。他的女儿们需要一个母亲，也许正是波莉小时候有过类似经历，才让她被这个鳏夫和他的家庭吸引。不管波莉的父亲怎么想，德鲁似乎为波莉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家，并让她有机会再次感受到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人需要着。尽管波莉和父亲不再往来，但当爱德华·沃克在1886年6月见到她时，沃克注意到她的衣着和举止都显得很体面。
考虑到他们相遇的场合，这也是应该的。那个月早些时候，大约午夜时分，波莉的哥哥和他老婆坐在厨房里聊天。就在沃克太太离开房间去睡觉时，她听到身后突然传来爆炸声。当她跑回厨房，她看到丈夫的头发正在熊熊燃烧；他本来打算熄掉的煤油灯已经爆成一个火球。夫妇俩的尖叫声惊动了其他房客，他们试图扑灭火焰，但当时爱德华的右脸和胸部已经被三度烧伤。大伙急忙叫了辆出租车把他送到附近的盖伊医院，此时他陷入了昏迷。到傍晚来临时，他已经死去了。
对波莉来说，仅有的手足去世所带来的冲击，是那一年降临到她身上的一系列不幸中的头一个。她与托马斯·德鲁的稳定关系很快就开始动摇了，这多半不是偶然。如果说波莉在新家的生活中一度控制住了自己的酒瘾，那么爱德华的意外去世可能让她再次抓起了酒瓶。到了11月，她和德鲁已经分开，没到年底，德鲁又娶了一个新娘，一个他可以明媒正娶的女人。同她在一起，德鲁不用再担心名不正言不顺。
在19世纪，分居在大多数人眼里意味着做一个“活死人”，因为法律尽管认可已婚夫妇分开居住，却不允许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之后所有的男女关系都会被认为是通奸，而结合生下的小孩都会被认为是私生子。由于离婚和再婚在工人阶级间是不可能的，邻里和家人往往倾向于对希望同居的中年夫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正如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布斯所说，哪怕是这种程度的容忍，也是有其限度的。“我不知道这种性道德观在多大程度上为更上层所接受，”他写道，“但我相信它构成了工人阶级里上层和下层之间最清晰的分界线之一。”对于像托马斯·德鲁和爱德华·沃克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是骄傲的技术工人，收入也不少，终归接受不了偷偷摸摸的关系。
不幸的是，在1886年秋天，无论是和丈夫生活还是同事实上的伴侣生活，对波莉来说都不再可能。没有了威廉曾经支付给她的生活费，没有了家，也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养活自己，她无处可退，只能再次投入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的冰冷怀抱。
4“无家可归的人”
到1887年10月，秋天已经开始向那些在特拉法加广场过夜的人洒下寒意。一些人蜷缩在长椅上，其他人则睡在石板路上，半个身子盖着昨天的报纸，徒劳地试图保暖。疲惫的老头老太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倚靠着国家美术馆下边的墙。赤脚的孩子们在角落里把自己蜷成球，像小狗一样睡去。一天夜里，《蓓尔美尔报》的编辑斯特德穿过广场上露宿的人群，摇摇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400个人，有男有女，混杂着睡在一起，我在全世界最好的酒店的阴影下清点他们的人数。”有个女人瘫坐在一只石狮子的底座上，又或是头靠长椅躺着，那就是波莉·尼科尔斯，寒风中的她无人知晓。
天亮后，失业者和“社会主义伙伴”源源不断地加入露宿者的行列。在那个秋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纳尔逊柱的底下。他们举着红旗和横幅，唱着歌，高喊着关于劳动者权利的口号。演讲者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引起阵阵欢呼、嘲笑或嘘声。恶劣的天气，甚至那像帷幔一样笼罩着现场的刺眼的硫黄雾，都未能阻挡观众的热情。前来的男男女女中，有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有戴小礼帽或平顶扁帽的“体面人”，他们或是耸肩插袋，或是抱着孩子，全神贯注地站着听讲。在10月的最后几周里，和波莉一同聚集在广场上的，有作家、纺织设计师兼社会主义者的威廉·莫里斯，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同盟的几个伙伴，包括约翰·亨特·沃茨和托马斯·沃德尔。他们是来观察和辩论的，沃茨还站在柱子下面，朝着民众发表他的高见。
演讲和示威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吸引了同样多的善心人士。一些人来到这里施以援手，向那些把特拉法加广场当作客厅的“无家可归的人”分发面包和咖啡。另一些人则分发《圣经》或寄宿屋准入券，这些寄宿屋早已人满为患。好心人因为关心贫民和底层人的苦难而聚集在此，也使乞丐们收获颇丰。警察队伍的人数明显比不上群众，他们保持着令人不安的距离，来回巡逻、竖起耳朵、监视现场并等待暴力事件的爆发。暴力事件确实经常发生。从10月底开始，每日的示威和游行变得越发激进起来。一些演讲者在特拉法加广场散布的威胁使警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有人发誓要点燃整个城市，要攻占伦敦市长官邸，砸碎摄政街的窗户。抗议者队伍在出发游行时，似乎决心要给跟在身后监管他们的警察一点颜色看看。10月19日，一群人冲进河岸街，想要往伦敦城游行，引发了小规模冲突。警察将他们推回查令十字车站附近的小院里。栏杆倒了；示威者受伤、发生踩踏。人们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也难逃拳打脚踢。第二天，人们游行到庞德街。惊恐的店主们看到“暴民王”逼近急忙关上窗户。25日，游行队伍一路行进到贝尔格莱维亚，对着上流社会的窗户吼唱着革命歌曲。
为了清除广场上的“闹事者”，警方想了很多办法，尤其是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警察总监利用《流浪法》，对“全市所有在寒冷天气中被发现在夜间游荡或露宿的流氓游民和流浪者……采取逮捕措施”。24日晚清除行动开始时，布洛克督察正在值班。特拉法加广场一直是他的巡逻区域，许多在那儿睡觉的人他都脸熟。10点左右，一名义工出现了，向广场上的“170名无家可归者”分发面包、咖啡和寄宿屋准入券。由于这天晚上看起来特别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去了券上所列的寄宿屋，“但有几个人回来说地方都满了”。布洛克提出要护送他们去圣吉尔斯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但他们很多人说绝对不去”。然后，这位官员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留下来，他将逮捕他们，于是他同两名警员将其中30人送到了麦克林街的济贫院。途中，有11人从考文特花园的小路溜走了。当这些逃走的人再度现身时，布洛克一点也不惊讶，“他们坐在广场上抽着烟，七歪八倒的，还争抢平台上路人扔下的钱”。他逮捕了其中十人，“六个女人，两个女孩和两个男青年”，其中就包括波莉·尼科尔斯。
波莉当晚可能喝了几杯，不肯进牢房去。她在警局里骂人、打架，“非常不守规矩”。第二天早上，她被要求在地方法官布里奇斯先生面前说明自己的情况。当囚犯被带入法庭时，《晚旗报》的记者评论道，他们“看起来很可怜，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根据警方的陈述，“尼科尔斯”是“广场上最糟糕的女人”。警方描述了她和其他一群女人是如何在国家美术馆的阶梯下乞讨的，阶梯将美术馆和特拉法加广场分隔开来。她们等待“有身份的人”出现，这时她们会“脱下披肩、抖抖索索，装作自己很冷，以博取同情”。这一花招似乎颇为奏效，至少足够波莉喝上一杯，并在寄宿屋住一晚，只要她愿意。乞讨能保证她不用再回济贫院，正如她向法官解释的那样，她不愿去临时收容所，“因为收容所早上不开门放人，进了那里就没法上工”。这个借口漏洞很多，法官大概也心知肚明。由于波莉·尼科尔斯从那年5月开始就一直在流浪，她不太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工作。
1886年11月15日，波莉怀着沉重而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兰贝斯济贫院。与托马斯·德鲁在一起时享有的安全感如今不复存在，她发现自己眼下的处境似曾相识，当年和威廉·尼科尔斯分开后她就已经体验过一次。然而不同的是，她的未来比那时还要没有把握，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从分居丈夫那里获得抚养费的权利。在入院登记簿上，她的名字旁边写着“无家可归，职业：无”。经历了兄长去世以及和父亲的疏远，她的孤独感和羞耻感一定十分强烈。
幸运的是对波莉来说，这次她在济贫院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大多数济贫院推行的计划，旨在培养女孩和年轻女性去从事家政工作。这不仅为那些本来可能会误入歧途的女孩提供了学习手艺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还有助于减轻济贫院的开支负担。对当地纳税人来说，被收容者越少，他们的花费就越低。兰贝斯济贫院似乎已将此举进一步推广，把年纪更大的妇女也安排去做帮佣。其理由也是类似的，那些本会困在济贫院的贫困循环中的妇女，将因此得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由于大多数中年妇女在做饭、打扫、缝缝补补和照顾孩子方面有数十年的经验，她们做起帮佣来很容易上手。她们知道如何清洁炉栅、擦洗地板、护理生病的婴儿并准备三餐。有很多雇主看中济贫院提供的这些免费或低薪的劳动力，愿意对她们的不良背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入选这样的计划，波莉必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良好的性格，通过她的勤恳、服从和温顺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机会。由于济贫院里没有酒，她多半不难过关。12月16日，如登记册上所写的那样，波莉正式“获准离院做工”，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遗憾的是，这份工作没能持续很久。主人和佣人合不来是常有的事，第二年春天，波莉丢了工作，虽然原因不明，但应该不是她犯了过错。无论情况如何，1887年5月，波莉似乎无法忍受一直在济贫院待下去，于是决定冒险去流浪。流浪者或游民靠打零工和乞讨过活，根据个人情况，有时还会犯罪或卖春。不幸的是，《流浪法》并没有试图区分这些“职业”身份，任何流浪街头的人都被等同视之，并被简单地归为麻烦人物。然而，流浪者的生活和谋生手段因人而异，往往由年龄、性别、健康与否或其他情况决定。流浪者不挑工作，他们在街上兜售各种东西，干体力活儿，比如在市场和码头装卸货物，或偶尔为工人家庭带带小孩、打扫卫生。男男女女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不断寻找工作、食物和住所，这使得他们从城市的一头“流浪”到另一头，从寄宿屋到济贫院到酒馆，循环往复。尽管有些流浪者认为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想睡哪里就睡哪里，但绝大部分人还是迫不得已才过上了这种生活，因为他们没有钱，又受不了济贫院的压抑。不过，有需要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排斥使用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
临时收容所的想法是在1837年提出的，老百姓常常叫它“尖刺”，当时政府要求济贫会当局为所有穷困潦倒且急需住宿的人提供临时过夜的住所。与济贫院一样，临时收容所也不是为舒适而设计的，位置通常设在济贫院的一侧厢房。其目的始终是劝阻流浪，同时提供最敷衍的援助。流浪者会得到令人作呕的稀粥和面包，并可以在所属性别的宿舍里过夜，代价是第二天要干几小时的活儿。到19世纪末，任何进入临时收容所的人都要在肮脏的床上度过两晚，中间要劳动一整天，捡麻絮、打扫卫生或砸石头。如果所长认为被收容者不够卖力，抵不了食宿，他们就会被关禁闭。众所周知，临时收容所和济贫院都是恃强凌弱者的庇护所。
“尖刺”的悲惨程度丝毫不亚于济贫院，只是人们在那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勉强可以忍受。尽管如此，住宿还是一床难求。每到下午，临时收容所门外就开始排起长队。入住通常在5点到6点之间开始办理，而且不能保证人人有床位，尤其是在冬天。与进济贫院一样，临时收容所的入住者在获得床位后，所里会分给他们稀粥，然后要求他们脱掉肮脏的街头衣服。等待这些衣服的不是清洗，而是在高温下“炖煮”，好杀干净虱子或跳蚤。作为替代，被收容者在公共浴池的黑水里洗过澡后，会领到睡衣并换上。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写他的揭露性作品《深渊居民》时，亲自在“尖刺”过了一夜，他震惊地发现，22名被收容者在同一缸水里沐浴，接着使用“从其他男人身上沾湿的毛巾”。杰克·伦敦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的背上“血迹斑斑”，那是“害虫叮咬”的下场。
害虫的叮咬、狭窄铺位上稻草填充的床垫带来的不适，以及宿舍内的紧张气氛，使人们很难睡个好觉。社会调查员斯托拉德在一间女子宿舍过了一夜，她称自己“整夜都是在持续的痛苦状态中”度过的。她说她“身上爬满了虫……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为了在密闭、不通风的房间里“吸口新鲜空气”，她不得不“尽可能地往门口挪动”，只盼有几丝微风可以“从狭窄的门缝里吹进来”。尽管7点钟宿舍门就关了，被收容者理应好好休息，但斯托拉德描述了当时收容所里常见的混乱情况。整个夜晚都充满了不适和骚动：妇女们因为食物而反胃，其他人醉醺醺地进门，孩子们哭闹、打架。有些人不睡觉，凑着唯一一盏煤气灯的灯光聊天，“唱着下流的小曲”。无论他们睡没睡着，他们都会在早上6点被叫起来开始工作。在后一天早上9点被释放前，他们还要再吃几顿稀粥和放了很久的面包，然后度过最后一个地狱般的夜晚。
在临时收容所过夜的问题之一是，这往往会对第二天找工作造成妨碍。大多数体力活儿早上9点前就开工了，那些真正想找工作的人可能要走很远的路才找到能干活儿的地方。如果当天既找不到工作，也没钱吃饭住宿，流浪者就会被迫再次开始整个循环，去另一家临时收容所门口排队。由于法律禁止流浪者在30天内回到同一家“尖刺”，大多数在邻近设施之间兜圈子的流浪者，经常更换名字以逃避规定。流浪者的生活几乎总是在饥饿、疲惫和难熬的状态中度过：寒冷、被雨淋湿、被咬得发痒、穿着磨破的鞋子走好几英里走到脚痛，更不用说还要忍受心理上的折磨了。他们的生活完全就为了一口饭奔忙，寻寻觅觅好几个小时，只为了赚一点零钱或讨几个铜板。如果他们能找到人雇他们一天，哪怕是几小时，干点卸货、举广告牌或替血汗工厂的工人照看小孩的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赚到足够的钱，在廉价的寄宿屋住上一两晚。当然，前提是这笔钱没有在绝望的冲动下被拿来换酒。据估计，在19世纪中期，“伦敦有七万人……每天早上起来，丝毫不知道今晚该在哪里过夜”。无论他们是在临时收容所、寄宿屋里过夜，还是像常有的情况那样，在星空下度过一个晚上，波莉就是这些流浪者中的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伦敦游民。
在拼凑那些开膛手杰克遇害者的故事时，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和媒体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睡在寄宿屋里的弃妇也经常露宿。就像住临时收容所一样，她们也会睡寄宿屋和蜷缩在别人家门口过夜，这些手段被交替使用着。这样的生活在流浪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所言，这种忽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生活优渥的阶层只是单纯不懂得无家可归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在《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一书（此书是那个时代对贫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每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人露宿街头可能是个新闻。”
午夜过后，几乎不再有人走动，当我们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面那些在风雨中的人，他们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缩在大桥拱廊下整夜颤抖。然而，这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心灰意冷，很少会发出声音去惊扰邻人的耳朵。
露宿者可能觉得自己在“体面社会”的眼中近乎隐形，但他们的身影遍及伦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据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间。根据卜威廉的记录，1890年的一个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园市集有98人。据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海德公园栖身。不过，这些场所仅仅是最一目了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个街区都挤满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边一带是另一个热门地点，此外还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面包车等，这些受欢迎的小角落在伦敦随处可见”。
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无家可归的经历对任何沦落至此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像波莉这样流离失所的妇女，还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护时，人们便把她视作弃妇，而弃妇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女人，也因此，弃妇就背上了没操守、不检点的名声。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为了食物和床，这些妇女什么都肯做。因为走投无路，她们便只能任人鱼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用征得她们本人的同意。
玛丽·希格斯曾经伪装成女流浪者潜入这一群体，她惊恐地发现，破衣烂衫的她不断受到男人污言秽语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一位女士的穿着，哪怕是一名正经的女工的穿着，竟是一种保护，”她写道，“一个男人对穷女子那肆意妄为的眼神，你必须先身有所感，才会心有所识。”她住进一家临时收容所里时，得知好色的男门房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却被告知在另一所济贫院里，“女门房几乎把照顾女流浪者的任务完全交到了一个男人手上”，周围默许“他对她们为所欲为”。还有一次，在她露宿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开始用一种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话。他问我丈夫在哪儿，并含沙射影地说我一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要她跟自己过夜，说会给她一份早餐。在经历了五天路上男人的这种对待后，希格斯得出结论：“我不应该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当时，希格斯与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妇女警告她说，如果她要继续流浪下去，必须得“找个男人一起”。许多妇女这样做了，并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汉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关系。她们的“随便”作风随后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用来加强警察和媒体心中“所有流浪妇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斯托拉德探访几家女子临时收容所时，她从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与玛丽·希格斯听到的相差无几。在斯托拉德的报告中，她讲述了“暴躁的莎莉”的故事。莎莉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脸因为早先的中风而变得扭曲。一天，斯托拉德注意到莎莉的一只眼睛青了。当她询问莎莉出了什么事，“暴躁的莎莉”说这是“因为我不肯让一个男人得逞”。她解释道，当时她在兰贝斯的纽卡特街，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提出要给她买一便士的海螺和一个两便士的馅饼。
于是我们慢慢地走着，走到一户人家门口，他停下来给了我一个先令。他说这算是过一晚的钱……他问我收不收这钱，我说，哦，不！我不做这种生意。他就猛地一拳打过来。
当莎莉向一名警察求助时，警察嘲笑了她，并开玩笑说“这人口味真重，才能看上这样的人”。另一名警察也是类似反应，“他……听都不听，把她从人行道上推到大街中央”。斯托拉德被莎莉的处境打动，问她是怎么在街头生存的。她的回答显示，似乎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办到的：
很难跟你说清楚。我不做下三烂的事。你懂我的意思；我讨饭，捡能捡的东西，为了一点吃的或者晚上睡觉的地方到处转。有时候我靠收容所这儿给我的东西过活；有时候我会拿到几个便士。
出卖身体不是女性流浪者获得食宿的唯一手段，也非她活下去的首要能力。即便她真的诉诸此道，在那些不如年轻同性有身体诱惑力的大龄妇女中，“临时卖春”往往也不涉及插入式性交，而是帮忙手淫或是让人伸进裙底摸两下。这个时代关于无家可归的穷苦女性有不少危言耸听的文章，焦点大都集中在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身上，而没有考虑到上年纪的妇女面临的情况略有不同。对这些妇女来说，还有其他路可以走。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乞讨，甚至是在乞丐间乞讨，可以获得多活一天所需的几分钱、一杯茶或一块面包。正如社会评论家所惊叹的那样，善行“经常出自最底层的人”；最病恹恹的流浪老妇会在“精力充沛、手头宽裕的乞丐”那里受到照顾，后者“有责任向不如他的同行伸出援手”。乔治·西姆斯说：“恰恰是在朝不保夕的劳动阶级中，救济演出、慈善募捐和义卖义演最为常见……街头小贩或码头工人不假思索地扔出六便士，投进某个素昧平生的穷汉伸出的帽子里。”在那些经常光顾寄宿屋的无家可归者中，这类善行是一种生活方式。西姆斯写道，如果某人进到寄宿屋，“拿不出四便士支付床位费”，而且“他看上去真的有难处，那么帽子马上会在众人间传递起来，其他住客就会为他的住宿费慷慨解囊”。食物也被分给较穷的住客，“某人看到隔壁床的人两手空空，便会递去自己的茶壶，说‘拿去，伙计’”，并把茶叶给他，让他再泡一轮。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每晚能得到床和茶，但这种互帮互助的传统对流浪者来说弥足珍贵。
波莉的流浪经历不会和其他女人相差太多。起初，街头生活的现实会让她感到震惊和痛苦，慢慢她便听天由命地接受了下来。难怪经过了小半年的流浪生活，当1887年她在特拉法加广场被捕时，她已经从一名体面、礼貌的皮博迪房客，沦为了一个满嘴脏话的粗野妇女。
10月25日的听证会后，波莉被“准许自签担保释放”，但根据命令她必须进入济贫院，否则将面临逮捕。这次她服从命令，直接去了最近的一家济贫院，就在考文特花园的恩德尔街上。到了那里，她又被转送到艾德蒙顿的河岸街联合济贫院，一直待到12月，最后因为无法继续忍受恶劣的条件，自己出院了。
祸不单行，波莉刚刚脱离院内的清规戒律开始流浪，凛冬便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12月19日，她又一次出现在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的大门口，然而院里对她是否仍属于该教区，似乎意见不一。每年中只有圣诞节这天，被收容者们可以吃到一顿有着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的像样晚餐，在济贫院度过圣诞节后，波莉便被送了出去。此时的波莉已不知道伦敦哪里才算是她真正的家，她开始在泰晤士河北面游荡，朝霍尔本走去。她在克勒肯维尔的临时收容所里过了几晚，然后设法凑足了三晚的钱，住进了福尔伍德街的一家寄宿屋，那是法院巷附近的一条肮脏短巷，她小时候对这一带很熟。在花光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后，她去投奔了霍尔本联合济贫院。在1月的寒冷和潮湿中漂泊无定，显然已经种下了苦果，波莉很快就病倒了，于是她被转到了拱门的诊疗所。尽管霍尔本联会提供了照料，但根据《济贫法》，济贫委员必须确定波莉是否真的归霍尔本管，还是有其他联合济贫会应该为她买单。波莉康复后，院里于1888年2月13日对她进行了面谈，并决定将她送回兰贝斯，也就是那个前不久才刚刚将她逐出的联会。4月16日，她像人形包裹一样被送往联福路的济贫院。很快，波莉就站在了女院长费尔德夫人面前，院长18个月前才给她安排过工作。可以想象，双方都在叹气皱眉。兰贝斯联会不想留下她，准备安排她去做保姆，兴许是盼着这一次会有好点儿的结果。
家住南伦敦旺兹沃思玫瑰岗路16号的萨拉·考德利太太向兰贝斯济贫委员表示，她和丈夫愿意从济贫院接收一名妇女来家里做女佣。作为虔诚的浸信会教徒，考德利夫妇坚持基督教徒与人为善的理念；他们不仅主动为苦命人提供帮助，还希望在家庭和社区中树立起道德的榜样。作为建设伦敦警察厅的总工程监督，塞缪尔·考德利无疑对这座城市的社会弊病深有体会，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他和妻子立誓终身不沾酒精。
5月12日上午，波莉·尼科尔斯来到考德利夫妇安逸的中产之家里，身上除了一衣蔽体，再无他物。作为家庭中唯一的佣人，照顾着这对60岁出头的夫妇和一个20多岁的未婚侄女，波莉的工作并不算太吃力。她要打扫房间和做饭，但也会有自己专属的阁楼间和床铺，这些对此刻的她来说一定显得很奢侈，毕竟十几个月来她不是过着流浪生活，就是在济贫院里受苦。由于波莉没有合适的衣服做女佣服，考德利夫人不得不给她准备一两套换洗的衣服、一顶像样的软帽、一双鞋、一件睡衣、几块头巾、一些围裙、一条披肩、一双手套、内衣和其他各种配件，像是发刷、梳子和别针。没有一个中产家庭的女主人希望自家女仆在客人面前看上去衣衫褴褛。
住进“英格尔塞德”（考德利夫妇这样称呼他们的家）的第一个星期，萨拉·考德利夫人可能建议波莉给家里人写封信，告诉家人自己的下落。女主人给波莉拿来了纸和笔，波莉鼓起勇气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可能是两年来的头一次：
我来信是想告诉你，我有了新的住处，已经安顿下来，目前为止还算顺利，希望你会高兴。主人昨天出门去了，还没有回来，留我在家看着。这户人家大极了，屋前屋后有树和花园。所有这些都是新修的。他们都禁酒，非常虔诚，所以我要上进一点。他们对我很好，我活儿不多。真心希望你一切都好，那个男孩［指波莉的大儿子，当时和爷爷住在一起］也有工作了。就说到这里，再会。
请尽快回信，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你真诚的，波莉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旺兹沃思的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在美丽温暖的夏日里，想想街头和临时收容所里的日子，波莉一定恍如置身天堂。她可以在考德利家的花园里享受宁静，身穿干净衣裳，头发里没有虱子。一天有三顿饭；晚餐包括肉类、水果、布丁和她离家后可能再也没吃到过的东西。她有一张柔软的床，一个宽厚的雇主，不用怕半夜被醉汉袭击，或是来自临时收容所员工的虐待。雇主可能还定期带她去做礼拜，要求她做祷告并研习《圣经》，让她为自己过去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感到羞愧。在考德利家，与波莉为伴的只有男女主人和侄女曼彻小姐，而他们不会乐意同她聊天或是说笑谈心。身边没有别的员工或同伴，她每天的日子就算说不上漫长而空虚，但也一定难逃苦闷。她有太多时间可以哀叹自己失去的东西。当然，还有酗酒的问题，也不知道对当时的她来说，过一种滴酒不沾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可能。
7月12日，萨拉·考德利向联福路的济贫院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波莉·尼科尔斯带着价值3英镑10先令的衣服和物品从他们家逃走了。显然，波莉收拾好了考德利夫人给她的东西——裙子、软帽、鞋子、围裙和其他一切——一去不回。
当她从“英格尔塞德”的送货小门爬出来时，心中多半没什么计划。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波莉已经习惯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回济贫院不在她的考虑之中。带着各种能变卖的物品，她会先去当铺或旧衣贩子那里，把考德利夫人好心馈赠的部分物品换成手头的现金。虽然卖不出原价，但到手的钱足够她在寄宿屋几个礼拜的吃住开销。做完这些事，她的下一站大概就是酒吧了。
有了一口袋的零钱，波莉从7月中旬到8月1日变得无迹可循也就不足为奇了。8月1日这天，她朝白教堂方向走去，在格雷律师学院临时收容所住了一晚。她知道这里有大量廉价寄宿屋，让她能靠身上的铜板尽可能久地拖一段日子。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旅店中，波莉决定在特劳尔街18号的威尔莫特寄宿屋住下。与该地区的许多类似旅馆不同，威尔莫特寄宿屋只接待女性住宿者；对于孤身一人流浪的妇女来说，这里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住处。在最多可容纳70名妇女的威尔莫特寄宿屋里，波莉与其他三人合住在一间，据说她们这间屋子“干净得不可思议”。其中包括一位名叫艾伦·霍兰的老妇人，波莉偶尔会和她分摊一张双人床的费用。
波莉在威尔莫特住了三个星期，其间她与霍兰相识，霍兰似乎是唯一一个与这个孤独女人建立起某种友谊的人。艾伦·霍兰用“忧郁”来形容她的室友，并说“她不和别人来往”，好像“有什么烦心事压在她心头”。她们在这一带没有共同的熟人，她知道波莉没有相好，“只有一个女人，和她一起吃喝了几天”，这是流浪妇女常会做的事。霍兰也不否认波莉喝酒，她曾见过波莉有几次“喝大了”。
人们所知的波莉·尼科尔斯最后的活动，大部分都出自艾伦·霍兰在她朋友的死因研讯中提供的证言。遗憾的是，由于该场听证会缺少正式记录，且所有的研讯文件都已丢失，如今仅能从当时的一些报纸报道中拼凑出事件的原貌。自然，这些记者在法庭上快速写下的摘要满是错误且前后矛盾。在被写成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时，这些摘要会经历进一步的扩充和编改，以符合登载的需要，或是为了耸人听闻，又或是为了适应专栏长度而大幅删减内容。之后，特稿供应社再把稿件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那些可能从未到过伦敦或去过白教堂的记者们断章取义，编造引述乃至采访内容。错误的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并轻易地在国民的意识中扎根，正如今天一样。
根据艾伦·霍兰的证词，波莉在威尔莫特一直待到大约8月24日，当时她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通常来说，寄宿屋的管事会给常客赊一两晚的账；然而，波莉不算熟面孔，所以没人对她网开一面，她被赶了出去。再一次，波莉沦落街头、独自流浪，不得不为几个铜板和晚上的住处四处奔走。霍兰认为她在肖迪奇的边界街附近待了一段时间，还在白教堂另一家叫“白屋”的寄宿屋住了几晚，这家寄宿屋就开在声名狼藉的弗劳尔迪恩街。8月31日上午，波莉在特劳尔街街角一家叫“煎锅”的酒吧喝酒，一直喝到12点30分左右。她离开时已经烂醉，尽管喝光了夜宿费，她还是想设法在威尔莫特弄一个床位，比起其他寄宿屋她更喜欢那里。寄宿屋的管事没有向身无分文的醉鬼提供床位的习惯，于是轰走了波莉。走的时候，她试图用笑声和狠话来掩饰她的失望，说她“很快就会搞到夜宿费”。
将近凌晨2点30分的时候，艾伦·霍兰刚在沙德韦尔的干船坞围观完一场大火，回去的路上遇到她的前室友正沿着奥斯本街往白教堂路走。波莉的情况不太妙。她步履蹒跚，走路歪歪斜斜。霍兰拦下波莉，后者便靠着墙瘫坐在地上。霍兰非常关心她的朋友，和她聊了“七八分钟”，据霍兰说，这段时间里她一直试图说服波莉和她一起回威尔莫特。可是，之前在管事那里碰壁的经历让波莉坚信，他们不会允许她当晚回那儿住。波莉唉声叹气说自己没钱，而且像是在为“筹不够住宿费”犯愁，尽管她连路也走不动，筹钱多半不可能。“我今天搞到过三次住宿费，但都已经花光了。”她醉醺醺地告诉霍兰。对波莉来说，这种困境并不新鲜。晚上没床睡虽然不是滋味，但她也早已习以为常了。
艾伦·霍兰把这个故事原样告诉警方，然后在死因研讯中又讲了一遍，记者们在现场听到了所有细节。然而，不消听完整个故事，当局和媒体都已经对一件事深信不疑：波莉·尼科尔斯那天晚上显然是出去拉客了，毕竟每个在寄宿屋、临时收容所和小巷的肮脏角落里睡觉的女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妓女，她也不可能例外。以此为出发点，警方和媒体构想出了关于凶手的几种理论。起初，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谋杀是由某个“皮带帮”或团伙实施的，他们向妓女勒索钱财；第二种，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即凶案背后是一个独自作案的“妓女杀手”。不管哪一种，人人都相信波莉·尼科尔斯是一名妓女，哪怕没有一丝切实的证据来佐证他们的信念。
之后，这些假设多少影响到了整个调查的方向、死因研讯，以及报纸对这个故事的报道方式，尽管与波莉最亲密的三名证人——艾伦·霍兰、爱德华·沃克和威廉·尼科尔斯——所说的一切似乎都与她从事卖淫的先入之见相悖。有时，死因研讯成了对波莉·尼科尔斯本人的德行调查，仿佛听证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裁定她的下场是不是咎由自取。
8月31日那天晚上，波莉最后一次和艾伦·霍兰对话时，向她的朋友明确表示，她不喜欢她在“白屋”的新住处。当艾伦问她住在哪里时，波莉称“她和很多男的女的住在另一家旅店里”。有的地方把这报道成了“一家允许男女睡觉的旅店”。波莉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强调那里和威尔莫特住宿条件不同，后者是单性别的，她更喜欢。在提到“白屋”时，波莉说“她不喜欢去那儿……那里男男女女太多了”。她想回威尔莫特，并向霍兰保证“她很快就会回来”。
在她做证的过程中，验尸官多次向艾伦·霍兰提出有关她朋友道德品质的问题，希望她的发言能够坐实众人假想中波莉的职业。在每一个关头，霍兰都明确表示波莉不是他们所影射的那样。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前室友做什么工作的时候，霍兰说她不知道。当被问到波莉是否夜不归宿时，她也给出了类似的回答。
“你认为她的作风很干净吗？”他问。
“哦，是的，她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女人。”她答道。
稍后，验尸官又抓住一次机会，就霍兰关于波莉打算找钱住店的说法，对霍兰进行试探。
“我想你说的话传达了某种意思。”他打断道。
“没有。”艾伦·霍兰坚定地表示，然后重申波莉打算回到她的女性专用寄宿屋。
霍兰的陈词是如此斩钉截铁，以至于《曼彻斯特卫报》在内的一些报纸在转述她的证言时只是简单地表示：“证人说她不认为死者过着放荡（或不道德）的生活；事实上，她（波莉）似乎对此避之不及。”
毫不奇怪，似乎正是各大报纸最想把波莉塑造成品行不端的样子。记录马虎、听错证言也好，故意添油加醋、编造细节也罢，总之记者们经常歪曲陈词，以给波莉的道德品质蒙上阴影。当验尸官向爱德华·沃克询问他的女儿在婚姻破裂后与他同住时的行为表现时，他问波莉是否“很放荡”。根据《晨报》《晚旗报》和《警察新闻画报》的报道，沃克的回答是：“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她以前经常和她认识的一些年轻男女来往，但我从没听说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然而，《每日新闻报》在转述中插入了一些更有暗示性的内容。报上称沃克说“她晚上没有在外面待得特别晚”，同时还补充说“他觉得波莉最不好的，是她同某阶层的女人为伍”。此话是否真的出自沃克之口有待商榷，因为他的证词至少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同样，验尸官试图诱导威廉·尼科尔斯着重描述他妻子的品性，但鉴于他婚姻破裂的事实，这只能让人怀疑他自己的人品。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支付波莉5先令的抚养费时，他声称在他们分居后的两年时间里，波莉一直和“别的男人或者男人们”住在一起。这些证据已经足够各大报刊宣称波莉是奸妇、堕落女子；然而，威廉从未断言他的妻子以卖淫为生。
在事情刚刚爆出时，尽管对波莉的生活尚没有任何实质性了解，全国所有的大报纸几乎都刊出了一篇文章，称“据了解，死者过着‘不幸’的生活”，即便报道还说了“对她一无所知”。波莉曾对威尔莫特的管事说：“我很快就会搞到夜宿费，看我戴的帽子多迷人。”然后她指了指头上的帽子，这顶帽子大家都说之前没印象。报纸用这句话来影射她挣钱的方法不正当，以此证实他们对她的评价。首先，这句话的真实性就如同其上下文一样值得怀疑。其次，波莉的“迷人帽子”很可能是一个月前考德利家的人给她的，她也许计划把帽子当掉，这样她就可以回到威尔莫特熟悉的床上。但是，就像围绕她死前和遇害时详细情况的许多谜团一样，这件事的真相如何至今没人知道。和艾伦·霍兰相似（记者们甚至懒得确认或正确记录她的名字），波莉也不过是白教堂寄宿屋里又一个穷苦、上了年纪、无足轻重的女房客罢了。警察、验尸官、报纸的写手或读者，并不需要对她有更多了解。
艾伦·霍兰记得，当她与朋友分开时，白教堂敲响了两点半的钟声。她目送波莉戴着那顶黑天鹅绒镶边的迷人草编软帽，摇摇晃晃地朝白教堂路的方向走去，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那时，波莉知道，她讨到夜宿费的机会十分渺茫。醉酒和疲惫让她头晕目眩，她漫无目的、跌跌撞撞地穿行在东区的街巷中。她倚靠着围墙和建筑物的侧壁，在夜里摸索着前进，寻找能歇息的地方：有台阶的某处，或是略微凹进去的门洞。楼梯下的小空间、公共建筑的楼梯平台、大门没锁的半私人庭院，这些地方都可以用来打个盹儿。波莉一定早就学会了如何寻找合适的地点；然而，由于对这一带比较陌生，她还不了解白教堂那些隐藏着的落脚点都在哪里。恐怕，她连自己拐进的那条路的名字都不晓得。多半是窗户里或远处灯火发出的些许微光吸引她走到了巴克街。她经过一排门面平整的工人砖房，找不到方便歇脚的角落或门廊。再往前走是一段下坡路，沿墙出现了一道门，门稍稍后缩，没有挨着人行道。她可能推了推门，发现推不开，又或者她干脆背靠着门滑坐在地上休息。她沉重的脑袋向下一顿，双眼终于阖了起来。
除开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给父亲的那张明信片，我们无从窥见波莉·尼科尔斯的所思所想。艾伦·霍兰从睡在她身边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深深的忧郁：她关起了心门，孤僻、冷漠而哀伤。不过，从这些粗略的勾画中，一个模糊却独特的女人的模样浮现了出来。面前仍然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去做出推断，去理解那个活生生的她，而不是把她当作故事里的角色。波莉出生在印刷所和出版社之间，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一些故事正是诞生于此。在她死后，她将成为像小扒手道奇、费金甚至奥利弗·崔斯特一样的传奇人物，几经虚构后，她人生的真相变得和这些人一样错综复杂。她是在墨水街上降生到这个世界的，也正是在那里，在报上的豆腐块里、在整版的插图上、在谣言和丑闻中，她将再度归来：一个印刷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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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9月1日，威廉·尼科尔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由于不确定会面对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打扮得得体一点，于是穿了一身丧服：黑色长外套、黑色长裤、黑色领带和一顶大礼帽。那天下着雨，当他走进雨中、撑开伞，背向科堡路的家门时——他、罗塞塔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他一定感到一阵生理上的不适。
按照约定，他将在停尸房与艾伯林督察碰面，然后去查看那个据说是他妻子的女人的尸体。他已经有三年没见到她了，全然不知三年里她去了哪里，即便这样，会发生如此骇人的事件也是他料想不到的。督察提醒他，波莉的样子可能不太容易辨认，但警方仍然希望他能证实死者的身份。接着，督察护送威廉穿过后门，进入一个院子，院子另一头有个不大的砖棚。他们走了进去，里面放着一副普通的松木棺材。威廉摘下帽子，鼓足勇气看着棺盖揭开。
尽管她浑身是伤，喉咙上有缝合的割痕，腹部被深深地剖开，威廉·尼科尔斯还是认出了他的妻子。他认出了她小巧精致的五官和高高的颧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虽然已毫无生气，但他不可能忘记，同样眼熟的还有她那棕色的头发，自上次一别后，如今已布满了银丝。这的的确确就是波莉，这个名字他曾无数次呼唤过，这个女人曾与他共结连理，并被他打心底里爱着。是波莉，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给予他们安慰与呵护，在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女人和他一起欢笑，一起分享过喜悦。是波莉，年方十八就早早成了他的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步上圣布里奇教堂中间的走道。他们幸福过，即使只是一瞬。
艾伯林注意到尼科尔斯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显然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随后陷入了崩溃。
“我原谅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对波莉说，仿佛波莉只是在睡觉，她身上残忍的切口并没有结束她的生命。“我原谅你，念在你为我做过的一切。”
威廉·尼科尔斯花了一些时间来平复自己。棺盖被移回原位，艾伯林带着这位悲伤的丈夫穿过院子，走进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