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8月26日—1888年8月31日
1铁匠之女
汽缸运转，皮带传动。随着铅字和墨水印在纸上，齿轮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地板嘎嘎作响，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在一些房间里，长长的印张挂在晾衣架上，从天花板垂下；在另一些房间里，木箱高高地堆在一起，里面装满了小小的金属活字。有的房间里，人们弯折皮革并定型，将金箔压印到封面上，装订成册。还有一些棚子用来蚀刻铜板、锻造字样。商店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杂志，弥漫着新纸张和扑鼻油墨那令人愉悦的香味。舰队街，连同它周围的所有小道，就像是一个布满巢室的印刷业蜂巢。每个辛劳的工人都裹着帆布，脏兮兮的罩衫和污迹斑斑的围裙是唯一的时尚——越是乌漆墨黑，就说明工人越努力。干印刷的小伙子们从头到脚都是墨粉，跑来跑去地忙活。在以出版业闻名的圣布里奇教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耀自己的手指没沾染过墨水，也不会有人想以此自夸。这里是作家、印刷工、新闻工作者、书商以及所有文字相关从业者的家园。
舰队街及其人口稠密的支巷里人流如织。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拉德盖特山上回头望去，眼前“除了乌泱泱、乱糟糟、快速移动着的人群、马匹和车辆之外，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哪怕一码的人行道——只有沿着一排排房子涌动着的人头，而在马路上，同样是人头的海洋”。在这条宽阔的大道和与之平行的高霍尔本大道之间，是小巷和通路构成的紧凑网络，小路两旁是腐烂的木结构建筑和潮湿的砖头大楼，自17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印刷商、思想家和贫穷作家的家和工作室。邻里之间挨得极近，连一个喷嚏、一句哀号甚至一声叹息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夏日里，家家窗户大开，几乎每条街道都能听到蒸汽动力和手工操作的印刷机的撞击声和搅拌声。
正是在这片嘈杂声中，在一个局促的旧房间里，卡罗琳·沃克将她的第二个孩子玛丽·安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玛丽·安出生于1845年8月26日，当地报纸说这是“晴朗而干燥的一天”。她出生的地方是一栋有200年历史的破旧房屋，名叫道斯公寓，坐落于鞋巷的火药胡同，这地址名配得上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任何一位女主人公。事实上，《雾都孤儿》的作者在年轻时做擦鞋工时，就已经对这些破败的公寓和恶臭的小巷很熟悉了，后来他还在附近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过。波莉——卡罗琳·沃克的女儿的爱称——人生中最初的几年将在这样的住处里度过，正如小说中的费金和他手下的扒手男孩们一样。
沃克家从来都不富裕；鉴于她父亲职业的局限性，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富裕的家庭。爱德华·沃克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兰贝斯学会了铁匠的活计，直到“墨水街”的工作隔着河向他招手。他先是利用自己的技术转行当起了制锁匠，然后，考虑到他所在的地段，很可能又转而铸造铅字或设计印刷字样。虽然铁匠是一门讲究技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它的收入仅够糊口。一名出师的铁匠在他职业生涯刚起步时，每天的报酬可能在3到5先令之间，当他站稳脚跟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至少6先令6便士，尽管家庭成员的增加会让多出来的几便士显得杯水车薪。
爱德华、卡罗琳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爱德华比波莉早出生两年，弗雷德里克晚出生四年——靠这些收入过着贫寒但稳定的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几十年里，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疾病或突然的失业很可能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拖欠房租的困境，旋即沦落至济贫院。像沃克一家这样中等规模的家庭，每周的平均支出估计为1英镑8先令1便士。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大房间或两个小房间的租金为每周4先令到4先令6便士。另有20先令要用于购买食物，而买煤、木柴、蜡烛和肥皂的钱最少也要花1先令9便士。像爱德华·沃克这样的熟练工人，除了有大约1先令3便士用于子女教育外，一般还会留出几便士进行储蓄。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后来被分割成三间独立的住宅，之后又被分割成好几个独立的出租房间，住了不下45人。一张床可能就够全家人睡了，年幼的孩子则睡在床下带脚轮的临时矮床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充当着客厅、饭厅和衣柜。每个角落都放着一些用得着的东西，从扫帚、锅子、水桶到成袋的洋葱和煤炭。社会运动家们忧心于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担心这会影响到原本辛勤工作的工匠阶层对道德和体统的认知。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成员当着彼此的面更衣、洗浴、过性生活，如果没有“邻近的便利设施”，就在彼此的面前排便。当一名家庭成员在准备餐食时，一个发着高烧的病童可能正在朝他们身边的尿壶呕吐，与此同时，家长或兄弟姐妹则半裸着站在一旁换衣服。丈夫和妻子就躺在现在孩子的身边，制造着下一胎。人的境况是如此地赤条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即使每周要4先令，这些建筑的结构也无甚可取之处。租户要做好准备面对潮湿剥落的墙壁、被煤烟熏黑往下掉灰泥的天花板、朽烂的地板、破损或歪斜的窗户，以及漏雨漏风的缺口。堵塞的烟囱将烟雾吹回房间，从而引发了大量呼吸道疾病。内部的走廊和楼梯间也没好到哪里去，有时候甚至还很危险。据记载，有一栋楼就有“扶手断裂”问题，楼梯也半斤八两：“一只笨重的靴子已经踏穿了其中一级楼梯，用不了多久……整个楼梯就会分崩离析、轰然倒塌。”
然而，与破烂不堪的建筑中人挤人的生活条件相比，获得干净的水、充分的排污和新鲜空气这些紧迫的问题，往往更让居民们关注。城里的小公寓是环境最差的，检查员经常发现好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处取水。几乎所有储水的水箱都或多或少受到污染，因为“上面堆着垃圾”。在某些情况下，居民不得不依靠“废水”来做饭和清洗，这些水是从静止的池子里收集的，到了夏天会发出恶臭。由于这些建筑许多都没有化粪池，尿壶里倒出来的东西就“流到公寓里或大街上，直到一阵雨把它们冲进排水沟”。毫不奇怪，霍乱、斑疹伤寒和那些医务视察员笼统描述为“发烧”的病，在当时经常暴发，夺去许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气温较高的月份里。
首都的劳工阶级非常清楚，肮脏、拥挤的住处绝非温馨的家园，而是疾病的温床。烟雾缭绕的房间和伦敦有毒的黄“雾”，对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者的健康状况毫无益处。波莉早在七岁生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1852年春天，她的母亲卡罗琳生病了。起初，卡罗琳的症状看上去像流感，但她的咳嗽越来越严重。随着扎根在她肺部的结核病逐渐开始侵蚀双肺，剧烈的病痛又添了出血的症状。高热、消瘦、力竭，卡罗琳一路衰弱了下去，直到11月25日，她的人生画下了句号。
身后，她留下了一个鳏夫和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弗雷德里克还没有过三岁生日。在那个时代，没人指望男性劳动者独自承担起照顾小孩的责任，但爱德华·沃克坚持这样做，这足以证明他深爱着家庭。沃克没有把他的儿女留给亲戚，更不用说交给当地的济贫院照顾，而是决心给他们一个家。由于他没有再婚，看来卡罗琳的姐姐玛丽·韦伯可能承担了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的工作。
卡罗琳过世的时候，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把病传染给了弗雷德里克，甚至也不知道同自己持续接触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在19世纪末以前，人们对肺结核的病理特征了解甚少。由于这种疾病通过接触空气中的微粒传播，经常暴露在这样的空气中便会受到感染，因此它始终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杀手之一，特别是在家庭群体中。照顾生病的亲戚和邻居的妇女，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传染病带进自己的家里。在母亲去世后不到18个月，弗雷德里克也开始生病了。爱德华和玛丽感觉到这孩子活不长了，于是在1854年3月14日让他接受了洗礼。一个月后，在霍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堂，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了他母亲的身边。
即便有姨妈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帮助，母亲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须快速地成长起来。无论她是否希望承担起当家女性的角色，这一职责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据那个时代评论家的说法，丧偶男子的女儿被期望“成为鳏夫父亲的安慰”，并且“收拾屋子，照顾家人”。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首要责任是顾好家里，这甚至优先于她的学业。这一责任也排除了她寻求全职工作，特别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在九岁时，波莉已经掌握了打扫家里，以及为父亲和哥哥做饭的基本技能。如同习俗要求的那样，她似乎整个少女时期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龄和同阶级的女孩那样出去当佣人。由于爱德华·沃克的工资足够养活人数减少后的一家人，于是波莉的时间一半用来尽家中的义务，一半用来享受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学校教育。
家庭的不幸，似乎让波莉和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牵绊，这种牵绊几乎贯穿她的一生。维多利亚社会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担起母亲以前在家里的操劳角色，也希望鳏夫的女儿能给父亲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持。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常把丧偶男子的女儿描绘成无私奉献的典范：端庄有礼、没有孩子气的烦恼、足智多谋、温柔纯真。查尔斯·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部小说写于波莉出生后一年——中的弗洛伦丝·董贝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亲后，弗洛伦丝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功赢得并保住了鳏夫父亲的爱。而在波莉和爱德华·沃克的情况中，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看来平均地分配给了父女俩。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少远离她的父亲，甚至在选择配偶时也是如此。1861年，19岁的威廉·尼科尔斯住在布弗里街30—31号的一栋男子寄宿屋里，平时的工作是库工，很可能从属于印刷业。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纹章画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在马车和标牌上绘制盾徽，但到了19世纪，他将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刷信纸和藏书票。1861年春天前夕，威廉从他的出生地牛津出发，开始了作为一名印刷业者的职业生涯。布弗里街让他直接置身于行业的中心。在10号和25号之间有不少于7家杂志和报纸的办公室，包括曾经由狄更斯主编的《每日新闻报》，以及社会研究者亨利·梅休和他人共同创办的《笨拙》杂志。这两位作家所记录的伦敦，是威廉·尼科尔斯和沃克一家的伦敦。梅休和狄更斯一样，了解债务和贫穷，他和该地区的许多印刷业同行一起体验过生活的朝不保夕。“寒士街”——自17世纪以来一直被这么称呼——是一个由不同出身的人组成的亲密社区，他们创作、阅读、写稿卖稿，他们一起喝酒，互相借钱，并和彼此的家庭结下亲事。
在这个狄更斯式的故事中，失去母亲的铁匠之女为她的父亲和兄长尽职尽责地操持家务，她被介绍给了威廉·尼科尔斯，一个有着和善的大脸盘和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由于威廉和波莉做“工程师”的哥哥爱德华是同龄人，所以很可能是爱德华把他介绍给了家里。鉴于两名牧羊人一般的男性看守着这个小个子、黑头发、棕色眼睛的年轻女子，威廉肯定想办法讨得了他们的欢心。1863年圣诞节前不久，威廉向波莉求婚，并获得了应允。结婚公告正式发布，1864年1月16日，18岁的波莉和她的男友在印刷业者们的教堂——圣布里奇教堂——举行了婚礼。威廉自豪地在登记簿上注明了他的职业。
波莉和威廉的婚姻将给家里的每个人带来变化。她的父亲和哥哥已经习惯依赖她，现在却不得不欢迎另一个男人进入他们的家庭，也完全明白这对小夫妻很快就会有一连串的小孩。有了新成员的沃克—尼科尔斯家族搬到了科比街17号的住所，该处位于高霍尔本以北、被称为藏红花山的潦倒地区。作为两户合居的家庭，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本来就算找不到三室户，也至少应该找个两室户的，以便这对小夫妻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然而，他们在科比街住的那栋房子被分成三层，每层住一户人家，改善不了什么隐私问题。
不出所料，结婚三个月后，波莉就怀上了第一胎。1864年12月17日，威廉·爱德华·沃克·尼科尔斯的哭声响彻了科比街17号的房间。到了1865年秋天，尼科尔斯夫人再次怀孕，对更大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开始变得和她隆起的肚子一样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预算，住在泰晤士河以南的南华克、伯蒙德赛、兰贝斯、沃尔沃思和坎伯韦尔，要比住在舰队街附近的霍尔本和克勒肯维尔地区来得实惠。每周花4到5先令，就能租到一栋有三到四个房间的小屋，屋后可能还有一个院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住房比河以北的住房要好，也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除非在附近可以找到同样高薪的工作。1866年夏天，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搬回了沃尔沃思，这是爱德华·沃克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家里现在有六口人，他们在特拉法加街131号租了一栋房子，据记载街上立着“一排两层楼的小砖房”。虽然这条街和住宅都是1805年后不久建成的，相对较新，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60年的风吹雨打。曾经为乔治王时代中产阶级设计的房屋，到了如今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分割开来供多个家庭居住，以满足对廉价房无止境的需求。威廉和波莉的邻居有木匠、机械师、店主和库工，这些人一大家子居住的空间只比她在霍尔本认识的人略多一点。沃克—尼科尔斯家有三个男人赚工资，很幸运能负担得起四室户的房子。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家庭中，一家人的生活水准就像潮水一样随着每个人的出生或死亡而涨落。随着尼科尔斯家的小孩增多，他们维生的手段也变得捉襟见肘。婴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来或离开。他们的长子没能活过一年零九个月，但很快就有其他孩子降生到这个家庭。爱德华·约翰出生于1866年7月4日，是他们在特拉法加街的家中诞下的第一个孩子。两年后，乔治·珀西于7月18日出生，1870年12月爱丽丝·艾斯特出生。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庆幸家里一直有至少两名男性打工赚钱，而受抚养的人却很少，但随着沃克—尼科尔斯一家的生活向前推进，这种平衡起了变化。在波莉的女儿出生后不久，波莉的哥哥就离开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爱德华的经济贡献，再加上多了一张嘴，一家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活，这让尼科尔斯夫妇开始为他们的前景感到担忧。
2富翁皮博迪
1862年1月，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比待在伦敦更倒霉的事了。在内战初期的几个月里，美国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南方党，而在梅费尔区的客厅里，移居英国的北方佬和南方人也同样变得剑拔弩张。早些时候，在1861年11月，联邦海军强行登上一艘名为“特伦特”号的英国船，以逮捕前往伦敦的南方外交官，该船因此卷入了事件。议会、新闻界以及不久后看到报纸的公众都对美国这一公然的挑衅行为愤怒异常。办公处设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弗吉尼亚商人与纽约投资者断绝了友谊，伦敦人咒骂着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金融家乔治·皮博迪坐在宽街的办公室里，深感绝望。在“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前不久，皮博迪决定要送一份厚礼给这座他移居的城市里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好让他们过得更舒适、更幸福”。有各种方案进入探讨：向慈善学校捐款或是投资市政喷泉式饮水处计划，但皮博迪希望直接解决他眼里工人阶级最迫切的问题——住房。
皮博迪出身低微，从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干货店当学徒起步，一直做到拥有自己的国际进出口生意。1838年，他将总部迁到伦敦，并最终把业务扩展至银行业。1864年他退休后，他的商业银行公司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由他的合伙人——银行家世家摩根家族的j.s.摩根——接管。由于皮博迪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合法子女来继承他的巨额财富，他希望用这笔钱来行善事，并萌发了为伦敦的劳工家庭建造一些低成本住宅的想法。他准备在报纸上公布这份价值15万英镑的礼物，然而当时“特伦特”号事件使美英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以至于皮博迪担心他的捐赠会被拒绝。
在发起信中，对于谁应该从他的社会住房新模式中受益，乔治·皮博迪只做了少数几条规定。除了要求是个“土生土长或移居在此”的伦敦人外，他还要求“该人应是穷人，有道德品质，是社会的好公民”。他进一步指出，“任何人都不应因宗教信仰或政治偏见而被排除在外”。皮博迪公寓将为所有人提供住房。
经过几个月的焦虑，皮博迪终于在1862年3月26日向媒体透露了他的打算，皮博迪公寓的第一栋建筑开始动工，位置定在斯皮塔佛德的商业街。最终，乔治·皮博迪15万英镑的礼物加码到了50万英镑，这个数字在今天大约值4550万英镑。他的慷慨让英国公众感到惭愧，帮助弥合了英美关系中的裂痕，引得维多利亚女王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封感谢信。这份捐赠后来还帮助三万多伦敦人走出了贫民窟。
在1864年商业街街区开放之前，皮博迪的受托人收到了一百多份申请，要求入住这57套房。正如乔治·皮博迪想象的那样，需求非常强烈。在伊斯灵顿、沙德韦尔、威斯敏斯特和切尔西，皮博迪收购了更多的土地，用以在未来建造住宅区。1874年，兰贝斯斯坦福街附近的一块土地开始动工，紧邻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名下的大型印刷厂。
皮博迪的目标是提升工人阶级的健康水平、幸福感和道德风尚，因此他希望他的住宅提供的居住条件能比这些劳动人口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的都要好。与大多数工人住房那崩裂的天花板和爬满虫的室内环境不同，皮博迪的大楼是用砖建造的，有木地板和粉刷得雪白的水泥墙。在斯坦福街，几栋四层公寓楼围绕着一个院子排布，楼里有许多可以夸口的现代便利设施，户型从一室到四室不等，带煤气灯。“屋里有几个橱柜，厨房里的一个橱上还有个肉柜，柜门是打了网状孔的锌板。在屋外的楼道里有一个结构简洁精巧的煤仓，里面能容纳半吨煤。”《每日新闻报》这样描述邻近南华克街的斯坦福街新楼盘。在有多个房间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被打造成了厨房……里面有炉子、烤箱、锅炉等”。斯坦福街甚至为居民提供了挂画器，“以免去在墙上钉钉子的麻烦”。有了专门用于做饭、吃饭和起居的中央房间，家庭成员就可以享受独立卧室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隐私，甚至可以选择将另外一个房间用作客厅。虽然中产阶级记者经常评价房间太小，“约4.5米乘3.5米”，但这些尺寸比起大多数皮博迪家庭在贫民窟的生活空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乔治·皮博迪公寓的设计非常注重对卫生的维护，特别是斯坦福街的公寓，走廊上安装有“便所”（或室内便器）和“洗手台”，供每两户人家共用。每栋楼的一层还设有“宽敞的浴室”，“由受托人出资”提供燃气热水。住户们可以“免费使用这一设施，且可随意使用，除了到楼管办公室去拿钥匙外，没有其他必要的手续”。正如一位记者所报道的那样，居民们“将没有借口不保持自己和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毕竟在每个开发项目中至少有一栋楼的阁楼上会提供一个面积很大的洗衣房。在斯坦福街，该空间不仅有“带水龙头的洗衣槽……和三个用于煮沸衣物的洗衣铜锅”，还包括一个有“8个亮堂大窗户”的贴瓷砖的房间，专门用于晾晒衣物。人们相信，皮博迪的居民在干净身体和喷香衣物的激励下，会想要维护好环境卫生，不仅用墙纸和白涂料来糊裱、粉刷他们的公寓，同时也保持房间整洁无污。为此，兰贝斯开发项目的建筑方库比特公司申请了一项垃圾处理系统的专利，该系统包括一个贯穿每栋楼中心的竖井，每户人家都可以往竖井里倒垃圾，然后通过下方的漏斗进行收集。《圈报》写道，这样的设施对于保持居民健康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将有大量人员居住在同一场所里”。
为了确保他们的社会实验取得最好的结果，皮博迪的受托人不遗余力地确保只有那些“最当之无愧的穷人劳动者”才能被接纳为居民。他们要表现出适当的道德品质，并有能力支付每周的租金。筛选过程是严格的。所有身为户主的申请者都需要有其老板出具的品行证明信，以证明他们的工作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在（他们的）行为中无任何失当之举……使（他们）不适合享有基金补助”。收到信之后，受托人将对申请人进行家访。一旦被发现“习惯性酗酒”或有违法乱纪之嫌，申请人便会被取消资格。同样，那些被判定为收入过高，或相对居住空间来说家人过多的，也遭到了拒绝。最后，在拿到入住资格之前，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提供接种天花疫苗的证明。
1876年，尼科尔斯一家经过评议，被认为是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理想居民。当受托人前往他们位于特拉法加街的家中拜访时，会发现威廉、波莉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房间里也干净而整洁。没有任何品行不端或酗酒的迹象，且威廉的东家——威廉·克洛斯父子印刷厂，位置就在斯坦福街小区大门的对面——认可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顾家男人。由于受托人的目标之一是为在此地工作的居民提供住房，因此，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很可能曾特意提醒公司员工关注皮博迪计划。打从威廉·尼科尔斯从厂里领取每周30先令的薪水起，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就已经是一家强大的企业了。该公司在杜克街的厂房里有六个组装铅字的排字车间，还有不少于25台蒸汽驱动的印刷机，尼科尔斯协助操作的就是这些机器。至19世纪中叶，公司雇用了六百多名员工，并参与印刷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一些著作，包括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在1870年去世之前，狄更斯经常会到杜克街来修正他的校样。和旗下员工一样，该公司自豪于自己受人信赖与敬重的声誉。连厂里的排字工都坚持戴着高礼帽和硬挺的假领子工作，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在破烂不堪的住宅中度过了大半生之后，想到能在斯坦福街干净而现代的屋子里安家落户，一定让波莉和她的家人倍感兴奋。一台用来做饭的像样炉灶，一间能用的室内厕所，一个不会聚集煤灰或烟味、可以晾晒衣服的地方，拥有这些东西似乎是一种奢侈。孩子们会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夫妇俩甚至可以偶尔享受一下隐私。正如皮博迪的受托人为他们的租户所设想的那样，威廉的家离他上班的地方不过几分钟的路程，这让他能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工作、社区和家庭、健康、工业和道德福祉，都将按照那个时代社会改革者的计划结合在一起。
1876年7月31日，尼科尔斯一家住进了d栋三楼的3号。这是波莉人生中第一次不用和她的父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爱德华·沃克已经搬去了附近的吉尔福德街，和儿子及其新组建的家庭一起住。这套新公寓有四个房间，空间充裕，将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
尼克尔斯一家每周支付6先令8便士的租金，所换来的生活环境是前所未有的。与私人管理的贫民窟住宅不同，这里有关于卫生和秩序的条规，由斯坦福街的楼管和门卫负责监督执行。租户们被要求保持公共空间的环境整洁；走廊、台阶和“便所”每天都要在10点前清扫，每周六要洗刷。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玩耍，但禁止在楼梯、走廊里喧哗或在洗衣房里捣乱。居民不能转租他们的房间，也不能在公寓里开店。妇女被禁止利用阁楼上的洗衣槽和洗衣盆帮人“洗衣服”来赚外快。如果租户违反规定，他们会有“被逐出”的危险。不过，在许多情况下，部分规定似乎执行得并不严格。当《每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来参观斯坦福街的公寓时，他写道，孩子们“在走廊里玩捉迷藏”。他评论说，孩子们很开朗，尽管“衣着简陋……但大多数都清清爽爽，头发认真打理过”。楼管告诉记者，大多数新入住的家庭，身上都会带着一套在贫民窟里养成的陋习。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脏兮兮的窗户和光着脚丫的孩子会引起皮博迪居民的不满。他说：“穷人想要变得像邻居们一样体面。”另一位拜访者注意到“透过窗户能看到鲜花，还有一张张明亮、快乐的脸望过来”。没有“争吵和打架的孩子……也没有醉醺醺的女人，或垂头丧气的男人”。斯坦福街的楼管将其归功于这些公寓离酒吧较远，这让妇女把心思放在顾家上。他说，想到妻子不会在喝了几杯啤酒后“挨家挨户地说闲话”，“而是照看孩子，保持家里干净”，“大多数丈夫”都很高兴。
不过居民们确实会说闲话，偶尔也会藐视规则，比起住在公寓大门对面的寄宿屋里，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就会更复杂或更简单。尼科尔斯夫妇在d栋的邻居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工作和背景。这些人里有火车站扛包的、包装工、警察、寡妇、劳工、库工、打杂女工、木匠和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的许多员工。住在隔壁2号房的科尼罗斯·林家的三个孩子，会和尼科尔斯家的小孩一起跑来跑去。妻子在分娩中丧生后，他的姐妹负责照看这个家庭和三个月大的婴儿。9号房的威廉·哈奇一家还在添丁进口。他们有六个孩子，再多皮博迪公寓就不让住了，不过他的光棍兄弟亚瑟住在隔壁8号，似乎已经接收了多出来的孩子。波莉和其他女人会留心关照楼里的寡妇：安妮·弗里曼住在7号，埃莫纳·布劳尔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隔壁4号，伊丽莎·梅里特住在1号，每年能领65英镑的养老金（也许她的邻居们并不知道）。这个社区里的居民亲密无间，大家共用墙壁和厕所，在洗衣房的熨平机前窃窃私语，这样的生活孕育出了不少人间悲喜。皮博迪公寓留下的记录讲述了有关希望和失落、爱情或毁灭的故事，也让人对尼科尔斯家的邻居们有了一些了解。沃尔特·杜西是个在火车站扛大包的苏格兰人，但他的妻子简出生在印度的安巴拉。住在10号房的盖顿夫妇向往更好的生活。亨利·盖顿在从事画作包装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做艺术品经销商的副业，后来攒够了钱，就带着一家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1877年，波莉和她的邻居们会讨论可怜的约翰·夏普，他的老婆连同两个孩子都得病死了。夏普被迫离开6号房，搬到8号的单间。巨大的打击之下，他难以料理生活。到了9月，管理员不得不将这位悲痛欲绝的鳏夫拒之门外，因为他“太脏了”。也有一些小喜事和小恋曲。简·罗文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平时靠帮人洗衣为生，就在她准备搬到南华克的公寓去时，另一个住户帕特里克·马登向她提出了求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秘密发生在紧闭的门后或是一瞬之间，从未被记录在管理员的记录本上。
皮博迪公寓住了许多寡妇，莎拉·维德勒是其中之一，她成功地为家人在斯坦福街的公寓里找到了一席之地。1875年4月19日，她带着五个孩子中的四个——11岁的莎拉·路易斯、14岁的简和16岁的威廉，以及21岁的已婚女儿罗塞塔·沃斯——搬进了d栋的5号。罗塞塔过得并不好。前一年1月4日，她嫁给了一个叫托马斯·沃尔斯（或沃斯）的船上厨师。婚礼定在这个日子，可能是考虑到她丈夫接下来要去“俄罗斯”号上干活儿，这是一艘于2月2日从格拉斯哥起航的螺旋桨蒸汽船。毫无疑问，沃尔斯会向他的新婚妻子保证，他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起初，两口子会在男方靠岸时，一起短暂生活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然而，慢慢地，男人缺席的时间变长了，夫妇俩渐行渐远。
同丈夫的分居让罗塞塔陷入了困境。由于她在法律上仍与沃尔斯有关系，她不能再婚。她只能继续和母亲住在一起，母女俩都在做打杂女工，也叫日间佣人，这是服务行业中报酬和地位最低的活计。罗塞塔只要有工作就会去做，所以在1878年12月，当她的邻居波莉·尼科尔斯的新儿子出生需要帮手时，她不可能拒绝这样一个机会。
前一年夏天，尼科尔斯夫妇发现要是把四室户换成三室户的话，在经济上会更合算，于是他们搬进了6号房，也就是莎拉·维德勒一家的隔壁。当时，波莉怀着亨利·阿尔弗雷德，有四个月左右的身孕，这个孩子将成为她第五个孩子。1876年底，她生下了伊丽莎·萨拉，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不得不准备好过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了。
尽管维德勒家的女孩们已经到了可以帮忙照顾尼科尔斯家小孩的年龄，在需要时也会伸出援手，但是三个房间、四个小孩，外加一个在半路上的，还是让家中环境变得更糟心了。这两家人似乎相处得很好。莎拉的儿子威廉在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找到了一个搬运工的职位，而两个女孩做起了折页的活儿，很可能是威廉·尼科尔斯介绍的。5号和6号房内部有连通的门，厕所设施也是公用的，这让两家人变得亲密无间，他们会经常出入对方的家，彼此之间息息相通。
我们不可能知道波莉和威廉之间的争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最初矛盾的核心是什么。房子变小、家人变多和更大的经济压力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不过，正如任何家庭纠纷的情况一样，两边的说法都要考虑。威廉后来断言，他们的不合是由于妻子突然开始酗酒。不管波莉的酒瘾有多大，至少不可能像她丈夫暗示的那样难以忍耐或无法控制，不然一定会引起楼管的注意，并在这家人的记录中记下一笔。就像对待其他酗酒的房客一样，楼管肯定会采取措施将尼科尔斯一家赶走。在女儿的死因研讯中，爱德华·沃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声称他的女婿当时与罗塞塔·沃斯有染。
这些指控多半是沃克从女儿那里听来的，为了逃避有毒的家庭环境，波莉似乎已经开始定期去找住在吉尔福德街上的父亲和哥哥寻求安慰。在1878年12月4日儿子出生后，两夫妻的争执开始升级。他们每一次充满怨气的大喊大叫，维德勒一家隔着墙都听得一清二楚，两家的距离不超过一个房间。
在亨利出生后的那段时间里，让波莉怨愤难平的可能只是嫉妒。她或许看到，在她的丈夫和隔壁那个卷头发、蓝眼睛的年轻女人之间，有一种温情在日渐增长。罗塞塔独守空房，而且无疑是失意之人。有四个孩子和一个新生儿要抚养，波莉难免精疲力竭。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因产后抑郁症而加剧。她对酒精产生的依赖，可能也不仅仅是威廉的编造，而是一种手段，她希望借此来忘掉她的疑虑和与丈夫疏远的感觉。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波莉目睹了罗塞塔和她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看到了什么。也许她只是起了疑心。然而，从1878年12月孩子出生到1880年的头几个月，威廉·尼科尔斯声称波莉“可能有五六次”冲出他们的家，跑去了父亲那里。据爱德华·沃克说，那时波莉的丈夫“变得很恶毒”。
对众人的生活造成这种程度的干扰是无法被接受的。爱德华·沃克或波莉的哥哥会提醒她要对五个孩子负责。在吉尔福德大街没有她的位置。她必须回到孩子的身边，她和威廉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俩办不到。波莉将步履蹒跚地回到斯坦福街，投身新一轮的愤怒和猜忌。
有一天，她一定想清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罗塞塔·沃斯不可能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只要他们还住在彼此隔壁，只要他们还继续住在皮博迪公寓里，罗塞塔就会在那里。在波莉看来，威廉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而现在她必须做出她的选择。
就在1880年3月29日，复活节的第二天，波莉终于厌倦了争吵。不管她是早有准备在那一天离开，还是突如其来的负气出走，总之波莉·尼科尔斯背弃了她的家庭，走出了皮博迪公寓的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3非正常生活
1883年7月31日，住在尼特街164号的这对夫妇和五个孩子穿上了做礼拜时穿的好衣服。“尼科尔斯夫人”（邻居们这样称呼她）为小家伙们系好难扣的纽扣，整好不平的丝带。多年来，她已经摸透了哪个小孩坐得住，哪个小孩要哄着才会乖乖的。她知道哪个孩子最容易哭，哭的时候要怎么安抚。是她给孩子们做饭，为他们补衣服上的洞。是她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她肯定会觉得自己有权带着他们转过街角去科堡路的教堂。去的路上，她自豪地把小亚瑟抱在怀里，他还不到三周大，穿着白色的洗礼服。小亚瑟是威廉和罗塞塔·尼科尔斯的第一个孩子，就在一年前的今天，他们搬到了这座房子里。邻居、店主，哪怕主持洗礼仪式的牧师都不可能猜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尽管不是夫妻，但他们抱着新生儿站在洗礼盆前，见证了他被英国圣公会接纳。也是在这一天，波莉最小的孩子、四岁的亨利·阿尔弗雷德也接受了洗礼，他的名字与他的“基督徒父母”威廉和罗塞塔的名字一起登记在了教区登记册上。
对这对夫妇来说，如果他们还想继续留在皮博迪公寓的话，是不会有机会像这样堂堂正正地以家人的身份相处的。为了他们共同的未来，以及他们甘愿冒险也想要保卫的东西，他们当时必须做出决定。虽然住在相邻的两家是很方便，但对一双相爱的男女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状况，尽管已经各有婚配，两人还是希望能够同居共寝。如果尼科尔斯一家和维德勒一家都看出了这对情人之间存在的感情，那么离邻居察觉此事、传到管理员那里也就不远了。根据皮博迪的规定，“非正常结合”，即夫妻双方与配偶以外的人同居或发生关系是被严格禁止的。斯坦福街的簿册记录了许多租户在实情揭穿后被逐出的例子。1877年，尼科尔斯夫妇的两个邻居乔治·亨利·霍普和范妮·哈德森在与配偶分手后被要求离开。k栋的阿瑟·斯克里文失去了他的家，因为他“和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一起生活”，玛丽·安·索恩则因为“身为寡妇却生下了一个孩子”而被赶走。只要威廉和罗塞塔想要在一起，他们就是在拿两家人的安全做赌注。与此同时，波莉不在了这件事逃不过皮博迪机构的眼睛，谁也不知道威廉是如何向机构解释的。
根据波莉自己的说法，在1880年3月离开d栋后，她直接去了联福路上的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然而，她更有可能先去了她父亲和哥哥住的地方。一个从来没有进过济贫院大门的人，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之后，才会极不情愿地选择这条路。
如果不对济贫院这座朴素的红砖建筑所投下的不祥之兆和无处不在的阴影大书一笔，就很难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生活进行准确描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试图结束对地方教区提供慈善救济，因为在政府眼中这一制度有被滥用的情况。穷人被看成又懒又坏的被救济者，他们不肯做正当工作，在“靠施舍生活”的同时生养私生子和一大家子人。作为替代，政府希望通过减少所谓的“院外救济”，即付给有居所的贫困家庭的慈善金，来迫使穷人过上勤劳善良的生活。与其让他们有机会拿着教区的钱去喝酒，或是沉溺于伤风败俗的淫乐之中从而导致更多的私生子，不如在济贫院内实施一种高度管制的“院内救济”新制度。这种济贫院制度的目的不光是通过强迫穷人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也是为了吓唬他们，让他们在院墙外过上正直、勤劳的生活。
济贫院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羞辱那些被迫求助于它的人。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老弱病残、被遗弃者和体格健全的人都受到同样的蔑视。倘若一家之主失去了收入，他和他养活的所有家人都会被赶到济贫院里。进入济贫院后，一家人按照性别被安排住进分隔开的两侧院楼。年幼的孩子被允许留在母亲身边，但七岁以上的孩子就要被安置在济贫院的学校里，和父母分开。所有新来的收容者都要被剥光衣服，交出所有个人物品。然后，他们被要求进入一个公共浴池擦洗自己，当天进来的所有人用的都是这个浴池。在这之后，就像囚犯一样，被收容者换上实用的统一服装，这衣服也不知多少人穿过。他们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包括被称为“稀粥”的加水粥，以及少量的劣质面包、奶酪、土豆，偶尔有肉。虽然在几年后，济贫院的伙食有了小规模的改进，但在1890年，关于稀粥中老鼠屎的投诉仍然不少。
在济贫院里，有手有脚的人是不可能不劳而获的。男女都被分配了适合其性别的工作。男性通常分到的工作有：砸石头（然后将石料卖掉用于修路）、抽水、磨玉米、砍柴或捡麻絮。最后一种工作也常常由女性承担，即用尖钉和手扯开旧船绳，拣出来的纤维与焦油混合后，可以用来给船只填缝使其不漏水。其他被认为适合女性的任务包括打扫卫生、洗衣服和准备食物。济贫院里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频繁生病、在宿舍的板床上辗转难眠的日子。来自工作人员和其他被收容者的拳脚相加与野蛮欺压是很常见的。卫生条件差、用水受限、接触害虫和被污染的食物，让被收容者经常遭受腹泻和传染病之苦，这两者都是众所周知最容易大肆传播的。
墙外的大众对济贫院的内部状况都一清二楚。这也正是管理它的济贫法委员会所希望的。这样一来，自尊心强的工人阶级家庭就会自豪于自己有足够的能耐，让自己不必接受“院内救济”，并看不起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在劳工群体内，待过济贫院在众人眼里是一件如此丢脸的事，以至于许多人宁愿乞讨、露宿或卖淫，也不愿让自己受当地教区联合会的摆布。那些因不幸而沦落至济贫院的人是邻居们的眼中钉，许多家庭在从济贫院里出来后仍然持续地遭到羞辱。
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就算波莉有办法对威廉提起诉讼，哪怕她成功地收集到他与罗塞塔有染的证据，她仍然没有理由离婚。不过，到了1878年，根据《婚姻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威廉对她有暴力虐待行为，并在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这些罪行，法院会支持她的权利，确保她与男方合法分开。幸运又不幸的是，波莉也不符合这条规定。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希望结束婚姻的工人阶级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在济贫院的协助下，通过声称被配偶遗弃来实现一种非正式的分居。根据《济贫法》，男人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老婆或孩子交给济贫院，指望纳税人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如妇女有义务与家人在一起一样，法律认为抚养妻子是丈夫的责任；夫妻双方是否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拒绝支付其妻子的生活费，济贫委员将设法讨回这笔钱。他们会命令他付钱，如果欠款的丈夫拒不履行义务，他们将把他拖到地方法官面前，让他颜面尽失。这条法规的实施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唯一救星。然而，济贫院对拆散家庭这种事持谨慎态度，济贫委员被教导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出现在他们门口声称“遭到遗弃”的妇女。1876年的《济贫会委员手册》称，“持续的争吵”是“这些遗弃案中最常见的”，“其根本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双方酗酒”。给济贫委员的建议是，在对这样的妇女施以同情之前，需对其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
只有在离开威廉之后，波莉才会知道启动非正式分居需要做些什么。那时，她才会冒险进入济贫院，心里的目标是尽可能早地出来。
作为收容流程的一部分，波莉将被要求接受一名救济官的口头“审查”，该官员决定申请人是否值得接受院内或院外救济。这很可能是一场令人胆战、吹毛求疵的审问。波莉将穿戴着暗淡的制服和灰色的棉帽站在这个人面前，被要求说明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场审判和羞辱。首先，救济官会询问她的全名、年龄、之前住在哪里、婚姻状况如何、有几个孩子。然后，他会要求她详细说明是谁在养她、对方是什么职业、工资多少。他会问她是否接受过院外救济，是否曾经进入过济贫院。他会问她是否有存款，是否曾被判刑。他会问她她的孩子是否合法出生。最后，他会问她“是否有任何在法律上有义务抚养她……的亲属，以及这些亲属是否有能力抚养她”。在这里，救济官会深入查问她和丈夫分开的具体原因。处理波莉案件的救济官是一个叫托马斯·塔文纳的人，他潦草地记下了这些细节，打算之后找威廉·尼科尔斯面谈。
坐着私人马车在城里转悠的塔文纳先生，以我行我素的办事风格而闻名。要么威廉·尼科尔斯被传唤到了济贫院，要么救济官自顾自地去拜访了他。不管面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是在同事或邻居面前，还是在济贫院大门内，威廉都会倍感屈辱。面对询问，波莉的丈夫肯定会按照他一直以来声称的那样断言：他的婚姻破裂是由于妻子酗酒；然而，托马斯·塔文纳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假使威廉的说法完全属实，那么塔文纳就不会最终决定让波莉获得院外救济。正如《济贫会委员手册》所建议的那样，“一旦发现被遗弃的妻子酗酒……仅提供济贫院收容，而不应给予院外救济”。相反，塔文纳先生代表济贫委员会决定，应给予波莉·尼科尔斯每周5先令的生活费。她的丈夫将支付这笔钱，由波莉每周亲自到济贫院向托马斯·塔文纳领取。
理想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或至少希望——一个从丈夫那里得到赡养费的离家妇女会被她的亲人收留。不幸的是，不管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由于家庭分歧，波莉没有去和她的父亲和哥哥一起生活，而是走上了自力谋生的道路。
对于一个从未独自生活过、一直被男性保护者包围的女人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从实际还是从情感上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冲击。在城里的破落地区租一个房间每周要花费4先令，算下来波莉将几乎没钱过活，除非她愿意冒险去住肮脏的寄宿屋，那里每天花4便士就可以得到一张床。她必须找到工作。虽说工作是有的，但她能找到的那些大抵收入少得可怜，代价却是每周七八十个小时折磨人、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首都许多大型洗衣店提供的工作正是如此。这些店里，“在洗衣盆前工作”的妇女大概会得到“每天2到3先令”，而在酷热下累死累活熨烫衬衫和衣领的工人，每周一般能挣8到15先令。较之这些，波莉可能会选择去做“裁缝活儿”，缝制一些便宜衣物：长裤、大衣、裙子和马甲，一天能挣6先令。报酬是按件计算的，她可以从大清早一刻不停地干到深更半夜。妇女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居家装配工作，从粘纸盒到做人造花，这些活计都需要动作麻利、双手灵巧。工厂工作不见得比其他选择好，且偏爱年纪轻的女员工，而清扫工作或“打杂”同样报酬微薄，不受尊重，叫人抬不起头。
无论波莉做出哪种选择，她都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处，大众对离开家庭或丈夫的女人投去的目光除了不解，就是深深的怀疑。两性有各自明确的角色，波莉和其他女性一样，被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女人需要一个男人来引导她、管理她，并赋予她生命的一切意义。正如丁尼生在他的《公主》一诗中所阐述的那样：
男子田间耕作忙，女子洗手作羹汤；
男子利剑战沙场，女子巧针绣衣裳；
男子聪慧重头脑，女子独怀软心肠；
男子言出如将令，女子俯首好温良；
夫妇万事需如此，莫可逾矩引人惶。
像波莉这样年龄的女人与丈夫、家人分开生活，所引来的“惶乱”会使人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她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个失败的女人。而且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的品性遭到贬损时，伤风败俗等指责也随之而来。无论她是否能靠洗衣工作或打杂养活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并乐在其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大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男人，女人就不受信赖，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男人的算计和暴力，生活也没有奔头。没有女人，男人就没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满足他的性需求。因此，无法想象波莉竟会不打算尽快找到新的另一半，就像她的丈夫做的那样。然而，很多事情威廉·尼科尔斯做起来合法合规，对他的妻子来说却并非如此。
随着波莉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威廉和罗塞塔也开始懒得继续假装两人关系清白，到了1882年初，他们找到了机会来改变这一处境。在这年冬末春初的某个时候，罗塞塔得知她的法定丈夫托马斯·沃尔斯已经在2月8日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这对恋人曾经担心沃尔斯可能会突然重新现身并主张他的婚姻权利，现在这种可能性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他们可以一起安家了。他们会仔细权衡自己的选择并计算开支。作为一对未成婚的伴侣，他们知道皮博迪大楼是待不下去了，而另觅合适的住所会增加威廉的经济压力。那付给波莉的5先令很可能将决定他能否负担一个新的开始。
威廉很可能是先有了终止妻子抚养费的明确念头，再开始熟读法律，了解具体步骤的。经过查询他得知，只要证明波莉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就有可能削减她的抚养费。《婚姻诉讼法》规定，“对于被证明犯有通奸行为的妻子，丈夫……可拒绝支付抚养费，除非该通奸行为得到宽恕”。地方法官和官员们认识到，有些有家室的人在与配偶分居后，会希望和另外的伴侣同居，就像威廉与罗塞塔那样（尽管这是不道德的）；然而，分居中的妻子一方想要这么做，必须要经过丈夫的同意。
可能这些年来，威廉已经留意到波莉和另一个男人有瓜葛。188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玛丽·安·尼科尔斯与乔治·克劳肖在北伦敦霍洛威惠灵顿路61号同居一室。克劳肖被登记为清扫工，而玛丽·安·尼科尔斯的职业是“洗衣工作”。两人都被备注为已婚，虽然对象并不是彼此。尽管波莉住在河对岸，但她每周都会回兰贝斯领取她的5先令，熟人也常常能见到她。流言蜚语多半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如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项任务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很容易完成。
由“机密调查所”和“私家调查员”发布的广告经常出现在伦敦的报纸上。这些商户承诺“谨慎地调查需要保密的家庭事务”，根据任务的复杂程度收取费用。如同“监视可疑人员”的服务一样，他们的业务名单里也总少不了为离婚案件获取证据这一项。威廉·尼科尔斯雇用了一个这样的“探子”，以求证实他的怀疑并摆脱他那沉重的经济义务。他的代理人显然花了很长时间在街上跟踪波莉、调查她的行踪，来确定她与另一个男人在通奸状态下同居。在拿到想要的证据后，威廉立即停掉了波莉每周的抚养费，并开始计划与罗塞塔一同搬离d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