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百计的人来到特拉法加广场，以铺路石为枕，每个人都身怀着差不多的故事。不多久，政治煽动家们就意识到，这群受压迫者是一支现成的军队，他们怒气冲天、退无可退。伦敦人早就察觉，特拉法加广场位于城市东西部的分界线上，将穷人和富人分隔开来：这条人为的边界，就像让无权者失语的隐形束缚一样，很容易被冲破。1887年，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对一些人来说近得可怕，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尚有距离。在特拉法加广场，威廉·莫里斯、安妮·贝赞特、爱琳娜·马克思和萧伯纳等社会主义者与改革家的日常演讲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结成游行队伍，高喊口号、挥舞旗帜、涌上街头，并不可避免地发生暴力冲突。伦敦警察厅和弓街的裁判法院加班加点，试图控制抗议者，将他们认为的穷人和煽动者驱逐出广场，但是，就像不可压制的潮水一样，他们刚被赶走，就又涌了回来。
11月8日这天，警察总监查尔斯·沃伦爵士下令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一切集会，酿成了一桩大祸。那些把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这一地点看作普通人的集会场所和政治行动论坛的人视之为一种蓄意的宣战行为。群众计划在该月13日举行示威。名义上是要求释放关押在狱中的爱尔兰议员威廉·奥布莱恩，但抗议者所表达的不满远远超出了这起案件本身。超过四万名男女聚集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诉求。迎接他们的是两千名警察，连同女王近身卫队和掷弹兵卫队。冲突瞬即爆发，警察用警棍砸向抗议者。尽管有人呼吁和平示威，但许多参与者还是揣上了铅管、刀子、榔头和板砖。最终，40名抗议者被逮捕，200多人在骚乱中受伤，且至少有两人死亡。不幸的是，这场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的事件并没有标志着冲突的结束。打碎玻璃的叮当声和爆发的众怒一直持续到下一年年初。
在上述的两幅场景中，有两名女性的生与死将成为19世纪的标志。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时代以她的名字命名：1837年至1901年。另一位是个叫作玛丽·安或“波莉”·尼科尔斯的流浪女子，她是那一年在特拉法加广场风餐露宿的众人之一。与女王不同的是，她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尽管世界会非常着迷地记住，甚至津津乐道于杀害她的凶手的名字：开膛手杰克。
从女王的金禧之夏到1888年8月31日“波莉”·尼科尔斯遇害，大约隔了12个月。在公认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五名受害者中，或者说，在那些被警方确定为由同一人所杀的东区白教堂地区的死者中，“波莉”·尼科尔斯是最初的一人。在她遇害之后，人们于9月8日在汉伯里街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发现了安妮·查普曼的尸体。该月30日的凌晨，开膛手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袭击。在这起所谓的“双尸案”中，他夺走了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埃多斯的生命，斯特赖德的尸体是在贝纳尔街附近的达菲尔德小院里被发现的，而埃多斯则在主教广场被害。这一连串谋杀后，他稍事休息，并于11月9日实施了最后的暴行：在米勒公寓13号里，玛丽·简·凯利横尸床上，尸首被彻底肢解。
白教堂谋杀案的残酷性震惊了全伦敦和无数读报纸的人。开膛手杀害的所有人都被割喉。五人中有四人随后被开膛破肚。除了最后一桩外，所有这些残暴谋杀都发生在黑夜掩护下的户外地带。在历次案件中，凶手都成功逃匿，没有遗留下任何透露身份的踪迹，以至于无法辨别凶手是男是女还是多人。鉴于这些谋杀案都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公众、媒体，甚至连警察都承认凶手很有一套。开膛手似乎总是能如鬼魅般领先当局一步，这使谋杀案显得更为恐怖，仿佛魔鬼作祟。
设在白教堂的伦敦警察厅h分部已经竭尽其所能，但由于以前从未遇到过如此级别、如此重大的谋杀案，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应付。警方在整个地区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法医材料。那些声称是目击证人的人、想要帮忙破案的人和其他热衷编造故事的人，他们的证词和来信让警方应接不暇。总计有2000多人被面访，300多人作为嫌疑人接受调查。即便有苏格兰场和伦敦城警察的额外援助，警方依然毫无斩获。真正的线索无疑已经遗失在他们疲于处理的那些雪花般的文件中了。与此同时，当警员们在笔记本上涂写、在黑暗的小巷里跟踪可疑的嫌犯时，开膛手还在不断杀人。
随着“恐怖之秋”的持续，记者们蜂拥来到白教堂，他们每个人都拿着削尖的铅笔，绕着这座骇人听闻的金矿打转。在开展调查的警方和提心吊胆的东区居民之间，媒体总归要横插一脚，结果可谓是火上浇油。鉴于警方没有提供任何确凿信息，报纸便热衷于提出他们自己关于凶手及其作案手法的推测。报纸销量剧增，记者变着法地搜寻更多的内容和更好的角度。添油加醋、胡编乱造的“假新闻”在所难免地见诸报端。然而，报上的谣言和贬低警方努力的激愤报评，并没能平息那些白教堂住客们的焦虑。到了9月中旬，报纸形容当地居民是“惊弓之鸟”；大多数人吓得不敢在晚上踏出家门半步。“大呼小叫的”人群聚集在勒曼街的警察局外要求逮捕凶手，当地商人还成立了一个“白教堂警备会”，迫切想靠自己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媒体疯狂地猜测罪犯的身份：他是住在白教堂的人；他是来自西区的有钱“上等人”；他是水手，是犹太人，是屠夫，是外科医生，是外国人，是疯子，是一伙勒索犯。附近地区的居民开始攻击任何符合这些描述的人：带着医疗包的医生被袭击；携带包裹的人被上报给警察。尽管案件让人恶心，但它也激起了许多人怪异的兴趣。正如勒曼街警察局外的人越聚越多一样，凶案现场亦是如此。一些人站在那里，凝视着犯下恶行的地方，希望能找到答案，而另一些人只是被这一恐怖的场面所吸引。
针对这五起谋杀案，警方未能成功逮捕和指控任何嫌疑人，这使得人们想要以审判形式伸张正义的热望怎么也平息不了。相反，唯一能提供一些答案和部分结论的是针对这些谋杀案的历次死因研讯。每起凶案发生后，白教堂和伦敦城都会公开进行死因研讯，并由报纸广泛报道。和刑事审理很像，在死因研讯中，证人也会被传唤到陪审团面前，陈述他们关于案件的证言，目的是拼凑出一幅清晰而官方的案情图，以厘清凶案是如何发生的。现存有关这五名受害者的信息，大部分都来自死因研讯中的证人陈词；然而，这些陈词对案件的描述有很大问题。问询的方式不够刨根究底，陪审团很少进一步追问，且证言的前后不一和怪异之处从未遭到质疑。总之，那些在研讯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而潜藏于水面之下的种种可能性要幽深得多，也晦暗得多。
如果说白教堂谋杀案揭露了什么，那就是该地区穷人所身处的难以言喻的可怕环境。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安营扎寨和聚众骚乱，只是显眼地外现了伦敦东区及赤贫地区长久以来的顽疾，如同一记咳嗽，直接咳到了建制派的脸上。而开膛手杰克的出现，若也比作咳嗽的话，那比前者还要来得更响、更猛烈。
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记者、社会改革家和传教士一直在厉声谴责他们在东区见到的恐怖景象，但到了19世纪70—80年代间，随着“长期萧条”对经济的影响，情况开始变得愈加严重。伦敦干粗活儿的劳工大军们——那些缝制和清洗纺织品、搬运砖块、装配货物、在街上兜售和卸货的人——他们的酬劳微薄，且没有保障。码头上的临时工每周的工资可能不超过15先令；在大街上展示广告的“三明治人”每天恐怕只赚1先令8便士。更糟糕的是，租金一直在稳步攀升。为了给铁路工程和沙夫茨伯里大道这样宽阔的新道让路，首都各处大片的贫民住房被毁，结果将伦敦的穷人赶往了更拥挤不堪的寥寥几处地方。
白教堂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地方之一，但绝不是首都唯一的贫民巢窟。正如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布斯在19世纪90年代对伦敦贫困地区的全面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整个大都会都泛滥着贫困、犯罪和苦难，甚至在相对舒适的地区也是如此。然而，白教堂的名气甚至压过了伯蒙德赛、兰贝斯、南华克和圣潘克拉斯，成为公认最肮脏的地方。到19世纪末，78000人挤在这个由仓库、寄宿屋、制造厂、血汗工厂、屠宰场、“家具房”、酒吧、廉价游乐剧院和集市组成的街区里。密集的人口使其不仅在精神和文化上多种多样，语言上也是五花八门。至少两个世纪以来，白教堂一直是来自欧洲各地移民的聚集地。19世纪晚期，为了逃离穷苦农村生活而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在其中占了大头。到了19世纪80年代，躲避东欧大屠杀的大批犹太逃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一个对其他民族、种族和宗教高度怀疑的时代，即使在贫民窟内，各路人也不见得会和谐共处。然而，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布斯手下的社会调查员仍然认为这些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当统一。除去一些中产阶级例外，白教堂的大部分居民都被认定为“贫穷”“非常贫穷”或“预备犯罪”。
斯皮塔佛德是该区中心地带跳动着的一颗黑暗之心。在这里，靠近果蔬市场和基督堂高耸的白色尖顶，坐落着该地区——甚至整个伦敦——最糟糕的一些街道和住所。多塞特街、特劳尔街、弗劳尔迪恩街，以及与它们相邻的小街道，这些地方甚至连警察都望而却步。街道的两旁主要是廉价的、如同犯罪温床般的寄宿屋（或称“廉宿”），以及内部潮湿、摇摇欲坠的破旧住宅，住宅里头被分割成独立的“家具房”出租，这些街道和里头穷途末路的居民成了英国所有朽烂事物的化身。
那些从维多利亚中产世界的安全地带误入此深渊的人，会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张口结舌。破败的人行道、昏暗的煤气灯、浮着油花的污水、滋生疾病的死水潭和堆满垃圾的道路，无不预示着楼房内部赤裸裸的恐怖。2.4米×2.4米、虫害肆虐的房间里住着一大家子人，连窗玻璃都是碎的。卫生督察曾发现过五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身旁还躺着一个他们已经死去、等待下葬的兄弟姐妹。人们睡在地板上，或是成堆的破布和稻草上；有些人当掉了所有衣服，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酗酒、营养不良和疾病充斥着这个地狱的内部，当然也少不了家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暴力形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连青春期都没到的女孩，就开始靠卖淫赚钱了。男孩也同样容易沦落去偷盗。在道德高尚的英国中产阶级看来，面对着如此残酷、折磨人的贫困生活，正常状态下支配着人类关系的每一种善良和正义的本能，都已被侵蚀殆尽。
这一点在公用寄宿屋里最为明显，寄宿屋为那些穷得连“家具房”都租不起的人提供容身之处。无家可归者得以有了一个临时住所，夜晚降临，他们有时躺在寄宿屋散发着恶臭的便宜床铺上，有时忍受着济贫院临时收容所的压抑氛围，有时索性就睡在大街上。乞丐、罪犯、妓女、老酒鬼、失业者、老弱病残、临时工和拿退役津贴的士兵，他们都是寄宿屋的常客。大多数住客都可以归入上述几类。仅在白教堂就有233家公用寄宿屋，据估算收容了8530名无家可归的人。当然，多塞特街、特劳尔街和弗劳尔迪恩街的寄宿屋名声最差。每晚4便士就能在闷热发臭的宿舍里租到一张硬邦邦、爬满跳蚤的单人床。8便士可以租到一张同样肮脏的双人床，四周有木板隔断。既有单一性别的寄宿屋，也有男女混住的寄宿屋，但那些男女都收的寄宿屋，众所周知是最乌烟瘴气的。所有住宿者都有权使用公共厨房，该厨房全天开放，直到深夜。住户们把这里当作一个聚会场所，做着可怜巴巴的饭菜，拉着别的房客或其他愿意来做客的人一块儿痛饮茶和啤酒。在这些厨房餐桌前坐下的社会调查员和改革者，对他们眼前的怪异举止和耳边的污言秽语深感震惊，连小孩都满口脏话。不过，他们真正看不惯的还是暴力行为、肮脏到可耻的环境和泛滥成灾的厕所，外加随处可见的裸体、随心所欲的性交、酗酒以及忽视儿童的现象。在“廉宿”里，贫民窟里所有令人不快的东西都集中到了一个屋檐下。
警方和改革者特别关注公用寄宿屋和卖淫之间的联系。不论男女，只要能支付4或8便士的床位费，就不会有人管这位“宿客”问东问西的，于是这些地方就自动变成了淫窝。许多视卖淫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妇女都住在寄宿屋里，或是以寄宿屋为据点拉客，特别是在《1885年刑事修正法令》出台后，许多妓院被强制关闭。这就导致了大量妓女不得不选在住所以外的地方接客。有8便士双人床的寄宿屋是一个方便的地方，妓女可以把在街上揽到的客人带到这里来。其他妓女选择睡在便宜的4便士单人床上，而在外面的黑暗角落里接客，帮客人快速地来上一发，通常都不做全套。
寄宿屋为面临各种难处的妇女提供了容身之所。虽然她们中的一些人会依靠所谓的“临时卖春”筹钱，但笼统地认为所有人都这么做就大错特错了。居民们在凑“夜宿费”时可谓各显神通。大多数人从事收入微薄的临时工作，如清洁、洗衣和贩卖商品，并通过借钱、乞讨、典当来加以补贴，有时候还会去偷需要的东西。找个男伴过日子也是支付费用的重要一环。这些关系往往是短暂的，全因生活所迫，不过也有些持续了数月或数年，尽管他们从来没能成为教堂认可的神圣关系。中产阶级的观察家们经常感到震惊，为什么贫穷男女可以如此轻易和迅速地建立和解除这些伴侣关系。两人之间有没有生下小孩似乎也关系不大。自然，这种道德准则与公认的标准相差甚远，并且使人们又多了一层困惑，弄不清这些邪恶寄宿屋的女住客们究竟靠做什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在开膛手的恐怖期间，报纸急于用贫民窟生活的生动细节来激起民众的羞愤，经常断言白教堂的寄宿屋“是名副其实的妓院”，住在那里的妇女，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妓女。在见识过那些可怕的案件后，公众都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夸大其词被奉为事实。与此同时，伦敦警察厅总监在谋杀案高峰期写的一封信却道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经过一些粗略计算后，查尔斯·沃伦爵士估计，大约有1200名妓女居住在白教堂的233家公用寄宿屋里。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限定，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些妇女是妓女，哪些不是”。换句话说，当警察都无法分辨妓女和良家时，报纸就没有资格妄下定论。
沃伦的数字引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想。假设寄宿屋的住客有8530人，其中三分之一，即2844人是女性，如果这些女性中有1200人可以被认定为妓女，这仍然表明她们中的大多数，即1644人，根本没有从事任何形式的卖淫活动。与白教堂公用寄宿屋的住客一样，开膛手杰克的受害者和她们的生活已然被缠入了一张由预设、谣言和无端猜测所织就的蛛网。这张网在13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它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扰动和质疑。丝线黏附在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的故事上，并决定着它们的形状，而这些丝线代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从属于男性、专制政权和中产阶级。它们形成于一个妇女无法发声和没有权力，穷人被视作又懒又坏的时代。130多年来，我们对这个交到我们手上的尘封的包裹深信不疑。我们很少冒险去看里面的内容，或尝试去揭开厚厚的包装，正是这些包装使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妇女或她们的真实历史。
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或者说人们一直这么相信着，然而在他杀死的五名受害者中，有三名根本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她们就是妓女。一旦有尸体在黑暗的院子里或街上被发现，警察就认定她们是妓女，断定是某个疯子引诱她们到这些地方卖春然后杀了她们。然而，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猜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相反，在死因研讯过程中可以确定，开膛手杰克从未与受害者发生过性关系。此外，在每一起谋杀案中，死者都没有挣扎的迹象，且谋杀似乎是在完全无声的情况下发生的。附近的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尖叫声。尸检结果显示，所有女性都是在躺着的情况下被杀害的。至少有三起案件的受害者是睡在大街上过夜的，在她们被杀的当晚，她们拿不出钱去住寄宿屋。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是在床上被害的。然而，警方如此执着于他们那套有关凶手如何挑选受害者的理论，以至于漏掉了最一目了然的一点：开膛手瞄准的是正在睡觉的女性。
在探寻这些谋杀案真相的道路上，不可靠的原始材料一直是个障碍。死因研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凶案本身和受害者的大部分信息；然而，在五个案件中有三个的官方调查文件已经丢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一些经过编辑、修饰的报纸报道，其中有听岔的，也有自己发挥的，从中可以看出案件的大致情况。我非常谨慎地对待这部分文件，不会把里面的任何内容当成真凭实据。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