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察：“我”的降维
新京报：对于青年一代的作家群体，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对更为宏大的精神力量与信念的追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学书写太过强调现实的议题性，而丧失了所谓“文学性”。你对此有何看法？
张莉：我觉得关注“我”没有问题，关注“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是写作应有之义。我每天晚上会看一两个短篇小说，现在很多作品里的“我”实际上是被捆绑在鸡飞狗跳、鸡零狗碎中的“我”。不是说不能写“我”，或者不能写个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只是关注一个物质的“我”，那是没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的创作者是把“我”给降维了。
写“我”也可以写出尖锐、深刻、强大的主题，因为“我”是“我”和历史、“我”和时间、“我”和命运之间重要的连接。但很多作者对“我”的理解是肤浅的。我的意思是，创作者并不是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是对“我”失去了精神力量与精神思考。如果能对“我”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我”、何以成为“我”有思考，有反思，有质询，那么，“我”也会盛载更大的精神潜能。
陈春成是新近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他的《竹峰寺：钥匙和碑的故事》我很喜欢，在《生活风格：2020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中我收录了这篇。因为在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它里边有历史的沉淀。小说家的语言里有一种隐秘的传统元素在流动。这让人期待，他也是在写我们时代的“我”，但这个“我”并没有被降维，同时又如此让人难忘。
另外你提到文学书写的现实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新文学传统里一直都有这样的脉络，就是问题小说。今天我们去看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大概也就是鲁迅的作品留了下来，因为它是艺术性和社会问题的完美结合，而且它的社会问题不是一时的，是长久以来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也欣赏有问题意识的写作，尤其在今天。前几天我和本科生们在课堂上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想，这篇小说之所以今天还拥有这么多青年读者，恰恰在于小说的问题意识。
新京报：我记得在性别观调查发布会上，几位老师（贺桂梅、鲁敏、杨庆祥等）也提到过这几年文学领域似乎对性别议题的推动力量变小了，反而是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显现出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你怎么看待这一转变？
张莉：文学在整个社科领域的影响力的确变弱了。这一方面当然跟媒介/新媒体的变化有关，所谓从文字/纸质传媒到影像传媒的变化，不同媒介的力量此起彼伏，而电视剧或者电影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毋庸置疑。问题是，哪怕是影像时代，文学原本也是很多影视剧改编的原动力，但今天我们越来越难看到纯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我认为这是作家介入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所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风起云涌。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邹倚天扮演的红衣少女安然，那样的一个健康的女性形象与女性精神气质曾引领过一个时代，但后来我们很少看到这样性格鲜明、多元的女性形象了。现在，相比严肃文学，反倒是网络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够戳中大众；很多网络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能够抓住大众，我想首先是因为网络作者渴望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张莉：可能写作者希望寻找安全感吧。就现实生活层面来说，寻找安全感我完全理解，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讲，寻找安全感其实是惰性。文学的创新就是要有冒险精神，如果作家一直依靠惯性和惰性写作，或者总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旱涝保收，那创新和对于真问题的思考就无从谈起。当然，道理大家都懂，做起来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把想法落实在写作中并没那么容易。
女性的非虚构写作，被忽略的重要文学传统
新京报：你在2021年还出版了一本《新女性写作专辑》。在这本书中，你也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女性文学”的提出主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提出开始，关于“女性文学”的定义一直都存在话语与权力层面的张力。在诸多争议声中，你如何理解和定义“女性文学”？又如何定义“新女性写作”的“新”字？这样的定义是否也体现了中国女性文学从过去到当下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