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
新京报：这项研究之后，你就投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直到2018年，才重新掉转头做女性文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决定重返这一领域？
张莉：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十年的现场文学批评。直到2018年#metoo发生，我意识到女性文学的很多话题被激活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的研究不要躲进阁楼，而应该与更广阔的社会和现实建立连接。所以2018年我想到的是，要回到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女性文学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诸多可能。
第一个工作就是进行“性别观调查”。大概在2018年8月到11月间，我对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及六十位新锐男作家分别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我请每一位受访作家从五个问题中选择一个进行回答，每个回答限定在500—800字以内。
女作家篇
1.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2.你认为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3.在你的作品中，最满意的女性形象是哪位？原因是什么呢？
4.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想象可以借鉴吗？
5.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男作家篇
1.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
2.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3.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
4.伍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metoo运动？
之后我又邀请了包括铁凝、贾平凹、阎连科、迟子建、苏童、毕飞宇在内的十位作家进行同题回答。今天看来，这个调查其实是朴素的发问，我没有奢望大家都愿意回答，没想到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答了，我想，也是因为那一年，作家们都认识到性别观的重要性吧。
2019年3月，性别观调查报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先后推出，名字叫作“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这是第一次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的对于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当时一位韩国学者还特别对我说，这个调查非常难得。提问是容易的，拿到这么多的回答太难了。
新京报：“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在当时也引发了破圈层的影响力。回头来看，你会如何评价它？
张莉：它产生的影响在我的意料之外。毕竟我不是社会学者，社会学者经常去进行田野调查，但对于我来讲，这种问卷调查是第一次，尤其还是性别观调查。我的前面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参考，最初我心里很没底，这项调查能够展开，和他们的积极作答有重要关系。
进行调查，重要的是如何获取可靠可信的数据。今天想起来，恰恰是我过去十年一直在文学现场的工作经验，使得我有条件去获取有效的数据。换句话说，接受调查的这些作家愿意交付信任，愿意坦陈他们的想法。所以，不管未来的人们怎么评价作家们的回答，就我接收到的反馈来说，作家们也的确在努力表达对性别观和性别意识的尊重。
同时，我也对性别观调查的分析保持谨慎的态度。你看，有些作家在调查里说自己没有性别意识，但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很明显，另一些作家回答的时候深具性别意识，但作品相反。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位作家性别观的分析要分开看，不能只看他说的，也要看他怎样写。
还有一点，做性别观调查后，我强烈认识到，性别观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尺度，要意识到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退一步来讲，作家当下的性别观也不代表他未来的性别观。
新京报：能分享一些你在这次调查中的重要发现吗？尤其是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性别观有哪些不同？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又有哪些表现？
张莉：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谈到如何理解自己的性别意识时，女作家们往往会说，要克服自己的性别意识；而男作家则会反问，为什么要规避性别意识，本来就是男人，从男人的角度写女人有何不可？这回答让人意识到，男作家是自信的，会觉得自己的男性视角是自然的，而女性则处于不安全感之中，担心强化自己的性别意识会得不到好的评价，所以有意回避自己的性别意识。
大部分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她们一边喜欢简·奥斯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一边也会说希望自己的写作里少一些女性的痕迹。但是，铁凝、迟子建、林白等上一代作家则说，她们受益于自己的性别视角。我想，这是两代女作家之间的差异，这让人想到，我们这个社会里，女作家承担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而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一定年纪，她们才承认女性视角对于自我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调查里，也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坦率看法。比如，很多人都认同好作家是“雌雄同体”的说法，但也有作家会反对，会举海明威为例。苏童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一位优秀作家在写作时要有“易形”或“易性”的能力，说得非常好。我想，他的意思是，一位优秀作家要有他的社会性别意识，也要有能力跨越他的生理性别。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就曾坦陈，“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