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里还问到如何看待《水浒传》中的“厌女”。女作家们几乎都表示自己很反感，但男作家会提到历史语境的局限，或者不能以今天的性别观去审视当年的作品，等等。不能从这些回答里判定谁对谁错，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理解角度和立场的不同。
新京报：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是否有进一步的推进工作？
张莉：2020年我再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江南》发布了“性别观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调查，这与“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系列调查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作家的性别观调查样貌，调查的覆盖面广，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最近两年，我的很多同行告诉我，他们大学有一些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在以这个调查为例做论文，我听到很开心。目前我还在写分析报告，预计2022年书稿会正式出版。我希望在书里开放这份调查报告的原始数据，未来不同行业的人都能集中读到作家们的回答，当然，我也愿意将自己的分析与大家分享。
在文学的汇流中，淘洗女性的生存样态
新京报：2021年你也出版了《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自2019年起，你每年都会编选年度女性短篇小说。当时为何想做这样的尝试？
张莉：早在研究现代女性文学写作的发生时，我就特别想找到一百年前普通女作家们的作品，比如说1919年时女作者们写过的小说，当时还畅想，如果每一年都有女性作品的选编，那么作为一百年后的研究者该有多幸福，我们能清晰判断出女性文学成长的整体脉络，也会更直观看到她们如何一路走来。但可惜的是，一百年来还没有一本女性文学年选。很多普通女作者的作品就此消失在风中了。
对我来说，开展女性文学年选的意义在两个方面：一是我想为中国女性文学留下年度样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文学气质的变化，当下可能不明显，但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就会表现得很清晰，也有利于后来的学者去研究。二是我想要通过这样的作品选编来记录中国女性的生存样态。这是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立场上的考量，我相信这里的生活记录，有新闻报道所涵盖不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新京报：这样的编选也很少见。最开始的编选工作如何展开？遇到过哪些困难？
张莉：第一次是在2019年，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困难首先是没有可参照的经验，也几乎没有人可商量讨论，凡事都要自己思考、摸索、决定。最重要的是设定编选的基础框架。
我的想法就是要努力淘洗掉原来附着在女性文学身上的刻板化标签，比如爱情、友情、亲情，或者是家庭、社会等分类。所以当时选择了“爱”“秘密”和“远方”这三大主题，考虑的主要是这三个主题既是人类所共享的，同时女性在处理这些主题时也别有经验或者别有视角。最终决定年选的基本框架是二十位女作家讲述的二十个故事，是从全国诸多文学期刊发表的优秀作品中挑选而来。
入选的标准呢，必须涵盖不同的年龄段以及不同类型的女性写作。每年都会选择五到六位新面孔，即使这些新面孔写得没有那么好，但如果她的作品中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她的小说气质与众不同，我就会纳入进来。我希望通过进入年选这样的方式来鼓励青年女作家的写作。我也相信，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区间里，女性文学年选会推出属于它的女性作者群。事实上，我想要借此来厘清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建立属于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传统。
可能因为我有之前十年当代文学批评的经验，回过头再来做女性文学年选，便有了参照系，我能够清晰地知道这个女作家的坐标，她的位置在哪里，我也会很快知道哪些作家是被忽视的，如果她在当代文学场域里还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但她在女性书写传统里面又非常重要，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把她选进来，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她。
新京报：具体来讲，你如何理解“爱”“秘密”和“远方”这三个主题？
张莉：刚才我们也提到，“爱”“秘密”和“远方”可以涵盖人类的写作主题。但说回来，这三个主题其实也代表了我对女性文学书写的理解。《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序言题目是《是讲述，也是辨认》。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脑海中就是一棵大槐树底下女人们在聊天拉家常的画面。从表象上来说，树下所谈的只是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但其实却连接了天地和湖海。
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农村。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村里的女人们都会坐在大槐树底下一起聊天。现在想起来全部是属于那种农村家庭妇女的闲聊，有些人会织毛衣或者带孩子。偶尔，会看到有个女人的胳膊青了一块，或者是一个新媳妇忽然大哭不止，而我当时很小，不明白她为什么哭。这些碎片式的画面沉积在我的记忆里。
很多事情，要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书，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懂。现在我再回想起少年时代看到的，会恍然明白，其实胳膊大腿上的青紫就是家庭暴力，而那个新媳妇是被拐卖来的。生命经验的沉积需要时间，理解他人也需要时间还有经历。现在想来，当年那些人的诉说，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出口，一个倾诉的场域。“女性文学年选”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就是把散落在风中的女性声音汇集，我们一起诉说，也一起辨认那些属于女性的生命与生活经验。
少数民族的女性写作，诚实地抵达所写之物
新京报：你一直关注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的创作境况。她们的创作实践、创作理念和上一代相比有哪些不同？在女性作家群内部，是否也存在不同的分野？比如边远地区vs中心城市，劳动阶层vs中产阶层等？
张莉：特别高兴的是，女作家越来越多了。这些作家中，有的人性别意识强烈，也有的性别意识并不强烈，但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和前一代女作家相比，新一代女作家的教育背景更高，比如张怡微、文珍、淡豹、王侃瑜、修新羽、杜梨、蒋在，等等，这些作家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有着出国留学的经验，和前一代作家非常不一样，我很期待她们，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教育背景和视野会让她们写出更不一样的作品。当然，这需要时间。
当然，有时候作家写得好，也与她们的学历没有必然联系。边远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分野是我最近特别关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女性写作的批评是只关注身体和个人，带有明显的中产阶级趣味，等等。其实在今天，这种所谓中产阶级写作依然存在，但重要的不是中产阶级写作，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城市中产女性对于劳动女性、边远地区的女性或者更为弱势的女性生活，其实是有盲区的。
具体到文学场域，它同样也是一个权力的场域，比如北上广的作家获得的资源很多，边远地区的作家不容易被看到。前阵子正好参加了新疆女作家叶尔克西的长篇小说《歇马台》的研讨会，我喜欢这本小说，它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但书评很少，关注的人也不是很多。小说写的是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从好几代哈萨克族女性身上，我们会看到她笔下那些可爱的女性其实是和男人并肩成长的。这位作家是哈萨克族人，也是哈萨克语的翻译。当然，她现在用汉语写作，她的语言非常有节奏感，非常不一样。
其实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有非常重要和新鲜的视点，但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强烈的社会情怀。另一本少数民族女作家的长篇小说我也很喜欢，冯良的《西南边》，她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小说细腻曲折，动人心魄。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而言，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呈现了哪些创作特点？
张莉：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普遍都很朴素。她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愿意去细致描摹生活的枝丫角落，不需要叙事的花哨，就能描写出事物本真的光泽。
年初我为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集《白衣秀士》写了序言。马金莲是回族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她在西海固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结婚生育，所以她和她笔下的那些女人，是妯娌、婆媳、姐妹关系。她曾和她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在厨房忙碌。在好几个创作谈里，马金莲说起过她对小说灵感的捕捉。锅开了，要炒菜了，水开了，孩子们打闹了……这真算得上是在厨房边写作的作家了。这位作家自然地谈起家务琐事对写作的打扰，但她也努力和这些琐事抢夺书写的时间。她是在我们经验之外的青年女性写作者。
在描写社会问题时，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视角也不太一样。马金莲的作品会描绘社会问题，但她的视角是低微的。比如小说《旁观者》，女主人公讲到病房所见，一个工地上的男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雇主只能赔几万块钱，男人和他的妻子很是愁苦。到了晚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摸着丈夫的腰，突然哭了，因为她的丈夫也是城里的打工人。这个细节特别动人，我想，当马金莲这样处理细节的时候，她并不是旁观者，也不认为那些人是“他们”，那一刻，你会感到她对苦难或幸福的理解，与其他作家有多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