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后来写专栏，无论是思考还是语言上困顿的时候，都会去鲁迅那里找资源。再后来，我从香港读完博士回到华师大任教，一边上课，一边也和炼红一起旁听了薛毅的鲁迅课。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深的学者，也一大半是鲁迅研究专家，包括王富仁、钱理群、李欧梵和汪晖老师等人。因此，虽然我不敢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但鲁迅从来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中，只有他能以表情包的方式活在全中国人心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和修辞从来没有过时。
文化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跟研究者体温的消失有关
新京报：是在师从王晓明时期，文化研究进入了你们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视野的吗？你又是如何从文化研究转向影视剧研究的？
毛尖：很大程度上，正是鲁迅式的追问，使得王老师带着我们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转向了文化研究，那时候我们相信，用我们的高温，向这个越来越低温的社会，吹点“热风”。我们一起做热风网站，起早贪黑地在网络上发声，也确实聚拢了不少人。一边，我们联合上海六所高校的老师，周末做文化研究联合课程，迫使一大批研究生博士生周末来上课，现在想想，当年真是愚公的力气，集体备课集体授课，到处借教室，还给看门的大爷买烟。当然，后来我们这群人也各自转向，但“热风时期”的热情已经舍利子一样存在于岁月中。
至于我的影视剧研究，和陆灏很有关系。1997年，陆灏办《万象》，我开始写电影，似乎还受读者欢迎，陆灏就一直催我写，他催一次我写一篇，直到《万象》易手。后来陆灏编《文汇报·笔会》，他叫我开了一个《看电视》栏目，我又开始转向写电视剧。所以，我做影视剧，本质上是业余的，但因为是业余的，也就没什么习气吧。
新京报：你们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化理论，课程讲稿《巨大灵魂的战栗》出版时，你所作的序言感动了许多读者，那段经历给我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情谊之感，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都构成了一种由学术热情联结的共同体。也有评论指出，其中的文本解读还是较多偏向传统的文学理论，当时授课的初衷是结合更多的前沿文化研究理论吗？后来，你曾经提及自己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多的“狐疑”，这种“狐疑”主要指向什么，可否展开讲讲？
毛尖：这门课程从2006年开始，2010年停了一年半后继续，前后大概十年，课程会介绍前沿的文化研究理论，但主体还是经典理论，比如第一节课就是文尖讲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那时文尖腿上还打着钢钉，拄着拐杖讲了半个学期，薛毅又接着讲了半个学期的卢卡奇。《巨大灵魂的战栗》是其中一门课的结集，我在序言中写过，为什么要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里开一门看上去如此传统的经典作品选读，是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体温。而经典文本，是建立体温的一个途径，一种传统。
今天回头看，当年开这门课的决定是多么正确，文化研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你提到的我的“狐疑”，都跟研究者体温的消失，或者说，历史感的消失有关联。粗糙地说，我的狐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国内短暂地成为“显学”后，政治正确的立场很容易被学生习得又随便操作，学生一面手机里反复播放着他喜爱的歌曲，一面在作业里对这首歌各种批判。好像只要政治正确，学术研究就一劳永逸。“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成为机械空洞的口号后，文化研究连“内卷”都卷不起来。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常常又显得没门槛似的，学上半学期就能对人民生活指手画脚，好像全中国就他们洞穿了节日是资本家的阴谋。
当然，这些狐疑主要来自我对自己卷入其间的上海文化研究的一些观察，我讨厌站位高调门花的研究，如果一个富士康工人歌唱他的工作，是不是就该死？如果广场舞大妈穿着lv舞蹈，大爷是不是就该送大妈去上文化研究课了？文化研究喜欢批评官僚主义，但有时他们自己的调门都非常官僚学术体，既得不到生活认证，也得不到身心检验。
李欧梵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新京报：你曾提及著名学者李欧梵对你的学术之路产生很大影响，他对你的影响具体是在哪些方面？你在香港读书时翻译了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为何当时会选择这本书翻译？其中的文化研究、都市研究对你的学术研究兴趣、研究方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毛尖：1997年，我到香港科大跟陈国球老师读博。陈老师主治古典文学，我在陈老师的教导下，苦读了一年古典文论，算是补古典方面的缺，但终究不敢写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陈老师博雅通融，让我自己选。当时欧梵老师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刚完成《上海摩登》书稿，给我们上课也大量涉及上海文学和电影。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博士论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电影，写得不好，你别追问我博士论文。老师用他的书稿上课，他叫我翻译，我就一边上课一边译。一个学期课程结束，书稿译完。中文稿《上海摩登》第一版因为用的是老师的英文未出版稿，内容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稿还多了点。说实话，不是我翻得有多快，真心是老师的论述系统漂亮又明确。他创造了一个摩登话语体系，所有的概念都丝丝入扣历史和文学史，加上他有自己的修辞追求，对我而言，整个翻译过程不仅是学术训练，也是写作训练。之后，我花了比翻译长得多的时间找《上海摩登》中的引文和注释资料，老师很多资料扔在美国，我回上海找，有些上穷碧落下地库也找不到，也因此知道，这个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边资料。
现在回头看，欧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欧梵老师一起去铜锣湾看侯孝贤的《海上花》（1998），因为确实很沉闷，加上用的还是沪语，就有人不耐烦，在座位上弄出声响，欧梵老师轻轻一句“镜头真美啊”就把我们镇压了。本质上，欧梵老师是艺术家、学者、作家三位一体。桑塔格对伟大的作家有个分类，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借用这个分法，欧梵老师跟加缪很像，他是一个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着狐狸品格的刺猬。有的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场合的风光，有的人看到他在图书馆皓首穷经的坚毅，有人觉得他高调恋爱太不像个大学者，有人觉得他一件西装从芝加哥穿到哈佛太不修边幅，但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汇聚，显得毫不违和，好像是，他重新定义了生命中的很多概念，用这个方法，他扩大了学术的边界，让原来彼此反对的范畴可以互相叠加，他的“上海摩登”就是这样撑开了上海研究和摩登论述，霓虹灯下和霓虹灯上，都可以在摩登界域里被理解。《上海摩登》也因此推动了全球的“上海热”。
书中关键词都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三一律交汇处：舞厅、咖啡馆、公园、跑马场、娱乐场、电影院、饭馆、百货公司以及大马路，欧梵老师用本雅明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上海，但他的批评框架并没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构造，二十世纪的上海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带拱门街的巴黎，老师从“上海如何被寓言化”这个问题出发，重新整理了一百年前的都会时空，然后把它们兑换成一个能指所指新宇宙，上海也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敞开，用这种方法，欧梵老师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重新发明了上海。这种本雅明-李欧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让我很膜拜。当然，二十五年过去，我自己对“上海摩登”这个框架也有一些零星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