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看研究方向的转变，多是时代发出的指令
新京报：在大学教育之前，你的阅读经验是怎样的？
毛尖：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少年阅读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主流，手抄本、海外文学是暗流，叛逆年代，坐在教室里卖身不卖艺，心思全在金庸梁羽生身上，老师家长越苦口婆心“朱德的扁担”，我们就越不三不四。那时录像厅跟着一起进来，虽然被我们看成黄片的港台片，最多也就衣服滑落一下，但是，大银幕上，接吻还主要是企图，《少林寺》（1982）里，坏人王仁则一把扯破牧羊女的裤子，就能紊乱我们的小心脏，看到海外电影中的床上镜头，哪里受得了。
但与此同时，主流阅读也从来没有真正退场，或者说，集体主义这些概念，已经构成我们的潜意识，只不过时间走到八十年代，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兄弟，“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烽烟举”也是兄弟，看到乔峰段誉虚竹，在天下英雄面前义结金兰，准备同生共死，我们沸腾的热血，和看《保密局的枪声》（1979）一样一样的。影片结尾，潜伏在保密局里的我党同志刘啸尘被他的顶头上司张仲年发现了身份，坏人拿着枪在刘啸尘背后阴森森说，举起手来，然后枪响，开枪的是另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无名英雄常亮，刘啸尘上前叫一声“同志”，观众席上的我们心魂荡漾。这是我们又分裂又统一的少年时代，最美好的人是同志，也是兄弟，所以必须要读大学，进了大学，才会有满屋的师兄师妹。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学术之路的？为什么决定留在学校里做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采访里你调侃说做学术是因为留恋学校、寒暑假，又“反省”说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很好奇这样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
毛尖：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之后。一进教室，男女比例跟肉丝和面似的，去文史楼上课，看人家中文系阴阳调和，就想着得换个专业。如此大学毕业就转到中文系跟王晓明老师读书，同门师兄师姐有金海、罗岗、倪伟和李念，他们每个人都是我老师，尤其罗岗，常把福柯、罗兰·巴特挂嘴边，搞得我们这种文艺青年马上自觉文盲，也跟着装神弄鬼苦学了一年新批评、结构主义，不过其时王老师已经转向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也自然席卷其中。
今天回想，这场讨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没有真正说服我，比如在王朔问题上，我至今觉得当年把王朔看成虚无主义是很大的误会，但王老师、徐麟他们投入这场讨论时的不舍昼夜和严肃认真，却长久地影响了我们，让我觉得成为一个人文学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个意识形态较量的疆场。所以，你要问我一个坐不住的人怎么能成为学者，这个问题，当年研究生面试，王老师也问过我，估计他也觉得我生性好动，宅不住学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过来我倒也想说，一个特别坐得住的学者，在这个坏人坏事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别的优点？当然，这么说，带着点滑头离题的成分，不过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成为一名人文学者吧。
新京报：你大学求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国人复杂情感的时期。一方面是席卷而来的文化热，另一方面又揭开了一个剧烈变动时代的序幕。你曾在主编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求学那阵，为了一个讲座去坐三小时的公车。”那段时期对你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尖：最近刚看了一个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算是2021年日本最佳吧，具体内容我不描述了，其中男主是戏剧导演和演员，他有个习惯，喜欢一边驾车一边练习台词，为了这习惯，他去别的城市，也故意选择住在离剧院很远的地方。回到你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为了听一个讲座或会议，经常会从华师大跋涉去别的学校或作协等机构，交通不便的年代，三个小时很正常，但从来不以为累，一方面当然是年轻，另外一方面，这路上的时光也很丰富，尤其听完讲座，趁热回锅，有一次，过于激动，集体忘了买车票，又不甘心被罚，和售票员吵架，然后被赶下车，索性一路沿苏州河走回学校。听的什么讲座，记不得了，但是傍晚苏州河的肮脏景象触动了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只看到苏州河波光粼粼。这种状况，蛮有时代隐喻。
文化热带来文化爆炸，刚好也是我们自己身心爆炸的时代，爆炸对爆炸，有时会有特别璀璨的结果，我们如狼似虎地阅读各种西方名著，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当教材看，把所有的课程都变成西方文学课，谈情说爱不引用普鲁斯特就显得不够全乎，校园里最轰动的讲座，也都是作家学者的先锋文艺主场，像今天海报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占据学校礼堂，诗人能带走校花，总裁还不能。但爆炸对爆炸，常常也会闪瞎彼此的眼睛，就像我们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体下车。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过去我们都喜欢讲那个年代抒情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猛虎蔷薇，如今时代翻页，倒是可以更诚实地来谈谈那时苏州河并不干净的景象。比如当年全国人民奉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恋又自大，领着时代往个人主义道上发酵。
新京报：从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求学地点的变化也伴随着专业选择的变化。从英美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再到影视剧研究，你如何回顾这二十年的学术研究转变？是什么促使你探索、锁定最终的研究方向？除了专业上的转变，还有什么重要的节点标志了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大变化吗？
毛尖：就我自己而言，这些转变更像是时代发出的指令，或者说，我们就像时代的app，时代的每一次版本升级，都会拖着我们做出改变。大一写作课，格非和宋琳给我们上的，先锋作家先锋诗人，搞得班上不少同学，白天课堂睡觉，晚上带瓶墨水去通宵教室写作，我也去了几次，小说没写出来，但结识了不少中文系朋友。他们对我们外文系言必称莎士比亚很看不上，觉得没个性，如此一边逼着我们去看冷门作家，一边对中文系生出一些莫须有崇拜，所以，我后来转到中文系读研究生，养生愿望虽然也真实，但更主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中文系有一种邪魅感，好像他们守着另一条道路，和传统不同，和课堂不同，他们和艺术系一样，生产着一些离经叛道的人物，光头或者长发，长衫或者乱穿，他们向站在世纪转角处的我们示范什么是混乱和思想，后来我们泥足深陷，才发现他们的邪魅也不过是套路。
如此，等到王老师持续推动人文精神大讨论，在文科大楼一场又一场激烈直接的讨论中，我第一次体认到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精神。那时候，王老师给我们上课，经常用沉郁的语气，大量使用问句，“你想想，中国现在的危机是什么？你再想想，读书人该对国家负什么责任？”这个“你想想，你再想想”被文尖推广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而研究生三年，在我整个的求学生涯中，是最重要的时段，尤其王老师用他刚刚完成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我们讨论鲁迅，使得未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觉得背后有鲁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