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当时诸多思潮的，是一套“现代化理论”的范式
新京报：我们来谈谈最近再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你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也带有很强的反思意味。回望这项研究，今天的你会如何评价它在你的诸多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在八十年代研究中的位置？
贺桂梅：我的研究基本围绕两个脉络展开。
第一个脉络是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五个阶段的研究，形成了五本书，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的不同时段。第一本是《批评的增长与危机》，1999年，研究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第二本是《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年，研究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作家与思想史问题；第三本是《“新启蒙”知识档案》，2010年，研究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第四本是《书写“中国气派”》，2020年，研究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与民族形式问题；第五本是《21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的镜像》，暂时还没有出版。《打开中国视野》是一本综合性的论文集，是我研究各个时段的代表性论文，提出了我研究当代中国与文学的核心问题，即从“中国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立足文学研究，打破学科专业的分界，从阶级、民族、性别等主要维度总体性地讨论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问题。
第二个脉络是从女性文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维度对现代中国（包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所做的研究。这部分的论文主要收入了《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接下来很快要出版《20世纪女性文学经典解读》《女性镜像与当代中国》，主要是从性别维度对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
整体来讲，《“新启蒙”知识档案》是我第一本成熟的学术著作，也是我的研究风格和思想视野逐渐成熟的体现。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做的是八十年代和“五四传统”。选定这个题目时，中国知识界正在展开“新左派”“自由派”论战。我作为文学系学生卷入其中，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在当时，我对八十年代没有很深的累积，研究得很吃力，完成以后也不是很满意。后来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做了其他的工作，再回头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研究八十年代。直到2010年，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到2021年再版，我仍然觉得这本书没有过时，而且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
对于八十年代文学与文化，学界往往把它当成一种现实性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缺少历史化的视角。主要研究有这样几种：一种是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另一种是在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中，将八十年代文学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进而在历史化的面向上做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比较基础性的文学史资料整理。
《“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带有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我的导师是洪子诚老师，他的学术纯度很高，我受到他的学术训练，所有问题的讨论都要基于史料。我在这项研究上下了十年功夫，很多的精力都在梳理和阐释各种史料文本。对八十年代这六个思潮以及相关史料的把握，我自认为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
新京报：谈到八十年代，绕不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回望这段历史。而人们对八十年代的回望与评述总是带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对创造、开放、实验等精神的追怀，一方面又是对怀念本身的警惕与怀疑。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位置，即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你如何理解八十年代与前后三十年的关系？
贺桂梅：关于前后三十年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讲法，一种认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今天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是由改革开放造成的。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化。八十年代在当代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承前启后，既勾连起前三十年，又对前三十年做出大的转型和调整。而它调整后的方向推动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我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中想要思考和试图抵达的就是如何能够在一种更大的视野里比较客观地讨论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尤其是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发生，又如何和前后三十年形成一种实质性的连续关系。
这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希望将它历史化。一方面确实发生了剧变。从灰色的七十年代走来，忽然洞开崭新的世界，蕴藏无数新的可能。就像在五四时期，当时的人们通过启蒙革命，向世界敞开，和西方的思想建立关系，也跟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关系。
在历史结构层面，八十年代和五四时期很类似。同样是一个大转变的、突然洞开的、有无限可能性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充满了希望，即便有苦恼也不会使人消沉，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整体是一种解放式的时代面貌。但如果我们对八十年代的判断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估八十年代？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覆盖性影响。当前中国知识界主导的知识范式、知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可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是沿用八十年代那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回应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八十年代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全球格局和社会结构中。这样一来，我们才会看到八十年代和前三十年的关系并非全然的断裂。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包括国民经济体系、革命意识的塑造，八十年代就不会发生。同时，虽然当时的人们对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感到不满，可实际上整个文学领域的组织形态都还是社会主义式的。人们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方式，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投射与重构。
新京报：你在《“新启蒙”知识档案》绪论里涉及许多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提到这本书的主要考察方法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运作关系，能不能讲讲为什么选取这样一种研究框架？
贺桂梅：知识社会学主要是曼海姆的理论。曼海姆讲过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故事：如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辈子就在村里生活，他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村庄里面，村庄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但当他到了城市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些价值观是有限的，是和村庄这个环境嵌套在一起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看到村庄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说的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每一种理论和知识都有它的视角性。这也是我所关注和强调的，任何理论阐释肯定是特定视角下的阐释，而不是普适性的阐释，哪怕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一定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环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的视野。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强调从“总体意识形态”和“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特定意识形态”即个体的、经验性的特殊表述。“特殊的意识形态”是说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受到环境限制的，而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总体性社会结构里面来解释这些特殊性。
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好处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任何知识都有其视角性，强调八十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关系。同时也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超越性总体视角，来重新定位那些文学与文化思潮背后的知识装置与历史内涵。
新京报：在讨论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时候，你也提出过这些思潮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代化范式。如何理解“现代化理论”范式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贺桂梅：现代化理论实际是由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知识精英所发明的一套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许多脱殖后新成立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一方面可以走美国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民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可以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理论叙事实际上是在冷战格局中如何争夺这些国家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争夺不仅仅是权力、军事的争夺，也需要知识的争夺。当时的美国便集结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高校知识分子，共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这套理论经历了一系列演化过程，从最初社会科学界生产出来的一套知识，逐渐成为美国政府针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策，而后又被确立为一种美国主体性的意识形态。
如果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这本书里提出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思潮、文化热等文学思潮，它们在激发人的感情时，背后都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设想。而这套设想的资源就是现代化理论。比如人道主义思潮是关于人的理解，强调人性是自然的，要与政治性对立等。这套说法和现代化理论对于个体的描述是一致的。
当然，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接受也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围绕当时的历史处境和特定思想资源进行的再生产过程。我在书里也强调它其实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八十年代能提供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化理论。
重返八十年代的意义，在于理解“启蒙”的精神气质
新京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是“激情、频发、热忱、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关键词就变成了“现实、利益、金钱、市场、信息、世故、时尚”。就你的观察，相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构成当下的关键词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