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常见词当然有很多，比如内卷、朋友圈、焦虑、抑郁、虚拟……大家讨论得比较多，我就不赘述了。我感触比较深的可能还是人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变得那么脆弱。这是特别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比如抑郁症的普遍化。抑郁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它意味着被动、消极，丧失行动力，不是要人积极地生活，而是去过一种否定性的生活。
这还不是一种简单的代际差异，而更像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八十年代时，虽然日子过得不如现在，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切的，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便利，也越来越有秩序，但大家的内心却失去了秩序，丧失了曾经那种精神性的热情和信念，也不再觉得我们可以认识自己。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新京报：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是当下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于当时的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向往。在你看来，当我们今天提到八十年代，它留给当下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贺桂梅：八十年代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仅是知识性的意义，因为八十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在于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突破僵化的现实格局、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和情感气质。
八十年代最喜欢说的词叫“启蒙”，我这本书也叫“新启蒙”。这是因为八十年代的镜像是五四时期，当时人们想要接续五四传统，重新启蒙。但“启蒙”的实质性内涵究竟是什么？启蒙本身是一个精神气质问题。它的初衷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摆脱未成年状态。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达到启蒙的精神气质，就要去追求一套特定的知识，也就是人文知识。八十年代所接受的也正是这一套知识。
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有勇气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启蒙的最终目标。第二，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我想提一下福柯。在福柯看来，当我们说认识自我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的含义也并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启蒙的含义是关于自我的批判的本体论，也就是首先要认识我们是怎么成为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想问题，这么说话，这么做事情。接着，福柯又说我们要做一种知识考古学，厘清我们怎么成了今天的自己。然后，再去撼动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我们要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所以他说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已有的条件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当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我们尤其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你在书里提到的“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对，这是我特别想要提出的一点。这一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主流的、体制化的社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学太过关注数据统计，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涵在于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里的公共议题沟通起来。这是一种特别具有生产性和批判性的思路。
延续这一说法的是英国的吉登斯。他在《社会学：批判的导论》中提出，除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有“历史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还要知道过去的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时也提出“人类学的想象力”，就是不能说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是唯一的，而应该尊重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以及那些与欧洲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的生存方式自有其独立的意义体系。
我最早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界的说法，尤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文学界一直强调“纯文学”，要将文学从政治控制的语境里摆脱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开始陷入纯审美的、纯个人的、纯感性的领域，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少了。
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但它实际上制约了作家，也制约了研究者。我最近参与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奖评选，密集阅读了2015年到2017年的多部小说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文学变得好没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视点讲述自己的困扰与焦虑。小说经常就是通过死亡或从生活中消失为结局。这种个人化的纠缠所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存境况，让人读得很郁闷。
另一方面，对纯文学的过分强调也让文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聚焦的问题和材料特别细小。对文学性的理解最后都落入到抒情和审美，最多谈及语言艺术，而失落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根本性视野。
呼吁“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们要知道同时期、同结构下，其他学科在谈论什么问题。这必然牵涉到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组织方式。这方面，社会科学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学只是跟在社会科学后面，也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文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关系上发挥它最独特的力量，即基于人的感性和情感的体认。这种体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但其实是人的潜能的发挥，你的视野越大，你所能想象的空间就越宽阔，文学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人文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为了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新京报：对于当下的社会境况来说，人文学的想象力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贺桂梅：首先还是要回到人文学这一概念。人文学，广义上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与人相关的价值、情感及体验。它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里提出的，在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门学科，也构成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知识的主脉。
回到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文化的传统其实一直都扎根于人文主义脉络。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更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修炼所能达到的境界。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不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力量。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今天变得特别迫切，是因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不单是将人从现实世界隔离到虚拟空间，也改变了社会运作的形态。其中有很多技术性的支配力量实际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为独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质的内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被动。
召唤人文学的想象力，首先要认知人的被动状态。也就是说，要重新认知今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条件及物质性基础，也包括技术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现在有两种引人注目的人文思路：一种叫“后人类主义”理论，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人”，另一种是复兴古典学。古典学的复兴确实有它的道理。它们认为，现代世界里的人越来越病态化，所以我们要回到现代和古典交战的那些基本问题上，从例如《论语》《理想国》这些经典里面汲取力量，因为它们对人的理解是更整全的。这种思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古典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回到古典时代，而是我们要重新去学习和把握这些经典所提供的关于人创造自己、创造世界的方式、视野和能力。
同时，人文学的想象力强调的还是人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形态的基础上，用当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属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贺桂梅：我的研究一直都是既在专业里面，又跨在专业外面。文学界做当代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人会比较多地读这本书，它也是一本基础性的参考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去看，很多人对我使用的理论会觉得陌生，所以阅读起来会比较困难。
另外，许多文学研究者比较习惯那种作家作品的批评讨论，而我会把作者作品糅到一个思潮里讲，同时还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因此，在专业圈里能够比较有深度的讨论也不多。有意思的是，我听到的许多反馈来自文学圈以外，比如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这些学科的学者会更多跟我谈起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