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女性热潮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和话题。毛泽东时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态，那时一直都非常重视女性的问题。
新京报：但当时的女性解放是放在阶级维度里进行讨论的。
贺桂梅：对，所以当时将它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而不使用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性主义运动的说法。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
女权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最早的理论资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展开形式是不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实践本身非常重视女性问题，一直把女性的问题作为整个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强调妇女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呼吁男女都一样，设定了一个无性别的主体形象。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最成功的那一面是，它一举就解决了中国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它在处理父权制、性别与阶级、女性内部阶层区分的问题，还有女性与民族这些问题上，视野是很开阔的。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彩礼的纷争、农村女性的状况其实是那个年代讨论性别问题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讨论性别问题时设想的主体就是农村女性，而不是知识女性，这是一个阶层的巨大转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谈知识女性。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自己言说的空间很小，女性从文化观念上去批判那种性别身份束缚的实践空间也不大。最典型的是丁玲。丁玲当然是革命的，她也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她也会提出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比如她的《“三八节”有感》，但是这会被批评为要把女性的问题和党的问题分开。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政策，在1943年有一个大的调整。此前基本上关注的是新女性，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1943年之后，关注点转移到了农村女性上。整个文化表现上，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形象主要是劳动妇女的形象。
今天谈论女性问题，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种历史遗产综合起来，要更客观地探究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遗产和前三十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优长，也有各自的问题。
从性别盲到阶级盲，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里用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来形容这两次思潮——从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盲”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热潮的“阶级盲”。
贺桂梅：这也是因为文学是一个特别中产阶级的领域，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作者都是知识女性也主要表现知识女性，因此在谈女性问题时遮蔽了很多阶级维度的问题。九十年代那种个人化写作，它所说的“个人”不是普遍的个人，而是中产阶级内部的个人。二十一世纪这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家务劳动、父权制等制度性问题，也只是很多声音里面的一个声音，而且主要限于学院和知识界。
如果我们去看大众文化领域呈现出来的女性话题，就会发现他们关注的焦点与文学界有所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宫斗剧。比如《甄嬛传》《延禧攻略》这样的大女主剧，它们的设定首先还是在“后宫”，然后再去讨论说女性要如何“上位”。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叙事方式。
强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也是因为对于谈论性别问题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参照邻国比如日本、韩国等谈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它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发生过女性主义运动，但结果就是把女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以及单一的性别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次讨论的主体更多还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而对中国的农村女性，以及城市里更为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所承受的是更大的性别束缚，不平等更多地渗透和沉积在日常生活、日常观念里。很多时候，她们可能会将这些束缚接受为理所当然。
学术界尤其需要自反的能力，但这一自反的能力有多强，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力，视野是不是局限在性别这个单一的领域里，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新京报：近两年，还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是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讨论。这也涉及女性长期面临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自己。之前张桂梅老师关于女性不要当家庭主妇的言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你怎么看？
贺桂梅：张桂梅能够成为一个热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她是近十年关于女性和性别问题被推举出来的一个热点人物。主流社会观念都是要让女性先上学，让她们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结果很多女学生毕业后都去找一个好老公，回家做全职太太了。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修订过一次婚姻法。郑也夫那时候出版了《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这本书。“代价论”的意思是说，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些人作为牺牲品，承担代价。当时女性的反应很大，对他的批评也很厉害。有一个人大的副校长公开支持全职女性，也被骂得很厉害。所以让女性回家这些讨论其实一直存在。
所有的女性问题或性别问题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原点问题，比如说生育问题、家庭模式问题、社会性别身份问题、儿童社会化问题、职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等。所以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不是笼统地谈，而是首先区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谈，在家庭的问题上谈，在工作和社会层面谈，在文化领域谈。因为一个女性从小到老的整个生命过程，每个阶段所遇到的焦点问题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构成总的女性问题系。因此，一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问题域，同时也要对性别身份导致的结构性原点性问题有总体的认识。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出现？
贺桂梅：我一直比较关注这块，市面上能买到的新书我都会买。就我的认知来说，从理论而言，在性别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我自己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近些年学生们都很关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厌女症问题，以及许多中国学者对性别社会问题的探讨，感觉上，这些讨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会相对深入。
新京报：这种理论资源迟迟没有得到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贺桂梅：这也不只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停顿。我认为，理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想象力问题。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时期。那时候的人们相信解放，也愿意通过行动和思想的实践去推进社会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整个社会进入一个缺少想象力的时代，也可以把它叫新自由主义时代。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诸如福柯、波伏娃、萨义德等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八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出现更新的突破，而是遭遇到很多理论困境。而中国社会从五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到八十年代女性问题的提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近三十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在理论的想象力上，我认为并没有很强的原创性突破。在女性问题方面，不能说没有推进，比如巴特勒等人的出现，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哲学式的、学院式的，缺少社会实践和社会动能，最终局限在学院内部。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关于社会想象力和理论想象力的问题。比如说在十九世纪，我们都相信要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所以劳工运动、女性运动都在不断推进。这也和整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关。
但近三十年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诉求。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冷战的终结阶段，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已经走进后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生存在一种系统化的、高强度控制的、技术主义把控的状态当中。
新京报：无论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女性热潮，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做出新的突破了。
另外一点是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个人的或特殊群体的问题的时候，如何把它放到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中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批判性和生产性不是仅仅局限在被学院、媒体、话语权、阶层等因素限制的范围，而是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