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但不能只有单一的女性视角
新京报：在制度史之后，你为什么选择唐宋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
邓小南：选择妇女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九十年代初，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妇女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了。但是国内甚至没有开过相关课程。我在1987年至1988年间曾去美国交流，回来之后，包括英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各个专业的老师就一起商量，是否开一门相关课程。当时历史系女性教授特别少，郑必俊教授便与我合开了一门妇女史的课程。她退休之后，我们觉得这门课、这个研究方向应该坚持下来，我就接下了这门课。当时也开始带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为了能讲好课、带好学生，自己必须身处一线，做这方面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妇女史研究。
接触社会史其实也比较偶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课题，叫作“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希望邀请大陆学者共同参与。黄宽重先生邀请我，我当时没有做过社会史研究，但也觉得应该尝试不同的学术方向，就答应下来。后来写过几篇文章，台湾学界和欧美学界的同人反馈不错，我也从中学到许多。
我自己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间会相互刺激和启发。就学术脉络来说，女性史应该是社会史的重要部分。但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学界要在某种程度上纠偏，把妇女史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此外，现在通常会说“社会性别史”，而不是“女性史”，因为性别问题受到社会机制及文化氛围的制约，并非单一生理性别的问题，包括跨性别、变性等情形，都需要从总体上予以观照认识。
新京报：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尤其是政治史、制度史，大部分是男性书写的，关注的对象也是男性。你在自己的研究中会有某种女性自觉，或者更加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吗？
邓小南：应该说，女老师（包括我自己）并不一定都有女性自觉；不过，从个人角度观察，可能会比男老师有更多一层的体悟。有些男老师觉得女性研究在历史上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或者不必“拎出来”讨论；但是女老师即便不专门做女性研究，也可能有更强的性别意识，会从性别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实也有男性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妇女史或者说社会性别史——像早年的陈东原先生，现在就更多——他们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观察角度。
为什么强调社会性别？因为女性的很多特点，都是社会赋予或者说强加的。从小就会有人告诉你，女孩子不应该玩枪；还不懂事，家人就给你买了各种娃娃。社会期待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性别特征。所以我觉得谈性别问题强调社会影响是必要的。
当然女性的身心成长跟她的生理特征也是有关系的。例如成年之后女性就面临着生育这类问题。生育在人的一生中都是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女性后半生的选择。就个人而言，我觉得选择专心照料家庭或选择出去工作都可以，照顾家业不要把自己收缩到“井底”，专注事业也需要兼顾家庭。这些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要看是否合理。
从整个社会来讲，我觉得要关注女性的特殊境遇。我在东北农场将近十年，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男女都一样”“妇女顶半边天”。女生干的所有活儿都跟男生一样，冰天雪地中劳作，遇到生理期也无法请假。现在条件好了，考虑到种种特殊的生理需求，女性在身心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
新京报：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也反映了这个社会处于怎样的发展程度。你曾经提出：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也要从女性的角度看历史。
邓小南：有学者提出，以往的历史研究也会涉及女性问题，但是其中提到的“男尊女卑”，是从个人感受而不是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们当时强调，要对过去的研究有一种颠覆性的认识。
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女性相关的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观察这类问题需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但也要意识到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以往的女性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把性别看作重要的议题，没有把女性作为特殊人群予以关注，或者说没有将女性看作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人群予以关注。女性是社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因此要从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要探讨女性的自然属性，更要关注她们的社会属性和能动性。至于所谓“颠覆性”，我想还是不能切断与既往研究的联系。
今天的研究可能是视角的变化——从女性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过去有些讨论虽然围绕女性议题，研究者却是从男性视角去认识的。例如我们在唐代壁画中看到不少女性形象，有人会说，唐代女性的穿着“酥胸半露领口低开”，她们的性别观非常开放。但是一位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就提出：她们是“开放”给谁看的？她们是自己想要这样，还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视角去看，得到的印象、得出的结论就会非常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哪一个观点绝对正确，但不同的视角至少会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再比如女性的缠足。现在通常认为，缠足在南唐就出现了。但是宋代的劳动妇女一般不缠足，只有演艺界的妓女、宫廷里的嫔妃、上层社会的妇人才会缠足。有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汉族女性缠足才成为盛行的普遍现象。缠足既是对于女性活动的限制与规范，是女性身心受压抑的屈辱、痛苦过程，又是特定时期的“审美”与女性“自尊”的扭曲体现。这样的过程，要回到历史中去追溯。
因此性别问题不能只有一个维度，有更多非此即彼之外的因素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
女性学者自己要有足够的韧性
新京报：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可能选择做影视史、服装史研究，而制度史研究领域显然男性学者更多。在这种环境下，身为女性，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的认可？
邓小南：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女性学者相对来说情感比较细腻，观察问题敏锐，领悟能力强，所以做影视史、服装史或者社会生活史，或许有男性比不了的长处。这些优势若能充分发挥，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不是按性别绝对区分的。我曾经在北大历史系开设“唐宋妇女史”研究生课程，班上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2003年我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一书，其中收录的研究也是一半出自男学者，一半出自女学者。任何话题都不是某个单一性别的专利。
读书时，女生成绩通常不比男生差，但是进入学术领域后，特别是中年以后，女性学者确实容易受到更多限制。首先精力是个问题，像我母亲去世早，父亲老了，作为女儿我就会投入更多精力在老人身上，而孩子又小，我也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孩子不满两岁，我先生出国留学，我也觉得应该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要买菜、做饭，老人、小孩……处处都要照顾到。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这些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跟男性学者相比，确实不尽相同。同时毕业的同学里，男性有了孩子以后几乎不受牵累，学术精进，可是女性就明显受到影响。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女性学者畏葸不前的理由。有些女性会主动选择比较舒适的区域，并不是说她在能力上一定不如男性学者。现在人文学科的本科生中女生数量已经超过了男生，到硕士阶段男女数量也许差不多，到博士阶段女生就少了，一辈子坚持做学术的女性可能比例就更少。其实不是女性真的没有学术能力走下去，更多时候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在现有条件下，这种选择也无可厚非。
新京报：我接触的年轻女性学者会告诉我，因为目前非升即走的制度，她们在晋升副教授之前是不敢成家、不敢生育的。所以对她们而言，是被迫做出人生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