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院长之前，首先是一名教师
新京报：能感受到你非常热爱并享受教师这份职业。在你看来，一位好的老师应该是怎样的？在学生的人生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邓小南：我觉得教师是一份天职。现在我一个学期上本科生的课，一个学期上研究生的课。过去以本科生课程为主，好多年一直教历史系一年级的主干基础课。刚入学的孩子们特别单纯，眼睛注视着老师，目光特别清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对不起他们的这份期待。最优秀的年轻人来到北大，在这儿度过一生中最好的几年，这几年的时光肯定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这种时光的分量，加上他们的活力、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求知欲，让我真正意识到老师的责任。
老师上课，会给学生留下印象，但是反过来他们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讲台上学生悄悄放的字条，递来的一束鲜花、两个苹果，塞到手边的润喉糖……满满的感动。在教师这个特定的职业中，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交汇、碰撞，让我们融到一起。
这些年事情越来越多。人们称我为“教授”“院长”，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都是表层的称号。最实质、最能感动我的，是“老师”，是师生之间的情谊。
现在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存在明显问题。尽管三令五申强调“育人”是最重要的，强调本科生教育，但实际的考核标准与这种提法并不对应。考核标准树立了一套价值体系，让大家意识到哪些是填表、晋级时“最值得做的”，这些实际上的引导与宣称的目标往往并不一致。
新京报：你对师生情谊的特殊感受，是否也和你在北大的求学经历相关？你曾多次撰文回忆自己与王永兴、张广达几位先生的治学往来，这种“师承”似乎有一种延续。
邓小南：确实是。我们当时比较特别，78级是高考恢复后北京大学中国史系第一批学生。入学之后，老师们觉得多年来积累下这么一批学生挺不容易的，非常用心。
当时王永兴先生刚从山西调来。张广达先生原本在世界史专业，也被调到中国史专业讲授中国古代史。他们二人合开了一门“敦煌学研究”，这本来是面向研究生的课程，却允许我们这些大二的学生选课，结果课堂上本科生的人数倒比研究生还多。课后要为敦煌文书做注释、分小组讨论，给本科生分配的任务和研究生是一样的，等于是让大家在同样的学术氛围里成长。
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还有读书小组，就连周末也会在宿舍里讨论。而老师没准哪天晚上就到学生宿舍来了。我记得同班男生提过，有一回下着大雪，王永兴先生忽然披着满身的雪出现在他们宿舍门口，这让他们分外感动。即便在路上碰见，王永兴先生也会问我：“小南现在读什么书？”你会觉得，他满心满意希望你跟着他读书，这是特别纯粹的一种师生关系。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老师们完全没有晋升的意识。他们当然也有压力，像田余庆先生当时才是一名讲师。但是他们心里可能觉得，他们心中的目标要靠一代代人达成，要把血脉赓续的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这批学生身上。那时当然也没有什么核心期刊的概念；整个学术评价体系的标准，就像一股清流——在大家心目中哪位老师学问最扎实、对学生最负责任。这样一种精神，感染了我们这些后辈学生。
新京报：如果你没有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教学上，而是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可能现在已经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果，对此你会不会有一些遗憾？
邓小南：有时候会有。一开始学生很少，这就不成问题；到后来慢慢地学生越来越多了。有的老师对学生是宏观指导，提供一个大框架、大方向让学生去做；但我会从结构到字句地改。这就好像学生的目标在河对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儿，要一块儿一块儿去摸。学生自己的尝试是必要的实践过程，但也需要关键节点上思路的“点拨”，避免学生走太多的弯路。
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有的老师会对学生说：“是我的时间重要，还是你的时间重要？”如果花了大量时间在修改学生的论文上，结果改来改去，论文可能写得还是不理想。而如果时间都用来做自己的事，可能收获更大。这是老师们普遍会有的纠结。但是好多事情就是不能两全，在不能两全之间，要权衡轻重，找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讨论学生的论文，其实也会带给我们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有的老师指导学生，会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分配议题，让学生们围绕某个学术重心做研究，就集体攻关而言，这有一定好处，学生也会更深地领会老师研究的路数。但我希望鼓励学生开阔视野，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他们选择的题目，可能我并不熟悉，所以某种程度上，既是我带着他们走，也是他们带着我走，他们推动我不得不朝那个方向前进。
过去我的学生中可能做制度研究的人多，但是现在，做制度研究的、做地域研究的、做社会生活史的、做民族关系史的、做女性史的……各个方面都有。一方面，对学生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开阔眼界，而不是大家都在一条路上挤着，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研究面撑开了以后，也会给老师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刺激，教学相长。
利弊权衡不能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而要着眼于学术大局。现在每当我有一些纠结和矛盾时，就对自己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恐怕坚持不到八十岁，接下来的时间和空间可能都有限；我们这代人想达成的目标——比如让学界有更深入的研究、更开阔的面貌，真正引领国际性的学术前沿——要靠将来十年二十年能撑起局面的人。现在的学生，就是学界新一代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学术积累、学术导向，会影响整个中国学界的未来。目前学界的年轻人，总体上说，不像我们那么周折坎坷，有比我们更好的治学条件，有更明确的人生目标，相信他们的成就会比我们更突出。
学界现在很嘈杂，这和大环境有关，许多人不得不考虑功名前程这些方面。就人文学科而言，现在学术成果的数量比十年前多得多，可是质量是否也相应提高很多？显然不尽如人意。要扭转这种情形，不能仅靠大声疾呼。当下我们做的事，在二十年以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必须把学界的未来考虑进去，再去权衡什么事情更值得做。
2016年学校动员我担任北大文研院院长，此前我从未从事任何行政工作，所以非常犹豫，担心自己并不适合。尤其当年我已经六十六岁，精力十分有限。但我也知道，北大应该致力于建设人文社科、国内国际的交流平台，应该深耕学术的沃土净土。这些事情需要有人推动。我和我的同事都意识到，对于周边的环境，我们不能停留于抱怨，必须有一些人坚持往好的方向推动，走出一条路，让青年人看到希望。
走向“活”的制度史
新京报：现在的宋史研究业态和你1982年选择攻读宋史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应该很不一样了。赵冬梅曾提到过，她考博士时整个北京地区没有一个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那已经是1995年了。
邓小南：当时的确没有能教宋史的老师。在我本科期间，北大历史系没有开过宋史的课，只有临时从河北大学请来漆侠先生讲了一个学期的宋代经济史。当时我父亲岁数已经大了，开不了课，年轻教师还不足以承担宋史的教学工作。
我们刚进历史系时，大家都喜欢历史上相对强盛的王朝，比如汉唐盛世；而宋朝在学生眼里会觉得窝囊。真正关心宋史并且愿意研究宋史的同学很少。同学里有一个女生说想学宋史，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穆桂英是宋代的。后来她得知宋代根本没有穆桂英，也就放弃了宋史。我们在王永兴、张广达先生的指导下，隋唐史基础相对好些；当时如果不是那么多同学都准备学隋唐史，我可能也会选择隋唐史。
新京报：在你选择宋史之后，这样的环境是否会给你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或问题？
邓小南：你可以说这是问题，但是换个角度说，这也是优势——因为宋代的材料不少，但是做的人不多，研究空白较多，所以选题空间更大，确定选题相对容易，可以拿这些材料讨论自己认为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我们指导的学生，经常会觉得不好确定选题，想做的题目前人大部分已经做过，怎么能在人家的基础上再做推进，就很费踌躇。
新京报：在宋史的众多空白领域中，你为什么选择了研究制度史和政治史？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将你父亲此前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邓小南：当时我是想用本科学习隋唐史得到的积累和训练，转过头来看宋代的制度是怎么发展的。在王永兴和张广达老师合开的“敦煌学研究”课程上，我们接触到许多唐代制度史的研究，也会深读《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一类的文献。在这种训练的基础之上，我当时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即宋代的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打通时段来看一些特定的问题。应该说学习隋唐史的经验为我带来许多启发，也构成一种积累。
新京报：在制度史研究中，你觉得相对重要的体悟是哪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