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女性学者会有许多特殊的辛苦，我自己怀孕、生育期间就是忙着在写硕士论文。目前的考评制度确实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作为女性学者，既然选定这条路，就要有咬紧牙关的劲头。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收获，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社会体制、大众观念对于女性来说都有不利的一面，但不至于完全没有空间，可以争取往好的方向发展。
将来的女性整体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取地位不是要上街游行，而是要让人看到你的坚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对我说，女孩子将来必须得有自己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明白，某种程度上她是为了我父亲牺牲了她自己。当时他们两人都考上了大学，本来她也是有机会进入学术界的。可是家庭生活没有来源，当时我姐姐出生不久，所以我母亲就没上大学，选择了当小学老师，挣一份钱养活全家。
不能给父亲丢人，是一直的压力，也是一直的驱动力
新京报：就你个人而言，你是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感知的？是否曾为自己的性别感到过困扰？因为在一篇学术自述中你写道，父母为你取名为“小南”，而没有随两位姐姐排行，你曾感觉他们强烈地想要个“小男孩”。
邓小南：其实小时候我并没有这种概念。我和上面一个姐姐差了十五岁，后来才知道，我们俩中间有过一个男孩。当时赶上抗战，孩子早产，没有活下来。等到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安定下来，父母可能还是很想要一个男孩。但我小时候并没有人跟我说这些。
“文革”结束后，我为“小南”这个名字问过我父亲，是不是想要一个小男孩；他说这是派出所警察给起的名字：小囡。后来发现我大姐在我出生时——那时她已经十九岁了——在日记里写道，爸爸妈妈给小妹妹起名叫“小南”，说明他们还是重男轻女。至少她也觉得是有这个意思的。
好在我父母那一辈人，认同“男女都一样”这个观点，所以也并没有给我什么压力，让我自由自在地成长。我从小没太把自己当成“女孩”。上小学的时候，总在大院中、胡同里跟一帮男孩到处跑，玩弹弓；也会和女孩一起画画、过家家，但是好多女孩喜欢的绣荷包、编玻璃丝，我都不擅长。到了上中学、上大学，在学术方面，好像男生能做的我也能做，没感觉自己哪个方面比他们弱。
新京报：虽然你不是因为父亲而走上宋史研究的道路，但在外人看来，你仍然属于“女承父业”，这种想法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
邓小南：肯定是有的。比如我考上北大历史系，我就怕别人会觉得是我受到父亲的照顾。其实高考没有“照顾”的可能，而且1978年高考我分数挺高，但还是担心同学里说起我爸爸是谁。
我们本科班上不少同学跟着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读书，好几位准备考隋唐史的研究生。但是一位老师能招的研究生是有限的，我就觉得不要内部竞争，于是转向考我父亲的宋史方向，当时确实感觉有很大的压力：“你怎么考你父亲的研究生？”其实那次研究生考试既不是他出题，也不是他阅卷。
我之所以后来没读博士，也是这个原因。博士生考试一般不会统一命题，都是导师直接命题、改卷，我也担心外人会有质疑——确实一直有压力。
现在我也特别怕人家说我是“家学渊源”。因为我小时候父亲一直因为“白旗”而被批判，从来没在家中对我有特别的指点传授；“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初三，之后十年我都在下乡，回来以后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其间一直没有浸染“家学”的真正机会，没有那种环境。所以的确说不上“家学渊源”。
张广达先生有一次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小南现在是北大研究宋史的主力。但是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必须替她说一句，她固然有家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政治运动，她父亲并没有单传给她一些什么没传给别的学生的东西，今天小南的业绩纯粹是小南自己努力做出来的。”我真是由衷感谢张先生的理解。
新京报：我能感受到你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你在《祖宗之法》一书的《赘语》中写道，“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他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日仍在啮蚀着我的心。”我觉得你是过于自谦了。
邓小南：这本书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她带回家后，她先生翻看了这篇后记，叹了一口气说，当名人的女儿真不容易。确实是会有这种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是驱动力，我会觉得自己不能辜负这些期待。
现在的研究条件不同了。在某些特定领域我们可能超越前一辈学者，但是很难再有他们那样一种气象。我父亲那一辈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学生，亲炙大师风采；而我们是按部就班上一门一门课训练出来的，所以还是会有很大不同。
新京报：这种压力或者说自我期许会影响到你和父亲的关系吗？
邓小南：我上大学后一直住校，我继母出国后我才住回朗润园家中。1997年我父亲病倒住院，我和姐姐每天陪在他身边。当时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看着他，尽管已经枯槁无力、那么无助了，满心想的还是学术。那段时间我体会很深，对我内心的感染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他有向你提出过对你学术上的期许吗？
邓小南：他没有明确提过。但是我能感受到。比如我们硕士答辩时，他指导的学生中有三位是同时毕业的，其他两位硕士的论文他都改得非常仔细，一位同学说，“红字比黑字还多”，对我就没那么仔细。但是毕业答辩时，其他评议老师对我的论文评价挺高，他还是非常高兴。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有很多期许，但嘴上并没有说出来。
我从美国回来后，系里让我做班主任，还让我额外教一门专业英语。虽然我去过美国，但这跟教英语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学生们也正处在躁动时期，所以那时候压力挺大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满心满意想要写点东西，却一下子碰到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我父亲一方面也觉得，怎么这么多事儿；可另一方面，他又找到报纸上“如何当好班主任”一类文章拿给我看。其实他还是记挂着我的工作，但是他不会说什么。
新京报：对于你的后辈、对于年轻学者，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邓小南：学界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非常简单：首先要选择好自己的道路，其次要合理安排。年轻教师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也面临许多选择，而时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权衡：是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上，还是把更多时间放在科研上，甚至于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实际上，这些抉择并不一定排他，可能像是“弹钢琴”，各个节点侧重不同，都是面对特定情势做出的安排。在你选择的这条道路上，要尽量能够走得好，走到底。我们的人生道路，最终就是由这些选择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