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我在2001年曾提出一个说法，叫“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个说法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过去没有想到，至今在学界还有比较强烈的反响。
在我看来，过去的制度史研究，太局限于文本，只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一种制度。事实上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制度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制度规章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考虑到制度运行的情境、制度涉及的人，以及制度实际呈现出的结果。就像所有人都知道交通规则是什么，可是要想研究北京市的交通状况，不能光看交通规则，得真的到马路上去观察。马路上有警察也有协警，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也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意冲撞的。交通的实际状况是执行制度的人、破坏制度的人、遵守制度的人和不遵守制度的人通过互动共同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所有制度都是这样。
新京报：除了“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提法历久弥新之外，你其他的研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比如《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脱胎于你1985年的硕士论文，但如今仍被大量引用，这样的学术生命力其实很难得。
邓小南：九十年代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大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问我：“你写这本书时，心中追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回答说，我希望这是一本“硬碰硬”的著作，将来的人再做研究，肯定会超过它，但是无法绕过它。最近一二十年有些博士论文陆续成书，其中对于宋代文官制度中“荐举”“考核”等方面的研究，都比我这本书中的内容更为细致更为丰富。但是为什么《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这本书现在还有再版的必要，而且还有人买、有人看？就像许多学者说的，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脉络，渗透着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可能不会过时。
不论做什么研究，只要能构成后来者讨论的基础，即便被批评被超越，你在学术上搭的这一块砖就还是有意义的。而现在大量的学术发表，十年之后就不会有人再看了。
新京报：对你的另一个评价是，你的宋史研究非常“中正”，在材料选取上一方面非常详细，另一方面不带政治倾向。人们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历史研究可能会承担更多研究之外的功能。你怎么看这一点？
邓小南：首先，做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关注历史上的某些问题，肯定带有特定的人文情感，也就是说，纯粹的客观中立是不可能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是说，“历史”活在当代人眼中，只有和当代的视域交互，才能为人理解。类似的说法不能推到极致，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有违历史研究的原则的。学术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但在学术追求里，会有某种人文情感作为底色，或者说呈现出人文关怀的基调。
其次，我认为这样一种底色和基调，不能，也不该影响我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当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跟着情感走，而是要尽量贴近、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以个人的理解取代事物实际的状态和发展脉络。回溯历史，很难说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我们也无法真正回到当时的情境，但我们要尽量求真，这是历史学者的底线和基本责任，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良心所在。
因此我现在看到许多文章，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为什么？太追求创新，什么都想翻案，却没有考虑自己的材料是否足以翻得了案，很多时候又剑走偏锋，把某些材料的含义推到极端，不惜扭曲原本的内涵。说重了，这就是学术道德问题，表面为了创新，实际哗众取宠，不顾及史家的良心。
新京报：近年来兴起了一股“宋朝热”，除了专业学者，也有许多民间学者在撰写有关宋朝、面向大众的书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小南：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元的。有更多人关注历史肯定是件好事。当然，这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这些年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所以宋代的另一面就浮现了出来；当然这也和宋史研究的倾向有关系，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过去感觉宋代积贫积弱、不堪一击的印象，在观念上有一些调整纠正。
但是理解历史不能走两端。现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张邦炜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不要美化这个时代。有人说，宋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认为也说不上，士大夫依然要依附于皇权，怎么能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呢？我想，史学研究者有义务把宋代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宋史研究不能只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还是要为大众所了解，在高冷的学术和热络的舆论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总体而言，民间史学丰富了观察的面相，也可能会造成某些干扰，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会吸引更多人追问宋代的真相。当有更多人关注时，专业的历史学者应该参与对话，表述自己的想法，也引导思考的方向。学界需要和大众进行对话。学术要有“通俗版”。通俗不等于庸俗，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距。
历史学说到底是一门反思的学问
新京报：你一直在倡导学界对话，包括跨学科的对话、国内和国外的对话、学界与大众的对话，为什么你如此推崇“学术对话”？
邓小南：我之所以一直强调“对话”，首先是因为现在学术越来越要求向纵深、广博发展，可是学者作为个人，深度和广度肯定是有限的，尤其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单一学科背景下读十年书读到博士，如果没有和周围学者、学科的对话，你的研究面容易越来越窄。现在高校提倡建设“双一流”，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可是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学科叠加的结果，不是说一所大学里有一百个一流学科，这所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一所大学、一个学科要真正发展得好，是需要突破学科壁垒的。重大的学术创新，往往出现在若干学科的交叉接合部，而对话就是突破学科壁垒的重要途径。大家处在对话之中，思维的火花就会被激活，同一个问题会出现多样的思考角度，研究面向也就打开了。
新京报：过去的学者大都属于通才，而现在学科发展使得更多学者走向了专精，这对学术研究可能造成哪些影响？
邓小南：我认为专精和广博这二者不是对立的。就学者个人而言，如果他选择了一个严肃的学术议题，一门心思钻进去，一辈子就专注于这一个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是他选择的结果，而他的深入研究也为学界的广博奠定了基础。但是就整个学界来说，肯定不能只走一头。专精某种程度上是广博的基础，反过来面向拓宽之后，对于进一步的专精也有好处。
例如《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这几年出了修订版。相较于上一版本，具体制度方面的改动不多，但是对于特定制度的意义，我的认识是有些变化的。变化从何而来？一方面是从阅历中来，通过观察周围，从现实的例证中获得一些启发；另一方面，我会接触到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他们也关注干部选任这一问题，也带给我一些新的想法。原来我做的制度史研究可能相对专精，现在却希望具备更为广博深远的视野，把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新京报：你提到广博的视野，但太多交叉学科的理论是否会导致一些研究者只关注时髦的理论，而忽略一手材料的研究与深入呢？
邓小南：在历史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都会有理论饥渴。历史学科强调史料，似乎缺乏理论，可是学术研究又需要理论，因此特别焦虑。
我们会看到一些论文，开篇就提出本文借鉴了某某理论，实际上作者对该理论的理解非常皮毛，只是大概搬用了某些概念定义，或者移花接木地拣了一些东西拼贴到自己的论文中。对于理论的精髓部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会。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过于浮躁。不管是追求理论还是理解现实，浮躁都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无法深入。不细读原始材料，对于理论的理解也会是肤浅的。
关键在于问题意识，有好的问题意识，才能把材料和理论连接起来。所谓好的问题，是能切中要害的实质性问题。为了回答核心问题，就要深读核心史料，讨论辨析，不能拼凑、照搬理论条文。材料不能自我“解说”，有了全局观，有了问题意识，理论和材料才能融为一体，直指核心，发挥应有的效用。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历史学“预流”需要重视新的材料。所谓“预流”，是指能够在重大学术议题上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我们现在强调学术创新，宋史当然也有一些新出土的材料，但是构不成强劲的冲击，关键的新材料有限，不像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为北朝隋唐史研究带来新面貌，内阁大库档案可以为明清史研究提供新依据。那么如何预流？这就更需要有切当的问题以及回应问题的切当方式，需要综合“开掘”材料的能力，需要眼光。
缺乏新材料怎么办？重读“旧材料”也是可行的路径，有新的切入视角、眼光，可能会读出新意来。有了新的问题意识，旧材料就能变成新材料；没有新的眼光，旧材料就趴在纸面上，新材料也难以开掘。
新京报：我觉得这和你说的“历史学的反思性”也有很大的关联。在我的理解中，反思性可能就是拿现实的问题去历史中找答案、拿历史的问题在现实中找答案这样一个不断相互印证的过程。
邓小南：历史学说到底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学历史到底有用还是没用？这样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在我看来，学历史不是寻求锦囊妙计，不是说现在碰到了问题，回到历史中，某本书里就写着答案，掏一个就能用。历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些过去的事情，对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意义？意义有两类：一类属于精神滋养。历史中的人物、历史中的精神、历史中的人文气质都是滋养；另一类则是历史上的路径带来的参照。比如我们做政治史、制度史尤其是文官制度的研究，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常会意识到，某种程度上这和历史现象惊人地相似，过去的经验今天或许有所借鉴，以往走过的弯路现在可能还在重复。过去的弯路不能一再重复，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反思的意义，不在于问题与解决方式的一一对应，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整体上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