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之共生，或者说后冷战的荒诞逻辑变奏之一，是我喜欢的一个网络上的学院新词：理论“逆练”。即，批判理论所揭示的潜藏的统治逻辑间或成为自觉的组织实践。换个说法，当真小人的隐藏逻辑大白于天下，昔日伪君子的策略甚至不再必需。至此，批判的揭示，可能收到“sowhat/又怎么样呢”的回应，因为获知不再意味着改变。一则后革命时代的特征之一，正是犬儒与倦怠——变革世界的热情与动力的耗竭。二则是反抗与另类政治空间的封闭，批判的揭露与真相的获知间或再度成为清醒的隐痛。
但是，对于我们，批判依旧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随着全球危机的加剧，这种批判仍然可以构成某种文化战场，但却不是充分有效的与足够的。满足于此，便可能再度成就一份学院游戏，满足某种道德自恋。
同时，一个持续而基本的问题：你们明确表达了你们拒绝的和反对的，那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所向往和渴望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仍只能在现代主义的图示内往复、徘徊？这也伴随着我个人的持续焦虑——为什么当我们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向往之时，会如此困难乃至失语？——因为我们仍然直接地背负着二十世纪的“大失败”。
也许有夸张之嫌，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对三四百年以来的世界乌托邦想象和建构的实验与实践。而其失败也意味着乌托邦构想的失败。未来愿景、另类社会结构的构想，无疑是某种乌托邦书写；那么，今天我们仍可以言说乌托邦吗？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语境中，乌托邦如果不是一个脏字，遭到深刻的污名化，至少也成了笑柄。然而，正面笃定地说出我们这所想所愿所欲的未来却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必需。
重新言说我们的乌托邦构想，同时意味着对我们必然背负的二十世纪历史债务的直面和清理。相对可想可望的未来，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直接和巨大的遗产价值，但迄今为止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再启动却仍被沉重的历史债务所阻隔。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以债务和遗产为开篇。我认同他的表述：每一个遗产继承者的第一责任就是债务清理。我以为这是左翼思想者必要和急迫的工作。为了启动历史的遗产，我们需要的不是历史的辩护，而是历史债务的清理。不然，我们会将二十世纪的历史拱手出让给那些赢家，听任它们借此来审判失败者，进而抹除、葬埋二十世纪丰富的精神与实践遗产。
我的幼稚和他们的成熟：当驯顺成为一种潜意识自觉
新京报：刚才也提到，这几年你频繁出现在文化战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提到过，到了这个年纪，你是接受代沟的，因为代沟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年龄差所造成的知识的不同，而是在于不再分享同样的情理”。我很好奇，在过去这几年的研究、观察与教学互动中，你是如何理解年青一代的情感结构和情理的？
戴锦华：一则，我不可能权威而准确地描述他们的情感结构。如果我能做到，也就说明我仍然可以抵达和体认他们的内在。二则，我始终相信，没有人有权力代言并指认别一代人。我所能表述的是我自己的认知中，情感结构或者说感知结构中越来越大的难于共情、同理的落差。朴素地说，我体认中最大的落差直观地呈现为我的社会性的幼稚、天真和他们的成熟。近一二十年来，我从年轻人、从学生们那里得到的更多是提醒、告诫、劝慰：老师，你别……老师你不要……关于社会常识、常理。
我自己的，某种强烈，有时有痛感、有时令人倦怠的感觉是，相对于我，他们不怀疑，他们不好奇、不愤怒，他们有着对于主流逻辑、对秩序的内在尊重和认可。他们有自己的不满，但他们或则自我化解，继续追求卓越，或则消极以待，忧郁退避。听到优秀的年轻学人并非玩笑地计算退休前的工作年限，听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回之以“混吃等死”时，我茫然。相形之下，我意识到我成长于以身为大时代儿女为荣的年代，革命与反抗的年代，冒犯常识、冒犯主流社会，对我（也许是我们）并非青春反抗的特权。也许，他们膜拜成功者，而我信仰失败的英雄。于是，我们在对多数事务的直觉反应、经验性表述和处理上，表现出无法化约的落差。我们不同。这是必然的。但问题不仅仅是不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开始清晰体认到自己与学生间文化与社会心理意义上的代沟，但那更多的是知识、语词、经验层面的代际差别。——下面的话真多有自恋自夸之嫌了：我以为我曾经一次再次地跨越类似的代际之沟，我学习他们的知识和语言，进入他们的热爱与迷恋。当然，每一次都是我自以为跨过去了，我理解了他们，以及某些时候我以为他们也理解了我。但近年来，我感到我们双方，或者至少我这一方，已经没有了要跨越并且理解的愿望。因为他们的逻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十分熟悉，甚至古老——关于成熟和社会化，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秩序的逻辑、一种驯顺的逻辑。但我仍渴望与他们分享二十世纪的逻辑，青春的逻辑，虽然这对于他们而言，即使不是愚不可及，也是陌生而遥远的。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对我很容忍，那种“我静静地看你激动”。当然，我的确拥有很多年轻人的热爱，他们真诚地使用类似表述：“老师你很纯粹。”“你是这么诚恳，你充满激情。”但是，我的疑问是，我们真的能分享这一切吗？
一点都不伪善地说，我深深地赞叹于我身边的年青一代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准备，他们的多才多艺，他们的丰富、系统的知识面。我也每天体认着他们身受的生存压力、困窘与现实艰辛。他们无须我去告知，在某种我称之为“潜意识自觉”的状态之下，他们对世界、现实有着也许比我更深刻的认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持续地自我催眠和自我说服，他们在不断地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变化是不可能的，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新京报：然后就真的只剩下“搞钱”了。
戴锦华：事实上，在历史的多数时段中，社会给予的价值系统当然是主流系统。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的问题之一，是就个人生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而言，大家不仅趋同，而且似乎除了主流所褒扬的价值与方式便别无选择。但我认为最大的悲哀不在于世界被牢固地结构为地上的花园洋房，半地下房的阴暗逼仄，封闭的、非人的地下室生存，而在于除了仰望、仰慕更上层，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计划”，别样的价值。我始终警惕落入好为人师的窘态中，我也不认为启蒙是今日世界的解决之道，但我必须直面问题的存在，我选择接受代沟的存在，因为它不仅关乎代际，也关乎未来的维度。
对，我始终关注变幻多端的流行文化，并不是为了追随时尚、贴近青年，而是我的确对新的文化形态与构成有好奇，有兴趣。流行文化对我始终是最便捷的文化现场之一。你从中可以体会到，今日世界的主体人群的心理结构、精神状态、情感结构，他们的爱与怕。对我来说，流行文化是一个非常有趣，也能给我提供快乐的工作领域。似乎是再一次证明，跨越知识、趣味以及生活方式层面的代沟是容易的，但是要跨越情感结构以及基本情理落差，才是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在内，会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为结构性的问题。而事实上，个体很多的遭遇也的确被结构性的问题所笼罩。这时候，大家其实是陷于一种我能怎么办的无奈心态。
戴锦华：但是我更好奇的是，当你观察到这是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设想一下改变这个结构？我们的确是为某种改造世界的文化喂养成长的，我们也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和遭遇了多重挫败，但我仍然拒绝向无力和无为感屈服。难道不能至少去尝试一些改变吗？
新京报：这其实让我想起去年火爆全球的一部奈飞网剧《鱿鱼游戏》。
戴锦华：我昨天还跟学生谈起，“大逃杀”作为一个想象和生存的范式的意味。《鱿鱼游戏》的明敏和震撼正在于它沿用了主流网游的大逃杀逻辑，只是“真人杀戮秀”的元素令其中的你死我活、你死我成功、你的生命将计数为我的财富的“真相”变得赤裸而狰狞。那甚至就是藏身在个人主义魔盒底部的恶鬼。对我，最震撼的是剧情伊始几集中的设定，当剧中人逃离了监禁、杀戮现场，才悚然意识到他们重返的现实才是逃无可逃的“地狱”，于是他们自主选择重返杀戮现场。因为他们正是今日世界中激增的弃民，他们是大富翁、主宰者们的杀戮游戏不可能缺席的“志愿者”。考虑到这部热播剧令奈飞股价急升，似乎再次印证了我所说的社会心理之怪现象：“潜意识自觉”。奈飞剧的观众应该并非剧中走投无路的弃民们，但它显然作为对今日“成功学”、种种版本的“美国梦”、励志或疗愈故事的“逆练”，戳中了今日中产阶层秘而不宣的隐痛和隐忧。
这也是今天我会自我警醒、质询批判的原因之一：无须好为人师，因为“你无法唤醒装睡的人”。因为人们有足够的信息，有充分的智慧。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新京报：除了我们提到的流行文化对于人的状态的显现，这种社会与人的变化如何体现在年青一代的文学、电影等艺术创作的发生和成果上？前段时间，你也参加了几个电影节的评选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惊喜的作品？
戴锦华：很难一言以蔽之。每一个电影节影展都会给我惊喜。一方面，是新人、新作、新的自我言说与对现实世界的再现。但同时，则是在青年导演们迷人的处女作中显现的特征：独白，而非倾诉；个体生命经历，而非社会公共议题。这种徘徊迷惘的基调，我将其称为：未曾安置的历史与不是归处的故乡。
换个角度，我清晰地感到：一场关于电影、关于影像、关于视听文化的无声革命正在发生。尽管我对是否使用“革命”这两个字颇感迟疑。电影数码转型的完成，令电影确乎处在一场无声的激变当中，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新语言的创造，对电影叙事陈规的打破与原创持续发生。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在社会思想的意义上，电影究竟贡献了什么？昔日，电影正是以美学与思想的贡献参与形构了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世界。这场悄然的激变与其中的缺失，也显影在好莱坞电影帝国的核心舞台——奥斯卡之上。诸如墨西哥四杰。我会说“四杰”，是因为我在三位引人瞩目的墨西哥籍导演旁加上了天才墨西哥摄影师艾曼努尔·卢贝兹基。他们与近年来入主奥斯卡主舞台的外籍女导演们一起，凭借作品再度将异质与批判的锋芒渗入了好莱坞制造，但那也同时令美国梦、美国往事再度得以讲述，再度赢得倾听。它令我们不得不正视：美国梦不仅关乎美国，它正是全球化时代现代性逻辑的流行版本。如果我们没有新故事，没有限定视野之外的别样视野，电影的衰亡，其公共性的丧失便难以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