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题的前提条件被改变，我们如何重新追问？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困惑，比如批判的意义和可能性。到了今天，当时那些未能解答的困惑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答？或者说，在这几年，你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追问？
戴锦华：不能说得到了解答。当年的所有困惑，逐渐沉淀形成了一些问题系。我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同时明确的是，多数问题大约无法以一己之力获取答案，也可以说真正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也许不是个人、思想或学术，而是历史。
另外一边，近年来全球的变迁，已经改变了形成这些问题的前提，或者说社会的基本生态已开始有别于我设定问题之时。这些改变使得我必须重新修订我的问题系、我的参数，甚至我必须要重新提出问题。
我始终坚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这涉及两个层面。我以为所谓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也受困于此。当workingclass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改变与解体之后，我们要如何去想象和命名历史的主体，如何直面并处理阶级论自身所造成、所携带的二十世纪历史债务，这是一个真问题。当然，人们做过许多努力，比如multitude、subaltern（庶民），多数，99%……人们尝试找到一个集合型的对多数的表达，一种包容差异性于其间的命名方式。但类似命名真的可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性进程吗？
近年来我也经常使用“弃民”这个词。因为，在为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所改变的世界格局内，被急剧强化的，不仅是贫富分化。在富人与穷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这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构造为结构性的剩余。我一直在追问的是，我们要如何去描述、去称谓、去召唤这个世界上被剥夺的大多数？同时，这个大多数有没有集聚的可能、有没有互认与认同的可能？他们能否拥有或代表未来？
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搁置弃民议题，结构内的人深陷在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之中。问题是，网络生存的状态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了人们相遇和集结的可能性？而相对于每一个个人，所谓虚拟性，即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止拥有一个id，当我们的网络身份和我们的现实身份之间的分离不再成为好奇与追问的对象和议题，当我们在网上的诸多id不再试图保持和追求内在的同一性的时候，曾经支撑现代主义的个人与主体事实上已然碎裂了。那么，作为主体的意义何在？主体是否可能、是否必要？这正是已然改变的社会、文化、心理前提之一。
对此，我的保留和怀疑是，类似问题的提出和描述是否已然陷入了一个以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生存为模板的世界幻觉——这个世界上究竟存在着多少不曾被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所覆盖的人群？他们与今日世界、历史与未来究竟是否连接、怎样连接？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必须批判和检省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体两面？现代主义的多重面庞是否仍可能成为我们的旗帜和资源？在这些范式之外，我们如何获取并创造新的资源？正是对二十世纪历史债务与遗产的思考，令我意识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都在某种意义上坐落在现代性规划和现代主义逻辑内部。尤其是就各种社会反抗运动而言：诸如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诸如民权、女权、青春反叛，其核心诉求与口号，似乎都可以化约为一句话：iwanttobehuman/我欲为人。此处的human或人，无外乎昔日的欧洲白男人，说到底，我们要争取的权利无外乎是对昔日“白男人”特权的享有。
在历史的视域中，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历程。但即使搁置这一议题内的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现代主义的承诺与谎言，类似的行动、诉求与愿景的共同前提，仍是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是现代主义规划的有效性，是发展主义依然成立。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整个现代主义逻辑本身的危机已经在全球显露，能源、环境、气候危机步步升级。如果说我们终于遭遇了发展的“天花板”，那么，这也无疑是现代性规划的“透明穹顶”。这是现代主义的窘境，甚至是绝境。然而，现代主义批判同时要求别样的资源，别样的世界规划与价值。我们将由何处去获取创造与实践的可能性，又会走向何方？
新京报：今年是新冠肺炎暴发的第三年。伴随新冠疫情的暴发与全球传播，很多西方的左翼学者也做出了不少反思性的对话。身处其中，你如何理解或体认疫情所带来的断裂式改变？
戴锦华：一场瘟疫的蔓延，无疑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但它并非绝对的意外。可以说，它早已被预警，早已是种种敌托邦书写中的“常规项”。只是它比人们预想的更早到来了。但仍然令人震惊的是，疫情的暴发，瞬间中断了世界逻辑与想象中不可能被中断，甚至不可能放缓的一切。而在这个过程中，它所暴露在我们眼前和身边的问题，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疫情在揭示出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医疗体制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问题时，也揭示出我们并没有应激预案或替代方案。比如我们一直认定美国是今日世界最富有的、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人的命更值钱。但疫情暴发之际，美国的死亡率却如此惊人，令人齿寒。疫情造成的危机状态似乎未能引发任何结构层面上的变化的可能性。迄今为止，这场灾难的后果基本是负面的。比如右翼民粹主义的再度高扬，排外、种族主义、歧视以更强烈、更丑陋的面目涌现。如果疫情最终能过去的话，整个世界格局将变得不同，却并非朝向任何我们曾期待的方向。
我们曾寄予希望的——冷战终结、新技术革命、网络互联会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会给社会的民主实践提供硬件支持，我们曾期待社会平等会在尊重差异的意义上重提。然而，如同诸多旨在去中心化的技术，比如区块链等，实际是再中心化的概念：元宇宙野蛮吞噬，金融资本甚至无须人格化，无须借重资本家的形象而君临并掠夺全世界。于我，疫情期间的创伤感来自自身：你再一次看到，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哪怕是由现实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除了批判，我们仍然无所作为，甚至批判自身也更像自我重复。
2020年年底，媒体记者要求我用一个词描述2020年的体认，直觉涌出来的词是“停滞”。当我说出停滞的时候，脑海里的画面，是我看到过的一组图片——全世界各大国际机场全部变成停机坪，密集地停满了飞机，而每一架飞机每天又必须启动，作为必需的养护。一个怪诞的，也许是寓言式的图画。全球性的巨大流动在疫情的狰狞面前瞬间停滞，但似乎只是间歇、暂停，随时会再度起飞，再度流动。然而疫情的全球性流动并非插曲。
“债务”与“遗产”：我们仍然直面着二十世纪的“大失败”
新京报：停滞之外，疫情还改变或者推进了你对社会情势或自身工作的哪些理解？
戴锦华：如果说有什么新的认知，我要说：我们需要坦荡地承认，我们此前既有的知识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们对于这个被疫情所改变的世界和疫情之后（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无所知。我自己深刻的失望感之一来自：面对疫情，世界诸多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却在自我援引，类似的自我援引在现实情境下，愈发显得匪夷所思。我是真诚地感到，如果我们能将承认自己的无知作为我们思想与行动的起点，或许我们还能有所作为。
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我反而获得了某种坦然。但是，承认自己无知不是放弃。我不会就此躺平。人有躺平的权利，但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仍然不服，不甘，我会尽我所能去思考并行动。
新京报：刚才你也多次提到批判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削弱。我也想进一步追问，你是在什么层面，或者什么意义上质疑批判的可能性？
戴锦华：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和观察，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峙，不期然间创造了很多第三元。比如说第三世界、新左派，再比如说中国，甚至是欧洲国际电影节与多数新浪潮和艺术电影运动，我们的位置和力量源自我们是冷战结构中的第三元。这是真实的政治空间与政治场域，它令政治实践不再仅仅是政治家的游戏和表演。因此，这也是全球民间社会运动潮汐起落的时代。我以为，此时批判的意义和力度正在于对抗两大阵营的霸权，同时撬动、打开对峙结构的诸多裂隙。事实上，此时全球的左翼与抵抗的政治力量尽管同时否定或拒绝美苏的权力模式，却无疑在结构意义上依托着东方阵营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
而冷战终结，世界再度一极化。这不仅是欧美世界政治敌对阵营的解体，也是在其内部和外部诸多裂隙与批判和抗衡的空间的蒸发与封闭。所以，德国新电影的重要导演施隆道夫才会说：冷战终结，一如任何战争，产生了它的赢家和失败者。赢家是全球资本主义，失败者是全世界人民。我自己的一个讽刺性说法是：当冷战终结，资本主义即刻“返璞归真”了。
面对着赤裸的压迫、剥削、暴力、掠夺，面对着“承袭型资本主义”被数码技术加速推进，批判意味着什么，导向何方？
另一个重要而讽刺的事实是，经由美国为中介的法国理论的全球传播，令批判理论由学院而社会达成了某种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神话的大揭秘效果。类似批判与揭秘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公众认知——在民主、自由、博爱的旗帜背后，隐藏着权力、阶级、剥削、压迫、歧视和偏见的政治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