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与我的自卑做着持久的搏斗
新京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你是第一个在中国谈女性主义文学的学者，也是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女性文学课程的老师。你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启了这些工作？
戴锦华：你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想起当时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的对话。她说：“我很惊讶，你会觉得自己和女性主义的连接是天然的。对我来说，这不是天然的，我必须要想一想自己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我最早遇到的国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经由断编残简。但这些偶遇，不同于与其他理论的相遇，它直接成为对我个人生命的解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困惑与窘境，比如说身高，比如说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等等，那曾是深深的困扰，是成长岁月无法排遣的烦恼与自疑。女性主义理论对我的最大助益，是让我明确地知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说得更朴素些：这不是我的错。因此，那与其说是一种理论的习得，不如说是我生命中一次可贵的相遇。
由此，我直觉地选择女作家研究作为我的课题，偶然地与孟悦共同撰写了据说是国内第一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也是那个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也开始自称女性主义者。
新京报：所以是在那个时候，你有了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
戴锦华：应该说是获得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身高这件事。我记得你也曾提到过身高对于自我认知的影响，后来你是如何与它和解的？
戴锦华：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和解，而是一个持续的抗争。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也讲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很少提及与我自己相关的这部分事实。因为它间或被指认为某种“凡尔赛”——炫耀或造作。（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定我张扬、自信，在某些人看来，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本身便是某种侵犯性的姿态。
在我自己的国际旅行中，遇到过许多引为知交的女性主义学者，其中不乏国际明星学者，我始料未及地发现，类似的隐痛和隐秘竟然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新京报：到了今天，你仍然在和这种不自信搏斗吗？
戴锦华：大约经历过四十大惑之后，我多少战胜了这一点，至少是治愈了自己的心理病态。从这个意义上，我毕生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新京报：刚才提到身高这件事，我之前很诧异于身高带给你的焦虑。因为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和长得不高这件事做心理斗争。每一次要在公开场合说话，我都会因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甚至还被人问过为什么不穿高跟鞋。
戴锦华：如果你问我，如何应对被人劝诫穿高跟鞋的问题，我会说，下一次再遇到，你回之以嫣然一笑——一个简单的个人主义回应，我的事情与你无关。同时，也不否定对方建议中可能有善意的初衷。
新京报：我有时候会赌气地想，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女性被凝视与被审视的几率就会小一些？
戴锦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象或内化来自男性的审视。什么时候你不再去想象和关注类似审视，便会赢得一个真正自我解放的时刻。
对我自己来说，我一直感受着的是自我的审视。当然，这种结构性存在的男性的审视、评判或者侵犯性的男性指责，无疑会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在我这里，它同时内化为自我的审视。像某种分裂，始终有另外一个自我，极端挑剔和怀疑地观看着“我”的时时刻刻。
因此，对于我，基本的议题是学会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同时我也不断告诉自己和伙伴，我们不要“加盟”社会性的对女性、对自己的迫害。某些时候，我们体认到至痛的伤害，来自社会的、主流人群的恶意和敌意，但此间是否也包含着某种我们因内化而潜意识认同的因素？在意识深处、在潜意识层面，是多少源远流长的父权文化的规训？我近来在很多议题中重申，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发明”。——这里说的当然不是生理性别，而是文化位置与社会功能角色。女性的公共生存刚刚走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而此前是东西方世界的千年历史。女性很新，我们的课题很新。我们学，我们行。路还长。
不存在也不需要独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
新京报：提到国内的女性主义理论或是性别研究，你是绕不过去的名字。这种绕不过去，既在于理论和思想层面，例如，当人们提到女性主义视角的当代文学批评时，很难绕过《涉渡之舟》，也在于你言传身教的影响层面。某种意义上，你代表了学术中的某一种传统，也成为后来许多学者的学术榜样。在你看来，是否存在一种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传统/脉络？
戴锦华：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女性的学术传统，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期待和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一直以来，我坚持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女性是人类的一半。在任何一个领域，当我们观察到女性被排除其外的时候，都无疑是问题。但与此同时，当女性已经置身其间的时候，我们期待女性是一个完全差异性的存在，其本身可能成为强化性别本质主义的实践。
在我一生当中，两种评价一直伴随着我。一种是说我过度女性化。比如他们认为我的文字太过情感性或情绪化，或认为我的文字修辞性过强，不够学术，不够严谨。另一种批评完全相反，说我不够女性化，因为过度严密、过度逻辑、过度理论化，以至于缺乏女性气质。这两种评价实际上指向一件事，就是相信女性是一个与男性相比具有本质性差异的群体。因为只有在我们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异群体时，我们才可能形成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表达。而迄今为止，对于我来说，女性主义的意义是反本质主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差异是个体差异，同时，当然也是阶级差异，也是地域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是极端丰富的差异性的集合。在所有这些差异的参照之下，性别的差异作为现代性构造结果，也许并没有那么突出。
同时仍必须提及和反思的是，在学术场域当中，如果说我们并不需要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传统与规范，那么我们是否还在不自觉沿袭着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比如说理性、客观、科学性？坦率地说，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坚持着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自己“输得起”。
女性，作为社会公共场域中的新角色，我们一边在介入中寻找和创造新的文化模板，一边要面对的是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社会文化趋向的整体的逆转或直呼反动。记得一次我对世纪之交的北美学术界的现场观察。在彼地的pc/政治正确逻辑看似如此强势、如此持久之后，美国学界仍是白男人占据压倒性多数。我出席的一次教授会上，一位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女教授退休，讨论后继者人选时，一个男教授公然赤裸地提议：能否不找女教授，能不能选择非女性主义者？实在受够了。——而这是一所以激进、政治正确著称的大学和科系。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学术界，你有相关的观察吗？
戴锦华：在中国的学术界，我的观察是，随着人文学科地位的整体下降，女学生的比例持续大幅提高，而女教授的比例却没有对应的增长。青年女性学者的工作与生存状态相较于男性，也远为艰难。这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趋向有关，但我仍相信，它也只能经由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