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自觉：它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紧密相关
新京报：在过往的采访与文章中，你曾提及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困惑总会造成某种学术或思想的转型，而这些困惑又往往跟中国社会的转折有关。我们不如先从这几次困惑及转型开始说起吧。今天回望过去四十年的学思历程，你如何定位这几次转型？
戴锦华：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迟疑，原因可能在于“学术转型”这个词。直到今天，我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高度自觉的状态是，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而学术评价系统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想勉强自己去调整这种状态。所以你也可以说，我的学术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我不处理它，我会不安，甚至夸张一点来说，我不处理它就难以让自己的生活继续推进。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经历的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转型，而是和社会激变同时出现的一种个人思想和生命的困顿，以及我对这种困顿的回应和突围。每一次的社会激变，我首先要回答的就是我要如何自处的问题。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要回应在社会重组过程当中，我自己曾经归属的社群的变化。说得朴素一点，每一次激变，最让我痛的是失去朋友——变化之巨，会在突然之间，令大家曾经的共识不仅不再共享，甚至彼此冲突。
最早的一次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商业化带来的，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体制转轨，另一方面是社会整体价值体系的崩解、颠覆与混乱。我当时非常真切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一切都快速流逝，我置身于流沙之上，无以立足。所以我就必须要去重新定位个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和学术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确立自己的文化研究、领域、范畴以及工作方法。
当然，坦率地说，这也关乎我的学术位置。那时候，我在电影研究中的位置已经初步建立了。可是突然间我无法回避的是，自己此前所形成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有效阐释当时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会合的事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困顿或是危机。
当时我对此的回应是我接受了乐黛云老师持续三年的邀请，离开北京电影学院，来到北京大学，同步朴素地开启了我尚不自觉的文化研究的工作。其实最早我只是直觉地想把自己的电影研究坐落在一个更大的参数和更宽的场域中去，我开始关注与研究文化市场，关注文化的生产过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领域名曰culturestudies。我总说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到北美访问，被那里的学者介绍为中国的scholarofculturestudies。我只能悄悄地问朋友：whatdoyoumeanbyculturestudies？我做的明明是filmstudies。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我此生确实没有追赶过任何学术潮流，的确就只是直觉的选择或不经意的遭逢，我因此幸运地开启了新领域的研究。
也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自觉地开启和推进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当然是仿效西方，例如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脉络，建立课程，组织研究团队，写作相关学术文章。这大约就是我的第一次学术转型。
新京报：面对那样一个激变的社会境况，除了学术上的回应，思想层面有发生变化吗？
戴锦华：和那次转型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向左转”。但类似描述并不真切或准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高度分享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共识，也积极行动，参与推进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共识之下的文化政治实践。但或许是出于幸运或者偶然，我进入了电影研究，而在欧美的历史与学科史中，电影研究被建构为一个基于评判理论，或曰带有左翼色彩的前沿学科。因此，当我将其作为单纯的理论去学习和接受的时候，我事实上就获得了左翼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储备。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思想危机，实际上也使得之前获取的左翼理论资源被激活，在这以后，我更自觉地追索新左派和批判理论在欧美的历史线索，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资源。
当时，我一度以为我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世纪之交，思想与精神的危机再一次强烈地显影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急遽，最为直接的是急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社会的合法化；也因为这样一个现实结构，令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合法化的过程），经由文化生产而获得凸显。对我来说，我必须给出直接的应对。也是在应对这一变化的过程之中，我开始形成对于此前拥抱和笃信的西方思想资源的怀疑。当然，类似思想资源的批判力足够强大。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仅有批判是不够的。
更进一步的怀疑是，当整个世界开始在后冷战格局当中发生如此大的激变时，批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在被削弱？大概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地感觉到很多我们以为可能的工作形态、可能的思想资源、可能的工作方式，事实上都是冷战结构内部形构而成的。随着冷战结构的消失，曾经实存的社会空间被不断压缩与封闭，即使那个时候我对此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但某种内在的怀疑已然浮现。
这双重的疑虑，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工作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前一次危机显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多少陷于悲情，而世纪之交，我则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追问——我在做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还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不可能了的话，我未来的生活方式将是什么？
彼时，我认真地考虑过放弃学院和学者的身份，去成为各种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加入到建构的过程当中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与乐黛云老师交流了我的焦虑。乐老师说，我支持你做的任何选择。依照世俗逻辑，乐老师此前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我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调进北大，而且给我那么多的倾斜和支持，此刻她的支持在多重意义上何其珍贵。然而，当我真正考虑自己或许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建构者，而不只是批判者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能够完整有效地去形构、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样态。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行动者，我相信我的动员力。但动员同时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问题是，我无法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基本问题。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动员力仍谨慎，我不想成为一个动员者。所以，每一堂课，甚至每一场公共演讲，我都会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进入到一个动员者的状态中。
当这个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我真切地陷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
十年“出走”：对历史的体认式发现
新京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几乎从学术场域中“消失”了。
戴锦华：是的。确切地说，我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对身陷的焦灼状态，我的回应是三条思想或行动线路。这三条线索贯穿了我此后生命的十年。其一，我尝试重新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历史，延伸了对所谓短暂的二十世纪或者漫长的二十世纪的考察和关注。我可谓认真地重新研究了自法国大革命后的低迷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勃兴这一历史段落。
新京报：为什么是这个阶段？
戴锦华：因为我想具体观察后革命时代。无须赘言，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是绵延一百年的革命历史。
另一个线索或曰工作重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我当时采取的工作方法极不规范：在全球的旧书网站搜寻各种各样的关于六十年代的回忆录、访谈录，这段时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够多，但是我想从亲历者的角度，获得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个人讲述，我想从中去获得一种扣访和与那段历史再度相遇的切口，或者说是尝试将那段历史与自己的现实困惑和焦虑连接起来。与此相关的是，我尽可能全面地扫描和阅读世界前沿学者对后冷战世界的思想回应。除了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我大概再没有过如此密集地读书了。
第三条线索重要而偶然。我和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也参与了这两个场域相关的社会行动。我几乎出席了每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和包括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乔姆斯基等在内的左翼思想者共同行动和讨论。这段时间中，我参与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作为中国协调人参与了一个中国基层妇女的网络的建立，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保持联系，仍在试图运行这一共享、互助的网络。
与此相关的是新乡村建设运动。从运动开始构想和讨论到正式开启，我始终是参与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志愿者，尽管我也参加组织工作，但我始终未能获得一种笃信或把握感，我仍然未能确认“我要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我未能获得一个令自己确信的答案——二十世纪的历史债务对我说来，依旧沉重而巨大。当然，我相信这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试验，是众多年轻人的宝贵的另类选择。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充当“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