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年代，主要开展的是宏观研究，关注性别研究中的普遍理论（generaltheory）、宏大理论（grandtheory），而下一代的研究人员则开始关注更为细分的领域，如性别法学、性别经济学等。而且，她们强调实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此，性别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正如我过去所写，一方面，仅通过性别这个变量已经不能分析所有问题了；另一方面，除却性别，也不可能分析任何事情。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时代。
在学术领域，女性学的学科建制取得了进展，性别研究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一方面，由于性别研究的对象已经多元化，研究领域不断细分，由此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如性别法学会、历史学与性别学会、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加强性别研究者之间的联结变得更加有必要。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女性运动家和女性学者非常接近，有人从运动家成为学者，也有很多人既是运动家又是学者。但随着性别研究的制度化，运动家和学者之间出现了鸿沟。你必须有学历才能在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就无法成为一名学者。日中韩都是学历社会，大家注重海外，特别是在欧美留学的经历。要想在本国的大学教书，就必须在国外获得学位。那些拥有留学经历并取得学位的人，比始终在日本国内学习的人更有优势。这样一来，那些对日本本土情况不甚了解，但在国外学习过的学术精英反而可以在日本获得教席。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
新京报：是的，当然。也有一些高校教师是从中国的名校毕业的。
上野千鹤子：韩国最顶尖的学府是国立首尔大学。但据说即使你从那里毕业，你也不可能成为这所大学的老师。
日本在语言上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相较中国、韩国来说，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只是，如果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就当不了大学老师，只有就读名校的女生精英才能成为下一代的性别研究者。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她们在做很伟大的研究，但我认为，这样会扩大运动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距离。
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wan（women'sactionnetwork）网站里，有一个“女性学/性别研究博士论文数据库”（r.jp/general/category/女性学ジェンダー研究博士論文データベー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已有多少积累与增加，研究主题和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总体来讲，如今研究者的层次和水平都在提高。
女性的变化令人惊喜，男性的变化却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你在《厌女》这本书中深入剖析了弥散于日本社会中的厌女症，同时，你也在书中提到，厌女症不只是男人才有，女人也会染上。自《厌女》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它已经成为人们解析当下文化现象的“圣经”。厌女症的确无处不在。我很好奇，就你这几年的观察来看，日本社会的厌女症有哪些新的变体与表现？
上野千鹤子：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时代变了，针对厌女症的各种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揭发、抗议、签名等运动，参与者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同时，这些运动大多以线上形式展开，降低了参与门槛。无论是名人，还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都可以随机发起网上签名，取得成果的也有不少。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年青一代的女性对各类厌女现象不再容忍，也不再忍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前任会长、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辞职事件。他当时说了一句歧视女性的话，结果被迫辞职了。这说明，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如果他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也有可能踩上地雷把自己“炸死”。
关于森喜朗被迫辞职，有些人说是因为外部（海外）的压力，但比起外部，日本国内女性的抗议更为激烈，他这才不得不辞职。这是一个日本女性取得成功的故事。
另一方面，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如今，日本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类男性针对女性主义的恶意评论，日语里称它们为“狗屎回复”（kuso-reply），在中文里叫什么呢？
新京报：中文里比较笼统的讲法可能是“键盘侠”，但也不太准确，更贴切的说法，可能是“男权”言论。
上野千鹤子：这种男性的攻击性不仅出现在互联网上，还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最近发生的小田急捅杀女性案，就是一种厌女谋杀。杀人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杀害理由竟然是他无法原谅那些表情看起来幸福的女人。男性的这种变化很可怕。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新京报：随着#metoo运动的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思潮）。能分享一下你对日本#metoo的观察吗？它与之前几次的本土女性主义运动相比，有哪些变化？又暴露了哪些问题？
上野千鹤子：在#metoo运动的这几年里，我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有日本的也有外国的，他们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metoo如火如荼，但日本却悄无声息，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完全是罔顾事实”。事实上，#metoo运动在日本各地广泛开展，很多人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是报纸没有报道。所以认为不存在#metoo，是你们的原因，是你们既没有来采访，也没有进行报道。
一般认为，#metoo运动是从美国开始的，但在#metoo运动之前，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黑箱事件”，这个事件大大推动了性暴力的受害者站出来揭发性暴力的恶行。“黑箱事件”的主角、同时也是以此为题材撰写的《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伊藤诗织，她现在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她说性暴力是一种犯罪，是一种只要受害者保持沉默，就会被当作没有发生过的犯罪行为。为此，伊藤女士，一个勇敢的女人，将自己的名字和面孔公布于众，揭露这一恶行。
新京报：《黑箱》也在中国出版了，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上野千鹤子：其实在#metoo运动之前，她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支持伊藤女士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运动不断扩大。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财务省福田次官事件”，一名女记者遭到政府高官（财务省事务次官福田淳一）的性骚扰；虽然这名受害者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女性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慨。此后，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被曝光，女性再次被激怒。再后来，就是“冈崎判决书事件”，法官竟然判决一名强奸女儿的禽兽无罪！女儿从十三岁起就一直被亲生父亲强奸……十九岁的时候女儿告发了他，而法院竟然判父亲无罪。日本刑法规定，只有受害人处于“无法反抗的状态”，比如被刀具威胁的极端状况下，强制猥亵罪才成立。如果受害人能够抵抗却没有抵抗，那么加害人的罪名就不成立。所以法官声称，无法认定该女孩处于无法抵抗的状态，“都十九岁了，如果不愿意，可以逃走啊”。简直骇人听闻。这次判决又一次激起人们的怒火。此后，抗议性暴力的静默示威活动开始在日本各地蔓延开。
不仅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在其他地方，草根女性主义者同样很积极，她们常常手持鲜花安静地站着抗议。有的人开始将之前自己从未宣之于口的受害经历讲述出来。现在这类“鲜花示威运动”依然在全国各地进行着。就这样，频发的性暴力事件之下，女性们的愤怒被不断挑起，运动不断扩散，此后还与要求政府修改刑法的运动联结在一起。
另一个运动也值得关注——#kutoo运动，同样由女性匿名在线发起，这次运动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签名支持。在她们的努力抗争下，一些公司决定不再强迫妇女穿高跟鞋。她们成功了。就这样，不同的运动一点点蔓延开来。这些运动一起构成了日本的#metoo运动。
总之，虽然#metoo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它在世界各地同时爆发，但日本有自己的运动轨迹，所以，日本的#metoo运动并不是外来的，它在日本本土扩散得很广。#metoo运动之所以能在日本扩散开来，一方面是因为主力军是年青一代，另一方面是因为线上运动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当然，网络也有负面作用，比如伊藤诗织遭到了网上的许多恶毒攻击，说伊藤是骗子，是她主动引诱男人的，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作为新手段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且熟练操作网络的新一代女性已经登场，这是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最新变化。
新京报：这真的是来自邻国的共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站在一起，在社交媒体上说出自己的经历，抗议性暴力，积极推动相关的法律建设。当然，过程中也会面对不少恶毒的攻击与不完美受害者的指控，但就女性群体内部而言，大家对于不存在完美受害者这点有了明确的共识，也积极地实践着姐妹互助的情谊。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日本女性主义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新京报：你提到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我想起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你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女性主义运动成果并没有延续到更年轻的一代。在你看来，断裂/未能传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传承这些抗争的遗产？
上野千鹤子：当我问现在的年轻人，你是从哪里得知女性主义的？他们回答我说，是通过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的演讲，还有人说是从韩国学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年轻女性是从外国学到女性主义的。我当时很失望，我说日本也有女性主义。
之所以未能延续，我想是因为传承人的断层。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结婚和生育的女性作为地方上的草根女性主义者，成为各地女性活动中心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的日本妇女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她们或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或是做做兼职的主妇。她们只能在下午五点钟之前待在外面，之后要回家做家务，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前的女人”；而年轻的职场女性只有五点钟之后才能下班，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后的女人”。这两类女性群体错身而过，没有时间上的交集，也无法在某个地点相遇，她们完全是轮流地出现在社会空间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日本各地的女性活动中心都非常活跃，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设立女性活动中心，因为当时经济很景气，而且如果地方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女性活动中心，会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说明负责人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于是，地方政府与地方草根女性主义者迎来了蜜月期。
蜜月期的顶点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年在北京郊外举办了非政府人士参加的ngo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妇女参加了该论坛，其中六千人是日本女性，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大家去中国很方便，又对中国很感兴趣。我是自费去的，但这六千人中很多是地方政府出的资。不过那是最后的高峰，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倒退。
当时这些去北京参会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而在同时期，日本职业女性的比例已经大幅增加，但这些年轻的职场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没有交集，导致前一代的实践经验无法传递给年青一代（比如与我对谈的田房女士）。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是电视时代，作为男权媒体的电视在综艺节目中经常嘲弄取笑女性主义者，试图告诉女性，如果她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被欺负，就会遭到可怕的对待。正是这种对于若与男人为敌就会吃亏的恐惧，使她们放弃了抵抗。我认为，当时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负面认知也影响了女性解放运动之后的一代人。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因为“慰安妇”问题，日本对于女性运动的支持开始出现巨大倒退。1995年，日本政府带着女性亚洲和平基金（又称国民基金）去北京参加了妇女大会，该基金源于一个模糊官民立场的构想：由民间募集资金赔偿给受害的原“慰安妇”，其间产生的事务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可是没想到，第二年，一个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团体诞生了，他们开始篡改历史，要将“慰安妇”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同时，日本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地方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再也负担不起女性运动的经费。二十一世纪初，倒退进一步加剧，女性主义者被指责为破坏家庭、破坏文化传统，遭到无数攻击。
近年的女性主义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她们不知道之前的女性主义者遭受过怎样的抨击。与此同时，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出生率的下降，也就是“少子化”现象，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被精心抚养长大。因此，受到宠爱、在男女混合学校长大的女孩，觉得自己不应当遭到不公的待遇，所以她们决定不再忍耐。我认为这里也有代际变化的影响。
那个时代有不少女性主义者试图和日本1970年出现的较为激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划清界限。——译者注
组织票，指在选举中，某个团体集中投给某个特定政党或候选人的票。——译者注
上野千鹤子曾就此发表评论文章，参见r.jp/article/show/9429。——译者注
#kutoo借鉴自#metoo，自带一种女权抗争的意味。同时，kutoo和日语读音的“鞋子”（靴くつ）很像，又与“苦痛”（くつう）读音相近，是一个将高跟鞋和痛苦联系起来的双关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