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学术生涯的三个思想来源
新京报：在女性学者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不少中国的女性学者。不少受访者反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她们重新思考性别平等的指路人，甚至由此走上了性别研究的道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哪些学者的研究对你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克希尔德：没有人逼迫我研究女性的生活，我就是想研究和评估这些问题，并在需要时改变用于理解女性生活的概念。当然，西蒙·德·波伏娃强调性别的中心地位，她的学说影响了我。除此之外，我也借用了c.赖特·米尔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全面论述，以及欧文·戈夫曼另类、大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是影响我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思想来源。
西蒙·德·波伏娃，我钦佩她大胆地主张“性别至上”。后来，我开始发现她对人类理想的观点过于以男性为导向。在我看来，她想让女性“达到”男性的标准。这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达到男性的标准，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显现？
欧文·戈夫曼，我钦佩他的敏锐观察力和用于冒险的精神——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这几本书中。后来我开始想更多地关注情感，以及作为呈现纯粹感情的基础的情感管理。
其他（影响我的）人还包括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还有南希·乔多罗（nancychodorow）、巴瑞·索恩（barriethorne）的研究，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在此之后，女权主义的后续发展也影响了我，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阶级至上”的女权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性别至上”的女权主义）的争论，生态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等，肯定还有更多！
新京报：从1973年发表首部著作以来，你研究的话题非常丰富，但似乎总是跟随着时代的韵律，试图回答时代更迭中不断涌现的新困惑。在如此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否有一条贯穿你所有研究的主线？
霍克希尔德：我的研究总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共情和理解，尝试从另一个人的头脑和内心想象这个世界的样子。另一条是观察一个特定的家庭、工作社区或地域现在的样子，同时想象在理想情况下它可能会是怎样的。有些人认为我的这种研究本质上是一条“理想主义者”的研究道路，但实际上它只是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如果世界可以变得更好，那它可能会是怎样的？
新京报：很多读者读你的文字，都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尽管你采用了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你完成的作品却没有很重的“学究气”。相反，你讲述的很多故事不仅有趣，往往还很打动人心。在写作技巧上，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如何平衡学术写作和面向大众的写作？
霍克希尔德：我的确有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有时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学者们只是为彼此而写作，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学术圈里很多聪明的人，但有时为了某些绝妙观点和想法，他们会迷失方向。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公众。
面向大众的写作，意味着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关闭你内心的“警报系统”，暂停自我意识。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并不认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人的感受和内心想法，因为是周遭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正如他们塑造了环境一样。
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做的不是记录自己学到的东西，而是以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写作，以便将我所学转化为普通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我试图向公众传达保守派群体的愤怒、失望和耻辱感，在我看来他们是被抛弃的精英，美国的蓝领阶层和底部中产阶层正在减少，全球化进程对他们并不友好，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同时这些失败者的精英固执己见，成为特朗普的追随者。我想了解这个群体，但我必须将我发现的东西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语言。
从家庭到工作：职场妈妈的双重负担
新京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在中国最新出版，并引起大量关注的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9年，是你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你在这本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追踪研究。有趣的是，尽管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距离，《职场妈妈不下班》2021年被译介到中国后，仍然激起了很多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共鸣。你当初开始研究并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霍克希尔德：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时也是一名年轻的母亲。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长这两件事可以顺利地并进。但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此外，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美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停滞不前的革命”（astalledrevolution）。在今天，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女性在外工作，大多数孩子成长在父母都要在外工作的家庭之中，而市场上几乎一半的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男性工资正在下降，服务行业正在不断扩张，大量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来弥补这些空缺。
社会的经济走向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的文化走向也鼓励她们这么做。但与此同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发生改变，很少男性会认为，能够做到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需求、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好男人。因此，女性在外的工作环境、返家后的家庭环境都没有改善，工作安排上没有灵活性，没有探亲假，也没有形成提供托儿服务的普遍文化。这些制度还没有适应女性不断变化的社会角色。我非常想要探究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便我们能够解决正在不断产生的社会和家庭冲突。
通过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我试图说明，一个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会影响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达心中的爱，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为个体如何走出职场妈妈的困境。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性别认知以及工作场所的结构也需要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而转变。我们探索了这么久，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新京报：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之后，你没有就此止步，并且进一步深入探索家庭—工作的二元危机。在1997年出版的《时间困境》中，你提出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家庭和工作的角色已经被颠倒了过来，很多人回家后仍然在工作，又在工作场所完成家庭生活中的任务。二十多年后，你描述的这种现象有发生变化吗？
霍克希尔德：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劈成两半。“家成了工作场所，工作变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层的20%或30%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住在美国的计算机中心——硅谷海湾的另一边。这里聚集了谷歌、facebook、苹果等大公司的总部。许多员工在公司吃早餐和午餐，然后将预先准备好的晚餐装在饭盒中带回家。他们在公司里锻炼身体。在某些工作场所，员工还可以将需要干洗的衣物带到公司，下班后再将其取走。有些人会在每天上班时喂养寄放在公司的热带鱼。你所有的同事成了你的“邻居”，他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邻居”都去上班了。
这种减少“第二轮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独忽略一件事：孩子们去哪里了？老人去哪里了？当你的同事们开始寻找新工作时，你所生活的社区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如果一名员工被解雇了，这位失业员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会像纸牌效应一样彻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对于底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来说，工作职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处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不能确定自己每个月都能拿到全额薪水，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在“第二轮班”中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劳动力的上层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严重失衡，而劳动力的下层则对实现这种平衡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