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的“局外人”到社会学的“局外人”
新京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女性学者还是寥寥无几。作为一名女性，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早年经历影响了你，并最终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霍克希尔德：年少时，我就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力所能及地让社会变得更好。现在回想，这种观念来自母亲对我的影响。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但她一直相信，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工作和事业。某种意义上，我正在实现母亲的梦想。
而我最终会成为一名社会学者，与我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的父亲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加纳、新西兰等国的外交官。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的家庭不时变更居住地，我的童年就流转在异国社会之中。
作为一个孩子，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于周遭环境，生活就会变得困难。十二岁时，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国家，语言完全不通，也没有朋友，我的个子又高，穿着一双看起来很滑稽的牛津鞋——我在那里格格不入。身边的人不跟我说话，他们总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位异乡人，这样的经历很难不成为我童年中的痛苦回忆。
对于那么小的我来说，我的不适应是难以想象的，但随着慢慢长大，我发现了这种身份的隐藏优势：观察社会的“第三只眼”。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早年经历，我得以逐渐将它们转化为一种“局外人”的观察视角。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而我自己仅仅来自一个小村庄。作为一个局外人，当我不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伤时，我就找到了一种几乎从外部视角观察自我的方式，这种视角最终帮助我成了一名社会学者。所以，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不要马上就放弃。
新京报：上世纪六十年代，你刚进入大学。当时，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反文化运动。现在津津乐道的“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都诞生和活跃于那个时期。当时美国西海岸的校园文化是什么样的？这场叛逆的、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霍克希尔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城市学生发起，伴随着新观念的不断涌现，这一运动的余波在美国文化中持续了二十年。1962年，我初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周围弥漫着令人兴奋的空气。这是因为加州伯克利是当时社会抗争运动的核心地带，包括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之后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这里都是重镇。对一些人而言，这里也是嬉皮士和“重返大地”运动（back-to-the-landmovements）的核心地带。我参与了三场社会抗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和女权运动。
我记得在我刚到校园的第一个月——1962年10月，一千名学生聚集在加州伯克利一个名叫史普罗广场（sproulhall）的大型公共空间。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处于紧张的对峙僵局，那场对峙一直持续了十三天。华盛顿与莫斯科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在离美国海岸九十英里（的古巴）安置苏联核导弹。在听完演讲者的发言后，听众分散成了二十几个围在一起的圈子，都在讨论美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学识渊博、思路谨严，他们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我意识到，我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
1964年，我前往美国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之夏”运动（freedomsummer）。这个活动旨在帮助美国南部的黑人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更好的教育，当时有近一千名来自北部和西部的白人学生前往支援。我曾担任“自由学校教师”（freedomschoolteacher），后来又在北卡罗来纳州塞达利亚的一所黑人学校任教。等我回到伯克利时，桌上放着如何帮助美国南部黑人的小册子。大学明令禁止校内进行这类“政治”活动，学生们则以“言论自由”为由反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言论自由运动就此诞生了。
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氛围总体上是开放的、探索性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大学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其他反文化社会运动正在同步兴起和发展，这当中还有嬉皮士运动，但我们并未参与其中。
深入当时的学院女权运动：每一个社会学概念都值得重新探索
新京报：我们知道，自1963年开始，美国女权运动逐渐形成规模。如今回顾历史，很多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第二股浪潮。在这场女权运动中，你做了哪些事情，看到了怎样的变化？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哪些回忆仍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克希尔德：我从五岁开始就自认为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中，我也积极地投身于女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