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对于工作的种类给个人情感带来的不同影响，你还做过细化研究。在1983年出版的《心灵的整饰》中，你首次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labor），这个概念时至今日仍然被很多研究人士引用和借鉴。哪些类型的工作属于情感劳动？为什么说这类工作的特殊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霍克希尔德：当你外出工作时，你的行为通常被理解成一种经济行为，即你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一种经济视角，但实际上，社会中还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即我所称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需要工作者整饰私人的情感，包括唤起正确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当的情感。这类工作包括了教师、记者、医生、护士、日托、老人护理、工人、律师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员，当小孩子对你厌烦生气、撒泼打滚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善于整饰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应因何产生，并用合适的方式安抚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当乘客因为找不见行李而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职业态度，向乘客表达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们这就寻找您的行李。”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情感劳动就是一类在接受他人愤怒甚至不受欢迎的关注之时进行的工作。
我在《心灵的整饰》中特意区分了这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区别，并期待情感劳动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赞赏。为此，我采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者。有一些类型的工作会激发顾客对优质服务的需求，你通过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让顾客得到他们想要的。从事这类情感劳动时，你需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友善，顾客才愿意接受你的服务；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情感劳动，比如收账员，他们的工作是让你为刚刚买下的东西或服务买单。为了达成这类工作的目标，有时你不得不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吝啬刻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介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它们都需要你在从事工作时唤起正确的情感。这些都是情感劳动的成本，公众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这类工作的特殊性，并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褒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既依赖情感劳动，又不能滥用它。
女性主义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新京报：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社会上女性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最近几年的女权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霍克希尔德：这场性别革命在我看来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听到的是第一种声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权利。但要我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在一些传统观念上挣扎，我们应该推进第二种价值观，这也是女性主义最原本的含义。
新京报：你指出的这两种女性主义价值观，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推进第二种价值观会促进第一种价值观的实现吗？
霍克希尔德：对我来说，女权主义的两个目标——平等和照料伦理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需要问的是：“在什么方面上的平等？面向谁的平等？”在一个尊重“斗士”（warrior）的社会中，性别平等的理念赋予了女性作为平等的斗士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个地球面临污染的社会中，平等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在同样地污染地球。因此，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平等和照料伦理。我们需要用两只眼睛来看，用两只耳朵来听，我们可以同时顾及平等理念和社会理想。
我想分享我的一篇演讲《男性职业的运作机制》（insidetheclockworkofmalecareers）的最后一段，这篇演讲论文于2003年重印，但它仍代表了我现在的观点：
回顾过去二十五年以来的整体（美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已经通过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所描述的“通过融合进行抵抗”的过程，进入了美国生活的主流。美国文化融合了女性主义运动中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部分，但它抵制了女性主义其余的内容，它融合了女性主义强调的同工同酬和多元化理念，但没有对女性想要参与的制度性优先事项提出过任何挑战。在我看来，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听见美国社会撕裂的“深层故事”
新京报：2016年的《故土的陌生人》是你最新的著作，很多中国读者是由此认识你的，这本书也入选了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故土的陌生人》写于2016年特朗普上台执政时期，这本相较之前关注家庭和工作的著作，在话题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你为何会选择美国政治的研究？研究政治情感和家庭—工作情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霍克希尔德：选择政治话题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尝试。关注个人生活、冲突和情感，这延续了我一贯的学术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就《故土的陌生人》而言，“深层故事”和“同理心之桥”（empathybridge）对我来说是全新且重要的思考。
2020年，《故土的陌生人》被评选为“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我在答谢词中曾讲述了《故土的陌生人》的写作初衷：
我和许多公民一样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读到了一些关于美国极右翼茶党崛起的书籍。那时，我突然察觉到，一场令人不安的政治运动要开始了。这场政治运动可能会威胁到我所珍视的许多价值观和我毕生奋斗的目标——消除气候变化的威胁、消除贫困、致力于种族和性别公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对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我意识到，我远距离地了解这场政治运动是不够深入的。首先，我得先了解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的人是怎么想的。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理解这场政治运动。
所以，在我的调研过程中，我把我在情感社会学里的研究经验作为观察的内在视角。在问题意识上，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深深启发了我。到调研地后，我会去思考，我所结交的新朋友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怎么样才能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在我与他们深度访谈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是否可以用所谓“深层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他们日渐挣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像美国的经济系统对某些工作所形成的需求一样，美国的政治系统本身是否同样创造出了一种我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labor）的需求？在我与新朋友们交谈完，整理采访记录时，这些问题就从我脑袋里蹦了出来。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在我脑海中孕育成熟后，就被我写进了书里。
新京报：《故土的陌生人》从特朗普支持者的深层情感出发，解释了这几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原因。自拜登当选总统之后，有些评论人士说，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你的观察，美国社会的冲突和撕裂有缓和的趋势吗？阅读《故土的陌生人》，对美国以外的普通读者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霍克希尔德：美国政治依然让我感到沮丧。“故土的陌生人”与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正在撕裂，我仍然对此感到担忧。在社会阶层、生活地域、肤色种族等各个方面，“同理心之桥”越来越少了。我们需要跨越这些差异搭建它，但此时此刻我并不觉得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前进。在我个人看来，拜登总统正在提出许多可以帮助到所有人的举措，并且他认为政府是一个应该帮助所有人的机构。然而，我不认为另一边的群体听到了这些声音。
正如我在《故土的陌生人》答谢词中所说的，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普通读者：
如果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时，能够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点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分歧点。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只要失去了什么——无论是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还是失去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或气候环境——那个人就会有许多痛苦。面对痛苦，人们总希望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启发全人类，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拥有同理心，去试图探索和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深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