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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学思历程、性别身份与学术写作(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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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攻读硕博士学位,同时担任教导员。我注意到,很多女性硕博研究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后就辍学了。我与十几个社会学硕博士研究生朋友组织了一个“加州伯克利女性核心小组”(berkeleywomen'scaucus),定期在我住所附近的公寓举办讨论会。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围成一圈,喝着咖啡,吃着蛋糕,互相交流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询问在座的各位:大家有没有遇到困难?每位成员都很礼貌,“没,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结束了会议,并且以为大多数人对这类话题没有多大兴趣。然而,没有人离开。她们两三人一组聚集在一起,对话一下子就打开了,她们说出了那些她们在大群体中不能说的话。讨论着讨论着,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疑惑:为什么我们中的这么多人会(在求学过程中)感到沮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社会学系的学生开始探索社会学中的每一个核心概念。在定义“社会流动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父亲和儿子的薪资差距。但是,叙述中的女性在哪里?在工作社会学中,我们发问,什么才是“工作”?是否只有能让我们赚钱的才算是工作?家务劳动算不算?对有偿工作而言,为什么被追踪调查的女性都在这些领域,而男性都在另外一些领域?在宗教社会学中,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相关等级制问题又在哪里?女性能否以传达“圣洁”的方式执行“圣礼”?种族如何影响不同性别的人群?现实中,我们同学当中的有色人种又在哪里?在社会心理学中,女性被认为是更“情绪化”的性别,针对与女性关联更紧密的“情感”的研究在哪里?这成了我后来的研究重点——情感劳动,这是一项在高速发展、女性从业人员占多数的服务业中的工作。(这种思路引导我在《心灵的整饰》这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空乘人员和收账员。)

新京报:就你当时的观察,类似的现象是否还发生在别的学科里?

霍克希尔德:我们发现,不仅我们社会学系的女生每周开会讨论这些议题,人类学系和历史系的女生也在做这件事,这不仅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且同时发生在美国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于是,我们开始举行全国性会议,以便不同小组之间可以交流经验。

1969年,我在transaction杂志上编辑了一份关于女性议题的特刊,其中包括了对于女性角色方方面面的讨论文章,这是我们小组热烈讨论后的成果。作为年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研究生,我们非常激动,因为这是这家杂志首次刊登讨论这类议题的相关文章。但是当杂志寄过来时,我们发现封面竟是一张女性的大图:她跪着、裸体、沉思中、非常脆弱,(没有暴露私处),低着头。我们非常愤怒。我打电话给杂志编辑表示抗议,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也加入了,总共有几十个人。一周之后,疲惫不堪的出版方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道歉并停止乱咬人”(toapologizeand“calloffyourdogs”),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出版方刊登了一份致歉声明。

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新京报:女性核心小组后来怎么样了?离开校园之后,你是如何成为一名社会学者的?

霍克希尔德:在杂志致歉事件之后,从研究生课程中退学的女性开始减少了,一位做量化研究的小组成员追踪了这项数据。尽管如此,从1962年到1971年,美国仍然没有给女性学者提供相应的职业晋升阶梯(比如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终身教席)。我在其他学校教了两年书之后,受邀成为自1913年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专业的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当时校报《每日加州》(thedailycalifornia)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学系聘用了女性学者”。

新京报:这种女性身份是否给你带来了额外的困扰?能不能和读者分享你在职场中遇到过的“看不见的阻力”?

霍克希尔德:作为一名女性,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容易吗?我想说,这一点都不容易。当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时,整个系所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留校任教之时,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当时我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获得额外的时间,既可以从事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有足够的闲余时间抚养孩子,陪伴家人。一开始,学校的回复是这样行不通。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单独为你提供这项“特权”,因为你是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非常少,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改变。我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权”应当同样适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应由女性独自承担,职场中的男性也需要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人的观念。

就这样,我在这所学校得到了一份工作,并且非常幸运地在努力争取之后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为此继续努力,帮助社会上更多的女性可以和我一样享受到这份“特权”,实际上这是我们应得的。为了实现这一步,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仍然需要一场性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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