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善”，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众多微不足道的行为。
而你我发现生活中一些境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悲惨，一半也得益于那些默默无闻却认真生活，之后长眠于无人凭吊的墓碑之下的人。
——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
我非常珍惜我在纽约哈德逊河谷度过的郊区生活，我也深知自己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来源于这里低调的景致：我家窗外就是一片黑色的刺槐树林；每至盛夏，马路对面的湿地里就会长满香蒲和紫色马鞭草；远处的山脊在天际的映衬下显出连绵不绝的轮廓。但我打心底明白，没有哪里能比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更适合迎来新的一天了。在以前那些需要乘火车通勤的清晨里，我只能被交通高峰期的人流推着穿过车站的大厅。每当此时，我都会感觉完全失去了自我，却又因此获得一种奇怪的慰藉。
中央火车站的穹顶高达110英尺，金色的星座彩绘装饰其上，整体色调如同真正的星空般深邃，据说模拟的是地中海南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的星座排布。然而，穹顶上的遥远群星与地面上450英尺的站台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这里每天有75万人精神抖擞地穿行而过，无一不保持着对人生的方向感和热情。现场无人指挥次序，也不存在什么高等智慧或超级生命体在幕后掌控一切——这里有的只是令人惊叹的社会同质性。
尽管每天都得随着通勤人潮穿过大理石走廊，我竟很少在其中遇到熟人。相反，火车站里的人们像是集体加入了一场即兴舞蹈，步速时而加快，时而放缓，与周围的乘客保持一致。我敢说，每天早晨的通勤时间对每个上班族而言都可谓一段振奋精神的经历。它提醒我们，社会凝聚力已经让我们成为这个有序集体的一分子。无论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会经历怎样的困扰与摩擦，在早上的短短几分钟里，我们完全有可能作为这汹涌人潮中的一员穿越这个世界。我们在事物中的地位因此被改变了。1913年，随着工业化运输系统兴起、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中央火车站正式竣工。这座车站对人群的包容力有目共睹，打破了人们之前对公共交通枢纽混乱嘈杂、充满威胁且不可管理的负面印象。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对车站乘客的自发合作进行研究，但在如天空般蔚蓝的穹顶之下，宏伟的主站台尤其具有新兴大都市建筑内部公共广场该有的派头。这块文明之地不仅用来容纳大量乘客，还见证了人群自发的秩序的形成。
《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曾刊登一篇名为《为人群增色》（makingthecrowdbeautiful）的评论文章，详细地阐述了“人山人海”的概念。在文章中，作者杰拉尔德·斯坦利·李（geraldstanleylee）对所谓的“群体文明”大加赞颂，并向人类所拥有的能做出某种集体行为的潜能致敬。他认为，使群体的和谐达到最大限度的不是别的，正是艺术。他还激动地将现代管弦乐队称为“声音汇集而成的共和国，众多融为一体的无形精神”，钢筋铸就的城市建筑是“群体的杰作，既浩瀚又不失数字的精确性”。还有留声机，“能够赋予一个人一千种声音，使他能够同时向一千个人群唱出一千首歌曲”。在谈及布鲁克林大桥时，李表示，“这座桥旨在将数百万人会聚在一起”，堪称现代智慧的象征。
在李对群体充满溢美之词的那个年代，全球人口总量大约只有15亿。120年后的今天，全球人口增至近75亿，针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已然发展成一门科学。“群体智能”（swarmintelligence）研究的正是动物集体行为，研究对象如蚁群、椋鸟、洄游的鱼群，当然，还有人类。物理学、行为科学以及工程学领域通力合作，开始研究起人群与我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协作本能。视频科技与计算机建模技术允许我们追踪并记录人群的自组织动力学原理以及流体运动现象，临时形成的人群也可以井然有序。尽管不像李的文章一样热情洋溢，但定量数据已经模拟出人群在哪些事先安排好的情况下可以自发形成秩序。身处人群之中，我们会同时注意到周围人流的密度和方向，并试图尽可能高效地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如同燕子、鲱鱼和蚂蚁，我们在集体行为上遵循的本能规则几乎与其他动物无异：我们对周围其他同类的存在保持敏感，既希望避开他们，又希望与他们建立联结关系，并因与大家保持步调一致而感到舒适。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与他人建立的联结都是可持续的。迈克尔·洛克伍德（michaellockwood）是populous跨国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他所就职的这家公司专门设计适合大量人群聚集的场所，如体育馆、竞技场、市政建筑和会展中心等。洛克伍德告诉我，纽约中央火车站可谓抓住了人群聚集场所的设计精髓，这是一个兼具秩序与活力的地方，能使人感到身心愉悦。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成千上万人同时各奔东西，到达他们需要前往的地方，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颇具原始性的事件。即便遭遇了十分残酷的个人生活，我们也能在集体生活中获得慰藉。集体生活就像一张安全网，用团结的力量为我们加油打气。集结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成千上万人通力合作的结果。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依靠他人的热望。
洛克伍德熟知人类在集体中的行为学心理。他表示，与许多人同在一起时，人们愿意暂时搁置个人分歧。正因如此，我们常在球赛上看见一幕幕团结而感人的场景。
全力以赴的人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欣赏。当你身处一项大型赛事之中且对自己所支持的队伍具有强烈的荣誉感时，集体的魔力自会出现。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令人感到安心。此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甘愿融入集体。由于集体中的所有人正在共同经历某事，因此当你觉得身心舒畅时，其他人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愿意帮助别人找到座位。在观看赛事的过程中，所有人的任何情绪都是共享的，这就是人们愿意互相帮助的原因。
除赛事外，在其他场合也正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人际共鸣。2016年，一名记者向公众宣布自己还拥有另一重身份——笔名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ferrante）的作家。不料，此举招来其忠实书迷的强烈反感。费兰特断言：“（我所著的）小说比（我）本人名气更大。”此话不假，而且得到了她的读者们的证实。对于费兰特在媒体上的公开宣告，她的读者群中几乎无人响应。相反，他们谴责这名自称“费兰特本人”的记者不尊重费兰特的匿名性——正是这种匿名性赋予了费兰特创作的权利，是她的精神食粮。换言之，费兰特的读者群体更愿意继续维持费兰特的匿名状态。在他们看来，这就好比作家与读者之间签订的一份密约。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费兰特的神秘身份已成了阅读其小说的乐趣所在，是全部阅读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与读者对彼此一无所知，共享的只有虚构的故事情节。费兰特的读者之所以深感愤怒，或许是因为其真身的曝光无异于践踏了费兰特给他们的礼物：在人们看似无止境地追逐自我推销与曝光的文化氛围中，作者以匿名的方式营造出一种神秘感，使人得以在虚构的故事中享受片刻的静默与安宁。
费兰特本人后来公开表示，自己出书时的本意并非匿名（毕竟每本书的结尾处一直都有她本人的落款），她只是想创造出一种“无关作者身份”的状态。据她本人解释，由于注意到媒体时常追捧知名作者创作的水准平庸的作品，却长期忽视其他高质量文学作品的现象，她希望借助一个隐匿的作者身份向媒体的做法发起挑战。“我最看重的是保护充满无尽可能性的创作空间，其中也包括技术所占的那部分。”费兰特在公开身份后表示，“如果一系列作品自始至终缺少一个真实的作者身份，就会对作者本人的写作方式造成影响，而这种方式是我乐于继续探索的。”
这世上欣赏匿名之美的并非费兰特一人。我的建筑师朋友艾伦擅长木工，自家的家具全部出自他本人之手。他还开了一家店，店里摆着一部车床，他经常用它来加工虎槭木、胡桃木和白橡木，把它们制成各种各样的沙拉碗。在他的作品中，最大号的是一只浅口木碗，足有3英尺宽，可盛放的莴苣块足以喂饱来家里做客的泰坦巨神。但其他的碗就没那么大，而且全被艾伦赠给了朋友。这些碗有着优美的线条，在木头表面纹路的干扰下被扭曲、放大，有时还会与木头表面随机产生的裂缝相交缠。尽管它们很有艺术性，但对于自己制作的每一只碗，艾伦都没想在上面署上个人签名。他说：“一想到朋友们和他们的家人用着这些碗，我就非常开心。”这些碗将代代相传，哪怕朋友的子女、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并不知晓它们的来历。艾伦确信，这些碗还是保持来历不明的状态比较好。也许，许多代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围坐于餐桌前，由此建立的日常家庭传统将使这些碗变成与众不同的独立个体。又或者，在艾伦制作这些碗的过程中，他的指纹其实已经渗进了每一条木头纹路里。无论如何，关于原创者身份、品牌效应和个人声望等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观念，在这里已经变得过时。
柳宗悦（soetsuyanagi）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民艺大师，提倡发展“大隐隐于世”的民间艺术。在1972年出版的《不具名的匠人》（theunknowncraftsman）一书中，他将艺术家隐藏身份的行为列入使艺术品增色的要素之一。其他要素还包括艺术品的实用性、匠人的制作手法、造型的简洁性、合理的价格及带有地方传统特色等。正是身份的匿名性使人们对艺术品的关注点从艺术家转移到使用者身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品注入了更高的价值与意义。当然，这套评价标准既适用于所有家庭小作坊式的木制、黏土、纺织与金属手工艺品，也适用于包括锅碗瓢盆在内的实用器皿，还适用于居家生活中如桌子、椅子、刀具、铰链和被子等各类必需品。它们正是在匠人的手中才具备了形体、线条与完整性。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很多都不为人知，但它们的客观存在分明源自几个世纪以来匠人们的共同努力。奇怪的是，这些艺术品之所以充满人性，或许正是因为那些使其诞生于世的艺术家也让自己的身份保持着“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