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在看着自己拍摄的照片时，我从未看见自己的影子。
这些照片不是我的自画像。有时，我是真的消失了。
——辛迪·舍曼（cindysherman）
不久前，一个高中同学给我发来邮件，还附上了一张毕业时拍的老照片。出于人之常情，怀念、欣喜、好奇和惊讶等情绪一股脑地向我涌来。我开始回想，照片上那个春天的早晨，那些身穿白裙、列队站在小教堂前台阶上的60朵花儿都分别是谁呢？其中一些人直接注视着照相机镜头，一些人开怀大笑，还有一些人好像心不在焉，眼睛看向别处，头发在风中飘扬。甚至还有一个女同学掉转身体，整个人完全背对着镜头。
当然，我也在照片中找寻着自己的身影。一个留着棕色长发的女孩半边脸庞被遮住，令我不禁好奇这是否就是我本人。另一个女孩别过头去，还有一个女孩的脸几乎看不清楚。我搜寻着自己的身影，在电脑屏幕上将照片放大到像素已然失真的程度。然而，这些抽象的形状依旧没能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最后，我终于回想起来：那天我根本就没有参加拍照！当时的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挣脱高中课业的束缚，拍毕业照这种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纪念方式。作为一个浮躁、叛逆、对一切不屑一顾的青少年，我甚至替自己省略了整个毕业典礼。当时的我或许认为，不参与合影反而能让我更快、更有效地融入这个我渴望的世界。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还能有一次重新合照的机会，我将欣然接受。我意识到，当我们无法在过去的事物中找到自己的存在痕迹时，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心理：有时，我们是如此渴望消失，有时又后悔自己未曾在某个时刻出现过。
即便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当时的我通过逃避拍照这一举动就已感受到这种行为带给人的情感力量。当时的叛逆之举，放在今天或许可以成为某部数字艺术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在场”其实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自我声明。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我或许可以用修图软件将自己放进老照片中，或许可以努力重塑出一场传统的毕业典礼，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对自己当初的缺席漠不关心，因为我知道，这张毕业照会被散布在各大社交网站上。今天，个人身份和形象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已成了人类“视觉文化”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摄影家辛迪·舍曼拍摄的一系列肖像照为人们提供了一本关于现代人奢侈行径的入门指导手册。在这些肖像照中，她是过气影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是《花花公子》杂志内页的写真模特、是小丑、是事业型女强人、是家庭主妇，也是社交名媛。借助化妆、服饰、假体、暗室冲印技术与数字化操作方式，舍曼成功地诠释了塑造个人身份的无限种可能。倘若她希望借此传递出“人可以有多种自我”的讯息，那么她还让我们看到，在自己创造出的多重人格中，她的自我也消失了。
此后，人们对个人身份问题的讨论有增无减。种族、民族和性别上的差异固然存在，但对自我的再塑也已日渐寻常。人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在孩子与成人、同性恋与异性恋、黑人与白人的身份间切换——在这方面，已逝巨星麦克尔·杰克逊堪称标杆。早在凯特琳·詹娜（caitlynjenner）和瑞秋·多尔扎尔（racheldolezal）的那个年代，人们就已越来越能接受这种自我的可塑性。性别身份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性别概念已经过时。性别固然是一种生物学概念，但它亦是一个反映出文化态度与行为的社会学概念。除性别身份外，种族与民族身份的变化也几乎没有障碍。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近7%的成年人带有不止一个种族的血缘关系，预计到2060年，这一比率将提升至21%。然而，基因只是促使个人身份形成的因素之一。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社会趋势研究主任金·帕克（kimparker）所言：“多重种族身份不仅来源于族谱中的亲人，还是个人体验或态度的产物——在得出这一调研结论时，这种认同感让我们大开眼界。”
尽管当代文化如此频繁地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突然改变风向，我们也能从中观察到，似乎我们越敢于承认个人身份的可塑性，就越能找到更多方法来发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并为自己贴上相应的分类标签。电子游戏、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站不仅使我们在替身的世界里纵情遐想，还使我们得以创造出新的自我。2017年，facebook公开承认大约有6000万注册用户并非确有其人，而是基于想象被创造出的身份。“深度换脸”（deepfakes）一词描述的正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科技手段对名人、明星进行虚构创作的现象。从声音、姿势到面部表情均可利用科技手段加以复制，创造出一个让人难辨真假的名人分身。有人将这个复制品作为宣传平台，也有人将其放在成人影片中恶搞。在电子媒体不断向我们放出误导信息的同时，其他一些新式技术正不遗余力地强调着我们那个生物学和基因学意义上的自我。现如今，面部识别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安保、监控领域，智能手机也开始允许凭借人脸特征数值解锁。眼距、鼻梁高度和下颌角等面部特征数值均可以被手机系统测量记录，再与后台面部数据库信息的计算结果进行匹配。生物样本数据采集的正是这类面部特征，可连同指纹、虹膜扫描、耳部轮廓、皮肤类型及肤色、声音识别、心率、激素水平和脑波数据一起用于确认一个人的身份。这类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并不仅限于监控目的。“deepface”是facebook开发出的一款身份识别软件，可综合考虑人的年龄、姿态、肤色及表情等因素，与其自建面部特征数据库进行匹配。哪怕某个人的面部形象模糊，或故意在镜头面前别过头去，其面部特征仍可被准确捕捉。尽管在美国，这项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且常常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被擅自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在现阶段还是易于出现失误的，且应用于白人男性时的正确率要显著高于有色人种女性。亚马逊公司专为执法机构开发出一项名为“rekognition”的面部识别服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曾公开批评这项服务，称其威胁到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尽管存在诸如此类的反对声音，包括“rekognition”在内的各类面部识别技术仍受到美国各大企业的追捧，应用行业从金融、医疗健康、娱乐到市场营销，涵盖范围极广。
然而，人类终究不想被无限制地曝光。随着上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隐私被侵犯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我们越想方设法阻止黑客获取最重要的隐私信息，就越不自觉地泄露出更多个人信息中最最核心的部分。这自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凭什么我们的生物样本数据要落入警方、市场营销人员和商场保安的手中？视觉意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清楚身份的特征，还可以让我们明白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消失的。现代数字媒体或许能帮助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探索个人身份，但由此得出的结论依旧模棱两可：身份的确是可塑的，但自己就是自己。身份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流动的一面。形象上的百变可谓来之不易。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在对各种图像的运用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色彩》（colors）杂志的编辑泰伯·卡曼（tiborkalman）将教皇展示成一名亚洲男子的形象，又将伊丽莎白女王用黑人女性的形象加以替换。
人类在对身份的塑造与解构上好像总有一种强迫症似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出现的年代其实与照相机的一样久远。一直以来，形象总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家族历史，并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在我丈夫收藏的家族照片中，有一张黑白照片被人从中间撕开。其中一边是我婆婆，冲着镜头微笑的她风华正茂，而另一边原本应该是她的丈夫。离婚后，这张照片就被我的婆婆狠狠地撕成了两半。无论是分道扬镳的伴侣、罅隙渐生的双亲，还是日益疏远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如此简单地被从家庭照片中剔除，照片上的裂痕就像人际关系上的伤疤一样残忍。
不过，如今的技术既擅长做加法，也擅长做减法。在大学校友的一次年度聚会上，有些人无法在周末赶到位于佛蒙特州的聚会地点，只能被人用修图软件“放”进合影照片里。尽管姿势略显不自然，但照片中的他们仍旧或“坐在”台阶上，或“靠在”门廊扶手边，尽显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包容精神。如此，我们不仅能想象自己举办了一场全员到齐的集会，还能对此加以佐证。在几年前的那个周末，一个实际上身处纽约的男校友却“现身”于聚会场所的门廊前，摆出向远处某个篮筐投篮的动作。这种魔幻现实主义般的行为将我们长存的友谊融在一起——毫无隔阂地、不可预测地、神秘莫测地消除了地理上的距离，加深了我们对生活的体验。修饰过的照片与消融了自我的自画像，正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常见的象征。1987年，享誉全球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在其辞世前不久用丙烯酸颜料创作了一系列丝网印刷的自画像。画中，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他的脸被涂上了军事迷彩图案。部分色块呈斑驳的绿色与米黄，另一些则是粉色、紫红和蓝绿。这张由奇异色块拼合而成的脸向我们表达出如何在展示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隐匿、不被看见与不为所知。2016年，日本艺术家五木田智央（tomoogokita）发表了一系列黑白色调主题画作。这些作品使人们联想到早期的电影明星与社会名人：穿着居家便服的女性、《花花公子》里的兔女郎、日本艺伎、手绘招贴画上的性感美女、身着晚礼服的名媛、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参加婚礼派对的人们，但其中许多人物的脸都被刻意遮住，看上去就像艺术家不小心将一大滴颜料滴在画布上一样。因此，观众只能从画中人物的衣着、配饰、派头以及周边人物来推测这个人的身份。可以说，画作中的所有要素都已取代了人物的面部特征，而这恰恰是长久以来我们用以辨别彼此的手段。借此，艺术家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人们的身份？
2016年，法国摄影师玛雅·弗洛尔（maiaflore）为《纽约》（newyork）杂志拍摄了一组时尚大片，名为《看不见自己的肖像照》（self-lessportrait）。她既操刀这套大片的摄影创作，又亲自担任模特。照片中的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遮住自己的脸：用闪耀光泽的头发挡住面庞、在镜头前别过头去或是躲在一扇快要关上的门后。弗洛尔并非意在展示一种羞怯的矜持，只是在如今这个监视与伪装无处不在的时代，就连弗洛尔这样的时尚模特也有权保留一点儿隐私。菲律宾摄影师斯蒂芬妮·苏约克（stephaniesyjuco）也在名为《证件照》（applicantphotos）的系列作品中担任自己的模特。这套照片的主体是难民在申请移民或政治庇护的过程中必须提交的个人照。照片中的苏约克裹着各色图案的纺织品，刻意构建出一个个没有面孔的人物形象，既凸显出难民群体在社会中微弱的存在感，又表现出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需求的无奈。而照片中那些颜色鲜艳的纺织品也会使人联想起令人眼花缭乱的伪装术，它们使照片人物的真实身份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会故意显露出对人物身份的误导。在这些照片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悲痛的神秘感，即在难民前往新国家并逐渐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往往也伴随着其旧身份的消亡。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照片，却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担忧。
英国艺术家埃德·阿特金斯（edatkins）利用被称为“表演捕捉”的技术创作肖像照。在创作过程中，他将某剧本分发给100人朗读，并用一款面部识别软件分别记录下这些人的声音、手势和面部表情。接下来，他将这些信息全部下载下来，把这100人提供的所有信息——语音、语调以及面部特征汇集于一名虚拟的男性形象身上。最后，空荡荡的电脑屏幕上浮现出这名男子的头和四肢，鬼魅般的形象仿佛万圣节黑色连体衣小朋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远房怪叔叔。对此，一位评论家写道：
我们看见的身体是一个大杂烩的化身。所有的声音符号与面部表情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使眼前的这个人具有某种普适的特征。正如其他艺术家诉诸纸笔的一样，阿特金斯深入探索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指征，但却剥夺了他们的记忆和熟悉的身体结构。存在与虚无在这具躯体中以终极的形式合二为一。这具被截肢的身体，既提示着我们存在的客观性，又影射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